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敌人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城内开炮轰击。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全体指战员个个沉着冷静，隐蔽在掩体里，观看敌人浪费炮弹。我们几个指挥员都在城墙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攻城部署，分析敌人的行动意图，研究我们的具体对策。开始，我主张在安边再打一仗。敌人的指挥部设在西园子的树林子里，我们已经侦察得清清楚楚，我打算让李友竹带4个连守城，我带二团主力去袭击敌人的指挥部，把敌人的指挥部打掉，敌人肯定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就主动了。军事干部多数同意这么干，但有些同志担心这样做太冒险，三边地委也来电指示我们迅速撤离。
当时敌人的第一线兵力距城近，第二线兵力距城远，第二线兵力多于第一线兵力，且第一线光打枪炮，不向城下逼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判断敌人采取的是纵深包围，妄想借此逼我们突围，以便在城外利用其骑兵的优势消灭我们。于是我们决定当天不走，并故意摆成守城架势，待把敌人的第二线兵力吸引到城下后，再寻机突围。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第二天早晨，我们还特意大开城门，让老乡们自由出入。敌人一见这个情况，就很快缩小了包围圈，并将第二线兵力急急忙忙地向第一线推进，他们满以为我们绝对跑不掉了。我们一见敌人果然中计，就立即研究了突围的时间、方向、道路和队形等，确定当晚一定要突围出去。根据敌人的动态，我们分析敌人若在黄昏时候攻击西关，我们便派一个游击队出扰，然后大部队再迅速撤离。我们估计安边东南和正南方向，敌人会部署较强的兵力，西边由于是敌人进军的来路，且城外地形平坦开阔，敌人会认为我们不敢向西突围，兵力可能较弱，我主张向西突围，走出二三十里，然后折向东南。有的同志主张向东南沿边墙突围，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样虽然离山较近，但边墙早已为敌所占，危险更大，遂一致同意了向西突围的方案。二团政委王世杰还风趣地说：“对！咱们就突到定边去。”突围队形是：前边放一支勇猛部队开路，两侧放两支部队掩护，后边再放一支较强的部队殿后，堵击追兵，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都在中间。这种队形，战士们称之为“梅花阵”。同时决定大部队撤离时，城内留一个游击队和警卫排的两个战斗班，分守阵地，迷惑敌人，以掩护大部队突围，待突围成功后，再行撤退。
突围方案传达以后，广大指战员积极进行准备，情绪很高，一致表示要坚决打出去，赢得最后胜利。果然未出我们所料，天刚一黑，敌人就向西关发动了进攻，我们立即进行还击，在打垮敌人的进攻后，就准备突围。原来确定由二团三营营长刘玉珠率三营在前边开路，三营战斗力较强，刘玉珠又作战勇敢，有实战经验。不巧的是在敌人进攻西关时，刘玉珠负伤了。他正在高声喊叫指挥作战，一颗子弹从他的嘴上穿过，流血不止，幸好未伤牙齿。我让他赶快下去治伤。王世杰一见就说：“这么点伤，有什么了不起。你下来，司令员呢？”刘玉珠打了绷带又跑到前边来了。刘玉珠负伤谁带前卫营成了问题，我就说：“刘营长负伤，前卫营还是我去吧。”刘玉珠忙说：“还是我去。”我原本就想叫他去，故意激他。我说：“你去当然比我好，队伍你比较熟。”最后刘玉珠还是负伤带队打了先锋。
我们预先选择的方向，恰巧是敌人保安团防守的地段，我们的先头部队一冲，就把叛匪赵级三打伤了。敌兵一听说赵级三负伤，遂不战自逃，军分区副政委孙润华率主力和安边县地方机关人员顺利地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我和安边游击队以及司令部警卫排的两个班留在最后，装作守城的样子，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约定主力撤出30里外，在南山边上放堆火，我们再撤出。
我认为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小部队，要有一个胆大的人指挥，多数人有顾虑，实际上最后突围的小部队可能最安全。我留在最后指挥掩护部队，二团政委王世杰不同意，认为主要指挥员不宜留在最后，安边县县长刘汉鼎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说明我的想法，执意留下，刘汉鼎也不走了，我动员他先走，他说：“司令员能留下，我就不能留下？”他也想让留在最后的安边游击队员更放心一些。
大部队突围后，我们最后留下来的人集中到安边西南城墙角上。敌人仍在猛烈射击，又是机枪，又是打炮。我以为突围部队被围住了，打算派一支小队去袭击敌人，刘汉鼎劝道：“好我的爷，你还要打，我们能出去就谢天谢地了。”实际上敌人还未察觉我军已突围，正组织兵力准备攻城。
我留在最后，把马也让前边的同志给带走了。不能留马，留下马战士就不放心，他们会想，当急忙你骑上马跑了，不是把我们丢下了？大家都步行，同命运，共呼吸，他们的心就踏实了。
最后我们突围时，警卫连副连长杨宪带的两个警卫班在前边。杨宪原是郭炳坤司令员的警卫员，人们都称呼他的小名杨双喜，他身高腰粗，作战非常勇敢，一个人吃双份口粮。出城后到南园子一户姓张的人家，突然发现了敌人，敌人问口令，杨宪机智地答道：“自己人。”一边答一边直往前冲，我对杨宪说：“先不要开枪，准备好手榴弹，到敌人跟前就甩一顿手榴弹，趁敌混乱时就冲过去！”结果敌人看见我们直往前冲，吓得上马就跑了，马鞍子丢了满院子，原来是敌人的一个骑兵连。敌人慌忙逃窜之中，丢下了两匹马，有一匹好马，我让刘汉鼎县长骑上走。他的行动不便，跑不动，两个战士还搀扶着他。他不骑，我说：“你走不动，你不骑还得两个人照顾你。”刘这才上了马。
走出三十几里路，到了一个村庄，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在老乡家喝了一些开水，老乡非常热情，问有没有伤员，要不要担架和向导。
安边突围，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为防意外，把电台的机要密码都烧了。因为烧了密码，就和地委失去了联络，三边地委十分担心。我们撤到崔涧，派人到吴起送信，地委朱敏书记亲自来到崔涧慰问。由于部队和安边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安全撤出，连伤员也平安撤出，大家都很欣慰。只有一位医生高技和两个护士，因驮药品器械的骡子跌到沟里，被敌人俘去。还有一头驮炮的骡子，受惊后掉头向城里跑去，用枪也没打中，人们开玩笑说：“一头骡子叛变了。”
宁夏南部山区剿匪纪实
1949年12月中旬，中共宁夏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及时部署了宁夏南部山区的剿匪工作，决定成立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由当时的独立一师师长黄罗斌和我（时任宁夏军区参谋长）担任正副指挥，率独一师一团及骑兵连，全力清剿当时流窜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匪。匪情以及我军的部署据当时侦察，同心地区、海原地区、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计500余众。小至三五成群，大至一二百人。如马绍武、张海禄为两股最大的匪徒，他们左右着南部山区的匪势，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或倚仗其势，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我宁夏军区所属部队达26次之多，我军伤亡170余人。
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此外，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部官兵，仅流失于民间的枪支就有8000多支。这对于熟悉地形的土匪来说，是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之所以猖獗一时，还在于他们是蒋马潜伏特务、向我假投诚而后叛变的反动军官、反动地主分子的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他们披着“保回保教”的宗教外衣，利用历史遗留的民族不和，散布“杀回灭教”之类诬蔑我党政策的反动宣传，以此欺骗、蒙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随之叛乱，并以此同我进行所谓“合法”斗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这伙匪徒还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建立各种秘密藏身及联络点，且多善骑夜战，因此他们能够溃而不散，散而不乱。其活动范围，除南部山区几个县外，还包括中卫、中宁、盐池、灵武，以及陕北的定边和甘肃的靖远、环县等。
马绍武曾任同、海、固反共游击队大队长，因系同心县回民，故为县中一霸。1949年7月，他率队在固原县王家湾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多人；同年8月在甘肃省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我战士各1人；同年12月，马慑于被歼，向我军假意投诚，次年元月即叛变为匪。他纠集200余匪徒，盘踞于同心县高崖子西南之庙山一带，自称“小台湾”，公开张贴布告，效忠台湾蒋帮，反共到底，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1950年元月中旬，他们拦劫宁平公路的商运汽车，抢劫行商骡马20余匹，后又伏击我军骆驼队，掠去33峰骆驼、2挺轻机枪、7支长枪及大量军用物资。之后，他们又抢走高崖粮库的小麦和面粉各万余斤、饲料45石、饲草6万余斤。平时，他们在高崖、预旺一带，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受害者达五六十户之多，致使附近百姓多弃家外逃，我区、乡政权亦受到严重威胁。
张海禄在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占山为王。1950年3月，在我军清剿马绍武之后，他漏网逃窜于同心和固原交界一带，收拢马之残匪，并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拥兵五百，实则二百余众，编为一个团，下辖8个队，张自任团长。他们活动于同心县西的黄谷川、南米沟等地，每到一地，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一插，胡说什么他们是“保回保教的仁义军”、“共产党要杀回灭教”，妄图挑拨民族关系，诬蔑我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此匪更为阴险的一招是，他们有时还假惺惺地将抢劫的物资分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声称他们是专抢公家的东西、不扰百姓的“仁义军”，以此迷惑群众，收买人心。他们强迫阿訇为他们造舆论，宣称“抢公家东西无罪”。由此可见，这是一股比马绍武更具有煽动性、欺骗性的政治土匪。
根据上述匪情，我们制定了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马、张二匪的方案，先打马，后打张。根据省委和省军区党委指示，我和黄罗斌于1950年元月下旬来到灵武独立一师一团驻地，做好战前准备，选择时机，待命出发。
奔袭痛歼马绍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