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甘肃省宣慰使署在命令王子元调防海原县的同时，又派特务营营长王云山（陕西省蒲城县人）到靖远县接防。这时，我以出外侦察为名，和杜润滋同志到糜子滩了解我游击队的情况，同志们叫我再返回靖远县侦察。我返回靖远县营部，见到特务营营长王云山，从交谈中得知王这次来靖远县驻防，带了迫击炮连、机枪连、步兵连和足够的弹药，计划收编我游击队。接着王又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和姚绍芳在这里时间长了，二位是否同到水泉堡走一趟，帮个忙，把游击队收编过来为好。”当时，我看到姚绍芳有难色，就立即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就和姚绍芳同到水泉堡，把姚安置到队部并派专人热情招待后，我即抽身到另外的地方把王云山计划收编游击队的企图、在靖远驻防的兵力装备，统统告诉王儒林、杜润滋等同志，并说：“王云山想收编游击队是骗术，绝不能上当，我们还是单独地搞，千万不要把摊子抖了！”同时，我们还讨论了现在敌强我弱，不能蹲到这里等着挨打，是不是先出水泉堡，视情况再定行止等问题。同志们听了后，有的说：“他们是运输队，我们红军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打就打，我们要是撤出水泉堡，王云山会说我们红军游击队害怕他！”也有的同志说：“游击队就是在游动中瞅准机会打击、消灭敌人，装备自己，硬拼硬打是要吃亏的。”两种意见有所争论，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硬拼硬打的意见占了上风。此行前，杜润滋曾给我讲过，杜斌丞在兰州小西湖把他和谢子长介绍给邓宝珊先生，邓给他们两只驳壳枪，两只手提机枪，还说：“你们闹去，不行了，再找我。”
接着，我送走姚绍芳后，随即甩掉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职务，再返回水泉堡和同志们一起战斗。自此，我就离开了三十八军（十七师），专搞党的兵运工作。
由于游击队的频繁活动和党的宣传、统战工作有所开展，吸引了当地的新堡子杨汝霖，糜子滩杨培成，芦沟堡杨兴旺、王培荣、曹瑞伍、刘安国、高步青、张宝卿以及高振邦旧部等100多人，先后同我工农红军游击队合作。至此，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为了适应发展后的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将游击队改编为三、四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王儒林同志担任第三支队司令，姜耀同志担任第一大队队长，杨培成同志担任第二大队队长，郭映珠同志担任第三大队队长；我担任第四支队司令，李子和（宁夏人）同志担任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队长，孙绍堂同志任第二大队队长，杨汝霖同志任第三大队队长。
游击队在水泉堡深入群众，宣传“穷人要翻身，就要掌握刀把子”、“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等革命道理。一时间，荒凉残破、人烟稀少、经济贫困的水泉堡，呈现出一片革命景象。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队旗，迎风招展，队员们唱着“一人一马一杆枪，老百姓个个打东洋，先杀周佛田（劣绅、敌团长），后杀王子元，哎呦，杨子才受了磨难”等自编的富有地方气息的革命歌曲。
不日，驻防靖远县的特务营营长王云山，见收编不成，就倾全营兵力，向水泉堡我工农红军游击队进攻。黄河渡口的水手詹学信向我们报了信，我们立即做了防御部署。王云山带的特务营一到，便用一个连的兵力，从墩墩桥猛扑过来，游击队沉着迎战，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至晚，敌人包围了水泉堡，并摸到堡墙底下，企图爬上堡墙。为了节省子弹，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为了摧毁敌人的机枪连阵地，便于突围，决定抽出三十位同志，由刘汝华、万夫长同志带领，一半同志带枪，一半同志持大刀，趁黑夜出去。正当准备行动的时刻，接到命令，迅速撤出水泉堡，向北山转移，甩脱了敌人。
据说，游击队撤出水泉堡的第二天清晨，王云山命令特务营疯狂地向堡子进攻，老百姓讥讽地说：“那是个空堡子，你们还打啥呢！”王云山望着墙上的红旗，不敢进去，强迫一个老百姓爬上去看个究竟。老百姓下来说：“红军游击队走时讲，他们攻占靖远县城去了。”这一下，王云山着了慌，拼命往靖远县城方向赶去。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三、四支队，声东击西，吓跑了王云山，从从容容地到阵沟吃了一顿饱饭，经轱辘梁到石门川，再经水泉堡，由黄沙湾渡黄河到了北山。正在北山行军中，与宁夏敌骑兵一Ο五旅旅长冶成章（绰号冶骡子）的匪部遭遇，仓促应战，战斗异常激烈，游击队队员伤亡颇重。大队长杨培成同志带领刘汝华、万夫长、杨维耀、陈仑等同志英勇阻击，接出一部分同志向山上转移。这次北山遭遇战，我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金牙（又名贵仁）和许多战士壮烈牺牲。
事后得知，为了配合我们在靖远发动的兵变，由赵成壁、马济仁、石庆德同志，在三十八军补充二团一营移防定西时，于定西搀口举行了武装暴动，拉出一个营的兵力，向靖远进军。转移中，亦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前截尾追，激战一两个月，终因敌众我寡，配合不上，归于失败。
在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我和杜润滋同志商议，认为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我们伤亡颇重，又无根据地作为依托，流动作战，没法休整补充。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再不能硬拼硬打了，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同时，我们派郝新亚同志尽速到石门川将游击队在北山的失利情况，以及我和杜润滋同志返回兰州等情况转告给王儒林同志，并以组织名义要王立即北赴宁夏，利用朋友关系潜伏起来，联络同志，并要切实注意和兰州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2年七八月，我与杜润滋、石子健等七八位同志一行，由靖远县返回兰州。这时，甘肃省城乡掀起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谭克敏（百姓称他“贪克民”）担任省财政厅厅长等群众运动。城市里，教职工和学生罢教罢课，游行示威。我党在乡镇发动和领导的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定西搀口兵变，以及李华峰、周凯（山西人）等同志发动的篙店兵变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组织在孙蔚如三十八军随营军官训练班，邓宝珊新一军司令部、特务营、军官队、学兵队以及杜汉三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因而，杜润滋同志要我继续留在兰州开展党的工作，他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
省委根据杜润滋同志的汇报，决定成立甘宁青特委，并派吴鸿宾带王统（王建三）同志来兰州，吴鸿宾向同志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经省委批准，于同年12月初，在甘肃省兰州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宁青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主要任务是在甘宁青三省建立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省委决定：特委由吴鸿宾、马豫章、常黎夫、李慕愚和我五人组成。吴鸿宾同志任组织部长，常黎夫同志任秘书长，李慕愚同志任宣传部部长。
当时，特委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立在兰州广武门外菜根香酱园（此处是王儒林同志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的）；一处设立在原省政府广场西边的镶牙馆内（这个院子里还有石印馆、旅馆以及摆摊设点的小商贩等）。
特委成立后，决定兵运工作由吴鸿宾、李慕愚和我三人负责。具体任务是：
⑴将原靖远县转入地下活动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重整旗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力量，建立一支抗日革命武装。
⑵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农政权。靖远县靠近景泰和宁夏省的同心、海原地区，在前不久，我党在那里组织发动过一次武装暴动，有组织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党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只要积极地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在那里是能够建立起来根据地的。
为了实现以上任务，特委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⑴通知王儒林和联络好的几位同志，马上由宁夏返回兰州，接受新的任务。
⑵运用公开职务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手段，通过邓宝珊先生的秘书葛霁云（党员）、邓鸿宾（邓宝珊的侄子，少校参谋，留苏学生），以及驻甘行署参谋长续范亭与邓部团长杜汉三（天水人，党的同情分子）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给王儒林同志活动了一个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名为靖远县“招募专员”，实则串联转入地下的游击队战士，为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聚集力量。
⑶特委任命王儒林同志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司令），李慕愚同志为政治委员（对外称参谋长），我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参加组织领导和党组织的建立整顿工作。
⑷其他特委领导成员和党员同志，分布在邓宝珊新一军的特务营、军官队、学兵队和孙蔚如三十八军随营军官训练班（教导队）等部队中，伺机发动兵变，与王儒林、李慕愚等同志在靖远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相互配合。
紧接着，王儒林同志以“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与李慕愚、史悟亭、吕明成、石子健（担任交通）等同志，一起赴靖远县联系在水泉堡战斗失利后，转入地下分散活动或潜伏起来的战士，不几天，就在靖远、榆中两县边境的西原集中了一百多人。这时，张子明同志还对原高振邦部的营长薛宝山等人做了联络工作。薛提出要和我见面，我立即写了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志同道合皆朋友，不日即可前来见面……”的复信。过了两三天，我赴榆中县兴隆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庄与薛宝山见面，给薛讲了我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宗旨，双方谈得很投机，薛除热情接待外还诚心表示愿带领全部人马、枪支参加我党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
一、打土豪，分粮食，分羊只。在1933年春节期间，我们从兰州搞到了子弹五百多排，伪装起来运到西原，李慕愚同志也在邓宝珊新一军学兵营，通过常志荣（陕西渭南县人）搞来了一部分枪支。半月之内，义勇军扩充到四五百人，到西原集中后，正式成立了总指挥机关——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举起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制是：王儒林同志任总指挥（司令），李慕愚同志任政治委员（对外称参谋长），薛宝山同志任副总指挥（副司令），张子明同志任参谋长，史悟亭、郝新亚、刘宝元、马志乐同志任参谋，雒成瑞同志任副官长，乔侠波同志任副官。我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巡视工作。其他指战员编为一个大队，杨栓子（藏族，甘肃省永登县人，绰号杨西番）任大队长，大队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孙绍堂同志、中队副吕明成同志；第二中队队长孙绍堂同志，中队副常焕章同志；第三中队队长宋××同志，中队副高××同志。在每个中队之下，再分编为三个分队。岳秀山（靖远县哥老会的首领之一）负责靖远地区的情报工作。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活动有：
一、在西原召开群众大会，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展迎福等四人进行了清算斗争。李慕愚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今天打土豪，分粮食，分羊只，将来还要给贫苦农民分配土地。这样做，在春闲时期既为群众解决了春耕所需的籽种，又为群众解决了春荒急需的口粮问题。从而，在群众中扩大了党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
二、按照特委关于在兰州举行兵暴，以配合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县的活动，进一步扩大声势的决定，我与李慕愚、郝新亚同志在一起，做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与孙蔚如的三十八军随营军官训练班教导队，邓宝珊新一军学兵营、军官营和特务营等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取得秘密联系，转告他们切实做好兵暴前的思想发动工作，统一行动，在兰州举行有500多人参加的兵暴；其次，对兵暴后夺取银行以解决经费、占领军械库以解决枪支弹药的具体组织与行动做了分工安排；最后，确定和给各部队地下党组织通知了部队拉出后的行动（进军）路线以及所需的擦枪布、手电、医药等，并做了相应的具体准备工作。
在举行兵暴的过程中，由于兰州、靖远两地之间，驻兰州各部队之间联系失误，部队中的党员和士兵在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到，兵暴虽付出重大牺牲却很难取得胜利，因此产生了消极应付甚至厌烦的思想情绪，使计划好了的兰州兵暴未能一致行动起来。只有邓宝珊部新一军守卫兰州水北门的一个排（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特务营第二连的一个排），在崔仰亭、贺晋年、郝新亚同志的指挥下，于1933年1月底（应为四月初——编者注）一天的后半夜破晓之前，举行了兵暴，带出晋造步枪20多支，拉出兰州，疾驰靖远。
特委组织发动的这次兰州兵暴，虽未成事实，但使兰州城内枪声四起，各部队相互射击近两个钟头。商店关门，城门紧封，部队荷枪实弹，全城笼罩着紧张气氛。当时，我到南城门观察动静，想进城联络受阻，只好在刘子义同志（陕西渭南县人，当时在一家商号打杂）掩护下，离开了兰州。我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王儒林等同志的带领下，频繁活动于榆中县园子、靖远县北湾、皋兰北山一带，义勇军所到之处，风声很大。这就惊动了甘肃省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即调“三省联军”——甘肃邓宝珊、宁夏冶成章骑兵旅和青海的一个营兵力，向我西北抗日义勇军进行“围剿”。
三、到四月下旬，“三省联军”对我西北抗日义勇军“围剿”的包围圈愈来愈小，终被包围在皋兰县的红砂岘一带。一天清晨，敌军在袁福昌带领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猛烈进攻。王儒林同志带领一个中队兵力扼守前山，我和李慕愚同志带领主力据后山。由早到午，激战近半日，前山人伤弹绝，敌军攻上山来，王儒林等同志迅速掩埋武器后被俘；后山因敌强我弱，节节后退，最后，我和李慕愚、史悟亭、郝新亚等36位同志被俘，其余冲散，西北抗日义勇军活动遂告失败。
此次红砂岘浴血战，吕明成、常××、高××等同志和二百多名战士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被俘的同志被敌人押解到皋兰后长川时，敌人恶狠狠地向被俘战士们查询王儒林同志，但没有一个人暴露其身份，却对敌人说：“他是我们这里的黄师爷，写字的！”敌人当场一连枪毙了几个人，战士们还是这么回答。后来，在同志们的巧妙掩护下，王儒林同志得以脱险。
我们被俘的同志被捆绑押解到兰州后，我和李慕愚同志在没有承认是军事犯、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经邓宝珊部队中党组织的营救、甘肃省测量局局长石干峰先生说情、禁烟善后局局长仲兴哉先生出面作证，说我俩“是该局派外出差的人员”而获释。贺晋年同志被俘在宁夏遇救脱险。史悟亭、吕振华、崔仰亭、郝新亚、王××等同志营救未成，他们临刑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几位同志英勇就义后，我们十分悲痛，还设法掩埋了战友们的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