当时，三边地方部队只有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的两个团，形势非常严峻。在此之前，三边地委曾于3月21日在定边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三边地区的形势，研究行动方略。会议由地委书记高峰主持，地委委员、专员吴志渊，保安处处长赵文献等出席了会议。三边军分区、新十一旅的领导曹又参、杨林、郭宝珊、牛化东、王子庄等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峰书记首先对形势作了分析。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蒋介石与马鸿逵的矛盾，认为马鸿逵胆小谨慎，害怕丧失实力，这一次不一定会进攻边区，即使出兵，也只是装装样子给蒋介石看，不会积极作战。但事实证明，高峰同志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一方面，他对马鸿逵的本质看得不够清楚，对他的凶残性估计过低；同时，又对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他认为当时我军有三个团，马部最多出四个团，兵力大体相等，敌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他则强调三边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边区五个分区已经有四个被敌人占据，三边若再失去，党中央到哪里去？边区的前门已经进了虎，难道后门再放进狼？因此他提出要坚守三边，坚守定边城。会上，杨林副政委也附和支持高峰同志的意见，而且认为，盐池、定边的战备工事很坚固，敌人攻不进来。高峰书记和杨林这么一讲，就形成了主导趋势，别的同志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会议就这么确定了坚守三边、坚守城市的战略方针。
曹又参、牛化东、王子庄等人虽然是带兵的，但由于是列席会议，也不便多说什么。牛化东一直在三边地区从事军事工作；对当前的军事形势是很了解的，对会议的这个决定也有不同看法。由于高峰同志先入为主的态度，加之自己是列席会议，他比别人还多一层顾虑，这一段时间组织上正暗地里考验他，虽然没人明说，但他已有感觉，所以他也不好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会议结束之前，高峰曾问过王子庄：“你是咱们的军事家，你看这样定怎么样？”王子庄就公开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能守城，应该把部队拉到山上去，坚持游击战，不能和敌人硬拼。对王子庄的意见，大家都很注意。高峰听了后，怕再一讨论又否定了刚刚形成的决定，就宣布散会。
接着出现的形势正好和高峰同志估计的相反。4月3日晨，马鸿逵部卢忠良率五个团的兵力到达定边城郊，并形成包围态势。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经六个小时的艰苦抗击，坚守定边城外要点暗门的我军主力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的一团弹药不济，无法补充，开始后撤，局面很乱。这样，坚守在定边城里的部队形势就非常严峻。八团和一团虽然后撤，但由于牵挂党政军机关和二团还在城里，也不敢走远。当时，牛化东和高峰在定边城内负责指挥，后来三边分区副司令员郭宝珊也退到城里。牛化东曾向郭建议，把机动部队拉出城外，进可攻，退可守，比较主动，免得将来在城郊被敌人缠住，不能脱身。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郭决定让部队稍事休息，然后再走。战场瞬息万变，结果迟了一步，机动部队和定边城里的机关人员，同时被敌人团团包围。就在敌人进攻那天，牛化东在城墙头上观察敌情，对敌人的意图看得很清楚。他担心前沿的八团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就向高峰建议，应该叫八团撤到远一点的南山一带，离开城郊附近，以免被敌人同时围困。高峰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派营长高宜之出城送信。高出城以后，由于迟了一步，八团已被敌人包围，无法转移。
八团本来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被誉为“铁八团”，但由于这一次力量悬殊，被敌人团团围住，损失惨重。城里为解八团之危，曾派城防司令马万里带三个连出城接应，结果被敌阻击，未能出去。牛化东当时急了，对马万里发火说：“要往外冲嘛，不冲怎么能出去！”他接着向高峰请求，要亲自带部队出城去支援。高峰说：“不行，你在城里指挥！”牛化东说：“城里叫二团团长李树林指挥，不用怕！”高峰还在考虑，牛化东又说：“现在情况紧急，犹豫不得，晚几分钟就有危险！”说话中，作战科科长郝耀前报告，八团顶不住，已经向南撤走了。
八团战斗失利以后，城里正在研究如何放进一股敌人，予以歼灭，以便打击敌人锐气，适当补充些弹药，加强防守的问题，突然接到西北野战兵团彭总的电报，命令“迅速撤出，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才下决心撤出定边县城。几位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于黄昏时突围。当晚突围时，牛化东自告奋勇，以副旅长、副司令员的身份带特务营在前面开路，机关人员在中间，二团团长李树林负责断后。经过拼死冲杀，部队终于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在这次战斗中，三边部队主力遭受重大损失，对三边地区的局势也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是坚守城市错误方针的必然结局。原来准备坚守，储备在城里的粮草被敌人所得，造成后来三边地区粮食危机，迫使三边主力部队不得不转战甘肃陇东筹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战斗失利，加之延安被敌侵占，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三边地区的干部群众一时思想混乱，有的人悲观失望，甚至少数革命意志薄弱者自首变节，叛党投敌。起义不久的新十一旅，未经改造好的一些人也趁机反水。军分区骑兵连一个排，原是新十一旅的人，后来叛变投敌。二团副参谋长许万海企图鼓动副旅长柴明堂逃跑，被发觉后逮捕枪毙，柴明堂后来也跑回陕北老家，后被判刑。八团团长王正川被俘，军分区副司令员郭宝珊同志，由于心内焦急而眼睛失明。张廷芝也带着保安团杀回三边，残害地下党干部及其家属，气焰十分嚣张。整个三边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一团团长赵级三不是共产党员，起义时是营长，为了团结他，让他当了团长。突围后，有人曾反映赵有动摇现象。为此，牛化东来到一团，问曾是地下党负责人的冯世光：“赵级三情绪怎么样？你看他现在保险不保险？”冯说：“说不准。”又问：“那他的家眷在不在？”冯说：“不在了，走了。”问走哪里了，冯说不知道。牛化东就批评说：“你们这些人太大意了，连人家去了哪里都不知道。如果向南走，就没事；如果向北走，就有问题。”随后，他又去找团政委高波，问：“赵级三会不会出问题？”高有些麻痹说：“他现在没路走。”牛化东当即批评他说：“怎么能说他没路走呢，赵级三这种人路多着呢。他会不会投敌去，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多操点心！”高波当即去了解赵级三老婆的去向。牛化东也很快去找冯世光研究赵级三的问题。冯先去找赵谈了话，回来向牛化东汇报说：“情况不好。我谈话时，人家几十个警卫员都在院子里，把守得很严。”牛化东决定亲自去找赵级三谈一谈。有的同志劝阻，说不能去，怕被赵扣住；有的同志则让他带几个警卫员去。牛化东为了缓和气氛，怕惊动他，就一个人也不带，自己只带了一把枪，大大方方地去了。临出门时，他对冯世光说：“一旦听见枪响，就立即包围团部，那时候也许我已经完了，也许还在抵抗，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行动，坚决把他们消灭！”
牛化东到了团部后，发现情况有些异常。赵级三为了稳住他，故意把身上的枪取下挂在墙上，还心怀叵测地说：“你来了好，我给你派一个连吧。”牛化东知道他有阴谋，坚决拒绝了。牛化东回来后，叫冯世光赶快把赵的情况向指挥部汇报，就回旅部了。两个小时后，传来消息，赵级三叛变带上部队跑了。冯世光、赵淮川几个营长和教导员跑了回来，但一些连长却跟着赵级三投敌了。他们叛逃的时候，还捆走了高宜之营长和三个指导员，后来他们趁机脱险跑了回来。特别可恨的是，赵级三逃跑的时候，还下令捆走了团政委高波，并把他拖在马后，肆意凌辱，惨不忍睹。最后，还把他交给敌人，关进牢中。高波同志在狱中受尽折磨，坚强不屈，他每次受刑回来，都对同牢的同志们说：“今天又给狗日的们上了一课！”后来，高波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
赵级三叛变投敌时采取了很多蒙蔽手段，实际上后来跟他当反革命的只有少数人，多数都跑回家了。1949年，我军收复三边，赵级三走投无路，又跑回来投降，终因罪恶深重，被人民政府镇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7年4月30日，地委、军分区召开了县团级干部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成立了各县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同时也总结了定边突围战斗的教训，高峰等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对于当时地方最高领导、地委书记的高峰同志来说，这是一次事关大局的军事行动，应该多听取军分区和新十一旅军事干部的看法；其他同志也应畅所欲言，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三边地区专员吴志渊等同志，本来就认为王子庄当时的看法是对的，散会时还议论过，但又考虑高峰书记已有意见，加之自己也不大懂军事，就没有坚持。当然，造成这一次失利的因素非常复杂。高峰主持的会议结束之后，曾向上级发了关于坚守定边城的请示电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仲良曾回了两次电报，第一次批示“同意”，第二次又来电叫“撤离”。当时第二次电报发到警八团后勤部电台，因刮大风，赶4月3日送到定边时，定边城已被敌人四面包围。收到第一次电报后，高峰按保密规定，将电报烧了。后来在绥德开会，贺老总追究高峰的责任，由于电报已经烧掉，高峰没有凭据，显得很被动。不过，高峰同志在几次会议上，都主动坦诚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经受考验
牛化东本来是一位正直坦率的人，应该在那次会议上发表自己不同意守城的意见，也应该大胆支持王子庄的看法。但他没有开口，他有自己的顾虑。新十一旅起义后，他想到自己从事了十多年地下兵运工作，现在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心情非常高兴。一方面由于定边作战的失利，高波同志被捕，没有能及时阻止赵级三的叛变，副旅长柴明堂逃跑等等，这一幕幕不愉快的往事，使他深感内疚，非常痛苦。他一再反思自己在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失误，这些失误，给党造成了哪些损失，今后又怎么去弥补。另一方面，他似乎隐隐感到同志们和组织对自己不够完全理解，也不是完全信任，这究竟是为什么？为此，他感到很迷惘，很苦闷，也很孤独。这正是他在地委会议上没有大胆表态的原因。其实，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牛化东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牛化东早年的一位同学，三边清乡团头子张廷芝的参谋长丁浩生，在马鸿逵侵犯三边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故意寄往延安，后来转到彭老总手里。信中捏造说：“你托我转马座（指马鸿逵）的信，我已转到了，马座很高兴。什么时候行动，请你告诉我，我转告马座出兵迎接。”显然，敌人的用心很险恶，手段也是拙劣的。彭老总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在信的背面批示：“狗娘养的，还想施行反间计，共产党并不那么愚蠢！”
彭老总的明确批示，还了牛化东一个清白。事后，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和牛化东谈了话，并让他看了彭总批示的原件，他这才恍然大悟，也彻底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智斗清乡团
1947年5月，清乡团头子张廷芝得知我主力部队转移陇东后，倾巢出动，企图乘虚袭击我驻吴旗的三边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后方机关。大家分析敌情后，决定把各县游击队集中起来，由牛化东和惠世恭指挥，坚决抗击敌人。一天，部队抓住了两个敌人，牛化东一见就认出是安边东滩人，马上心生一计。他分析，这两个人肯定是张廷芝派来的探子，就决定将计就计，把他们放了，演一出“蒋干盗书”的。妙戏以迷惑敌人，粉碎张廷芝偷袭的阴谋。
放两个探子的时候，牛化东对他们说：“你们回去万一让清乡团抓住了，人家问你们，怎么办？”那两个人说：“我们就说啥也没看见！”牛化东说：“那样怕不行，恐怕对你们不利。人家要是问你们，可以照实说，就说你们看见牛化东了。人家如果问你们看见部队没有，你们就说没看见，不敢说二团和八团在这里。”两个探子一听说二团和八团回来了，就想探个究竟，狡猾地问：“二团和八团在哪里？”牛化东故意说：“二团和八团没回来。”然后就将他们放了。牛化东就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哄得两个探子满心欢喜。与此同时，他又叫人骑上他的大红马，在山头上转悠，故意让敌人看见，让敌人推测，牛化东和他的马回来了，主力部队肯定也回来了。其实，他前一时期患病，没有去陇东。张廷芝听了两个探子的汇报，大吃一惊：“啊，二团和八团回来了，想诱我上当，打我埋伏哩！”随后，连夜撤走了。游击队闻讯追击，敌人狼狈逃窜。
张廷芝逃回安边，才发觉上了牛化东的当，大为恼火。不久，又纠集一千多人，直扑游击队而来。当时，游击队正驻扎在一个小山村。一天，非常细心的牛化东发现房东家一个人从早上出去后，到晚上还没有回来，估计是给敌人报信去了，就对惠世恭说：“咱们该转移了，这里不能再住了。”同时，他又想利用转移之机打击敌人。部队转移的时候，敌人发现游击队人数不多，便穷追不舍，牛化东和惠世恭商量后，决定在张家峁附近的山沟里，打敌人一个埋伏。这是一个南北长约十余里，东西宽约七八里的山沟，地形对我设伏歼敌非常有利。遂决定由惠世恭带警卫排的二十多个人，隐蔽在东南面的山梁上，担任正面阻击。这个山梁是一个制高点，南面有一条陡峭的大深沟，东西两面又有两条小沟，是阻击敌人的理想位置。副司令员牛化东则率领游击队一百多人，埋伏在村东的沟沿上，另以一个班作诱饵，边打边撤，诱敌深入。计划将敌诱至村东南预设的伏击圈内，然后两面夹击，力求歼敌一部。
敌人十分猖狂，恨不得把游击队一口吞掉。走在前面的是清乡团的第二营，其先头五连在连长贺凤喜带领下，对我警卫班紧追不舍，渐渐与后面的两个连拉开了两里多路的距离。这股敌人只顾追警卫班，完全忘乎所以，经过我游击队埋伏的沟边时，竟毫未察觉。我游击队员没有经历过这种打埋伏的场面，眼看着敌人在眼前一伙一伙地走过，不免有些紧张。牛化东这时就跟大家在一起，看到战士们的这种情况，一再暗示大家要沉住气，不要害怕。
正在这时，一个敌人突然发现了埋伏的战士，不禁一声怪叫，同时也认出了司令员，失声喊道：“啊，这不是牛化东！”这时候，牛化东毫不犹豫，手举枪响，“砰”的一声，将敌击毙。埋伏的游击队员听见枪响，立即跃出，向敌猛烈射击。敌先头五连被突然响起的枪弹打得晕头转向，东跑西窜，死伤惨重。敌人后面的两个连队，看到先头连遭到突然伏击，他们也遭到游击队的阻击，一时摸不着虚实，只好调头退走了。我游击队战士趁势追击，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五十余人，缴获转盘机枪一挺，步枪弹药一大部分。面对五倍之敌，又是缺乏实战经验的游击队，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袭击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