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电话响起，里面是洛翰葛林的声音，他要我带着孩子到城里与他见面。“我想看看他们。”他已经四个月没见到孩子了。
我很高兴，这次会面将会让我与洛翰葛林和好如初。我轻声告诉黛尔蒂这个好消息。
“啊，帕特里克，”她喊着，“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现在还常常听到那童稚的声音说着：“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可怜的、脆弱的、美丽的孩子们，要是我早知道那天残酷的命运之神会找上你们，该有多么好啊。你们那天到底去了哪儿？
保姆说：“夫人，好像快下雨了。最好让孩子们留在家里。”
我以后常常在梦里听见她的警告，我责备自己的粗心大意。但是我当时以为与洛翰葛林见面时，有孩子在身边会比较顺利。
在最后一次搭车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路上，我搂抱着两个孩子，我对生命充满新希望与信心。我知道洛翰葛林一见到帕特里克，就会忘记他对我的一切反感，而且我梦想我们的爱将会死灰复燃，并且实现一些真正伟大的目标。
洛翰葛林去埃及之前，早已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一大片地，打算为我的学校建一座剧院——一座让全世界所有伟大艺术家齐聚一堂的剧院。我当时认为，杜丝将会觉得那里是最适合让她发挥天才艺术的场地，还有莫奈—苏利将能在此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演出希腊悲剧三部曲：《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与《俄狄浦斯王在科洛诺斯》。[这三部悲剧都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王的女儿，科洛诺斯是古时位于雅典附近的城镇，俄狄浦斯王死于此地。]
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我想到这一切，我的心情因为充满艺术的伟大希望而显得轻松愉快。那座剧院注定盖不起来，杜丝也没找到配得上她的艺术圣殿，而莫奈—苏利在实现演出索福克勒斯的三部曲梦想之前就辞世。为何艺术家的希望几乎都是难以实现的呢？
不出所料，洛翰葛林很高兴再度看到他的儿子以及他疼爱的黛尔蒂。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很开心地吃了午餐。我们吃着意大利面，喝着意大利红酒，谈论着那座伟大剧院的未来。
“它将命名为伊莎多拉剧院。”洛翰葛林这么说着。
“不，”我回答，“它该叫帕特里克剧院，因为帕特里克是伟大的作曲家，他将为未来的音乐创作舞蹈。”
吃完饭以后，洛翰葛林说：“今天我好开心，我们何不一起去幽默沙龙呢？”
但是我必须彩排，因此洛翰葛林带着我们的一位年轻朋友一起去，我则和孩子们与保姆回到纳利。在剧场门口，我对保姆说：“你能不能和孩子们一起来等我？”
但是她说：“不，夫人，我想我们最好回去。孩子们需要休息。”
然后我吻了他们，我说：“我很快就回去。”临别的时候，黛尔蒂将嘴唇贴在玻璃窗上，我俯身隔着玻璃亲了她的嘴唇。冰冷的玻璃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我走进我的大排练厅。排演的时间还没到，我想先休息一会儿，便上楼到我的小房间，躺在沙发上。房间里有一些别人送我的花和糖果。我拿了一颗糖果，懒洋洋地吃着，一边想着：“毕竟我还是快乐的——或许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我拥有艺术、功名、爱情，尤其是拥有美丽的孩子。”
我继续想着：“洛翰葛林已经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声奇怪又凄惨的哭喊。
我转过头去，看见洛翰葛林摇摇晃晃，像个酒醉的人。他双腿发软，在我面前倒了下来，慢慢说出这些话：
“孩子们——孩子们——死了！”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我的喉咙好像着了火一样发热，仿佛我吞了一些烧红的木炭一般。但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十分温柔地对他说话，试着安抚他，我告诉他那不可能是真的。
其他人也来了，但是我不能想象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一个黑胡子的男人走进来，据说是位医生。“那不是真的，”他说，“我会救活他们的。”
我相信他。我想和他一起去看孩子，但是人们拦住了我。我现在明白，他们拦住我是不想让我知道，的确是没希望救活孩子了。他们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但是我当时却没有哀伤的感觉。我看着周围的人啜泣，但是我没有哭。相反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安慰所有的人。回想起来，我现在也无法理解自己当时奇怪的心理状态。难道我真的能洞察一切，知道死亡不存在——知道这两个冰冷僵硬的躯体不是我的孩子，只是他们卸下来的外衣？难道我知道孩子们的灵魂虽然光芒短暂，但却会永垂不朽？
一个母亲一辈子只会失声痛哭两次，那便是孩子出生与死亡的时候。当我握着他们冰冷的小手，它们却再也不能回握我的手。我听到自己的哭喊，那种哭喊与我生下他们时的哭喊一模一样。既然一是极为喜悦的叫声，一是哀伤的哭声，为何这两种声音是一样的呢？我不懂为什么，但是我懂得二者就是同一个。说不定全宇宙只有一种伟大的哭喊声，那种声音包含哀伤、快乐、狂喜、痛苦——也就是母亲创造生命时的哭喊声。
我们早晨出门办事，却碰巧遇见黑色的送葬队伍时，常会为之战栗，想着我们爱的人。我们不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必须走在黑色的送葬队伍中，哀悼逝去的亲友。
从小时候起，我就非常反感教堂以及与教堂的教条有关的一切。阅读英格索尔与达尔文的学说以及非基督教之哲学思想更加深我对教堂的反感。我反对现代的婚姻制约，而且认为现代丧葬的做法非常可怕，简直到了野蛮的地步。由于我敢于反对结婚，拒绝让我的孩子受洗，现在我当然也拒绝为他们举行基督教葬礼的那种可笑仪式。我希望将这场可怕的意外转变成一种美。这种不幸是太大了，已经无法用泪珠表达。我哭不出来。许多朋友哭着来看我，大批观众站在花园里和街上哭泣，但是我不哭，我只强烈希望将这些穿着黑色丧服表达同情的人们，转变成美丽的画面。我没穿丧服。为什么要换服装呢？我总认为穿丧服是荒唐的、没有必要的。奥古斯丁、伊丽莎白与雷蒙了解我的心意，他们在工作室摆满了花。在我神志清醒时，首先听到的是科洛纳管弦乐团演奏格鲁克的美丽悼歌《奥菲斯》[奥菲斯，在希腊神话中以去地狱找死去的妻子而著称。格鲁克于1767年将此题材谱为歌剧。]。
但是，想在一天之内改变所有陋习并创造美感，是多么困难啊。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就不会出现戴着黑帽看起来很不吉利的男士、灵车，也没有那些无用、丑陋又可笑的仪式，将死亡弄得恐怖又令人毛骨悚然，而不是一种灵魂升华的喜悦。拜伦当时将雪莱的遗体放在海边的柴堆上放火焚烧，这一举动多么了不起！但是，我在我们的文明里只看到另一种丑陋的做法，那就是在火葬场火化遗体。
与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甜美的保姆告别时，我真希望能看见他们最后的笑脸，看见他们潇洒地离开尘世。世上有智慧的人们会和我的想法一样，终将群起反抗这些丑陋的仪式，并且创造及参与美丽的告别式。与土葬这种将遗体丢到土里的可怕仪式相比，火葬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一定有许多人与我所见略同。不过，我公开表达这种观念，引起了宗教人士的抨击和厌恶。我希望在和谐、生动、明亮与美丽之中，送别我的亲人，我将他们火化而不是将他们埋在土里，任虫啃噬。教会人士却因此批评我是个没心肝的坏女人。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理性面对生命、爱以及死亡？
我到了火葬场阴暗的地下室，眼前摆着棺木，躺在里面的是金色的小头，是曾经搂抱我的花朵一般的小手，是来回奔跑的小脚。我挚爱的这一切将被火焰吞噬，从此只剩下一把灰烬。
我回到纳利的工作室。我已计划好了此残生。失去孩子，我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可是，我的学校里那些小女孩围在我的身边，她们对我说：“伊莎多拉，为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不也是你的孩子吗？”她们的话唤醒了我：这些孩子因为黛尔蒂与帕特里克的死而伤心哭泣，我有责任安慰她们，而不是独自伤心。
如果早年生活里面临这种悲痛，或许我能克服；如果晚一点发生这种事，我也许不会这么害怕；但是事情却发生在我的生命正值巅峰的时候，我的力量彻底被粉碎。假如当初爱情能围绕着我并把我带走，那么一切会好过些——但是洛翰葛林却不理睬我。
雷蒙与他的太太潘娜洛贝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为难民服务，他劝我一起去。我与伊丽莎白和奥古斯丁动身到了科孚岛[希腊的一座岛屿。]。我们抵达米兰，在那儿过夜的时候，饭店给我的房间刚好是四年前我内心极为矛盾时所住的那个房间，我当时在房内嘀咕着该不该生下小帕特里克；然后他出生，他的脸正是我在圣马可教堂梦见的那张天使的脸，而现在又一去不复返了。
我再度凝视着画中那位仕女的邪恶双眼，她似乎说：“我的预言不是应验了吗？一切都以死亡作结。”我毛骨悚然，冲向走廊，求奥古斯丁带我到另一家饭店。
我们在布林迪希港上船。几天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抵达科孚岛。大自然明媚秀丽，但是我却不为所动，依然郁郁寡欢。在这些日子陪着我的人后来告诉我，我当时一连好些日子只是呆呆地坐着，凝视着前方。时间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进入一个阴郁的灰色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生活和活动的愿望。深受悲痛打击的人没有表情也没有动作，就像尼俄柏因哀伤过度而变成石头，坐在那儿渴望着在死亡中消灭掉。
当时洛翰葛林在伦敦。我心里想假如他能来看我的话，或许我可以逃离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假如有一双温暖充满爱意的手拥抱着我，也许我就可以苏醒过来。
有一天，我要求大家别打扰我，我将房间里的窗帘拉上，然后平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我已经到了绝望的最后边缘，一再重复我想传给洛翰葛林的讯息：
“来看我吧，我需要你，我即将死去。如果你不来，我将随着孩子们去了。”
我重复这些话，好像念祈祷文一样，一再念着。
我起来的时候已是半夜。之后，我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第二天一早，奥古斯丁唤醒我，手上还拿着一封电报，他说：
“务请将伊莎多拉的近况告知。将即刻起身前往科孚岛。洛翰葛林。”
接下来几天，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怀抱着一线光明等待着。
某一天早晨，洛翰葛林抵达，他脸色苍白，神情激动。
“我以为你死了。”他说。
然后他告诉我，当我给他去电报的那天下午，他依稀看见我站在他的床前，说的话正是我脑波发送出去的讯息，他听见我一再重复——“来看我吧——来看我吧——我需要你——假如你不来，我将会死。”
如此证实我俩的心电感应之后，我希望自动的爱的表示能够抚平伤心往事，而我能再度感受澎湃的情爱；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回到世上安慰我。但是事与愿违。洛翰葛林无法忍受我极度的渴望和哀伤，某个早晨，他突然不告而别。轮船渐渐驶离科孚岛，我知道他在船上。眼望着轮船航行在蔚蓝的海上，渐渐驶远，而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
然后我对自己说：“我要么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不管日夜吞噬我的极度痛苦，找出方法，继续活着。”每一晚，不管是睡着或醒着，我一直想起那个可怕的早晨，听见黛尔蒂说：“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听见保姆说：“夫人，他们今天不要出门为好。”听见我发疯似的回答她：“你说得对。让他们待在家里，好好看着，今天别让他们出门。”
雷蒙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和平时一样，他充满助人的热忱。他说：“整个阿尔巴尼亚都很穷困。村子都被毁了，小孩子在挨饿。你怎么能自私地活在悲伤之中？来帮忙救济孩子，安慰妇女吧。”
我被雷蒙说动，再度穿上图尼克和凉鞋，跟他一起到阿尔巴尼亚。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搭起一个难民营救济难民。他去科孚岛的市集买了一些生羊毛，装到租来的小船上，带到难民出入的主要港口圣地科伦达。
“不过，雷蒙，”我问他，“你如何用这些生羊毛解决难民的饥饿呢？”
“以后你就知道了，”雷蒙说，“假如我买面包给他们，那么他们只能一天不饿肚子；但是我给他们羊毛，就可以解决以后的吃饭问题。”
我们在多岩的圣地科伦达上岸，雷蒙在那儿成立一个难民中心。门口写着：“来织羊毛的人，一天可以领一块钱。”
牌子前面马上站了一排穷困、瘦弱、饥饿的妇女。有了钱，她们可以在港口买到希腊政府贩售的黄玉米。
然后雷蒙再度驾船到科孚岛。他请科孚岛的木匠为他做一些纺织机，回到圣地科伦达，他宣布：“有没有人愿意将羊毛织成有花样的布料？我一天给他一块钱。”
许多饥饿的民众都来争取这份工作。雷蒙从古希腊的花瓶上面取得布料的花样。很快地，海边就有了一支纺织女工队伍，雷蒙还教她们边织边唱歌。这些图案织完后，那些布料就变成美丽的沙发布罩。雷蒙把它们送到伦敦去卖，可以嫌50%的利润。他利用这些赚来的钱开了一家面包店，以5毛钱的价格出售白面包，比希腊政府卖的黄玉米便宜一半。他因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村子。
我们住在海边的帐篷里，每天日出时到海里游泳。有时雷蒙有剩下的面包与马铃薯，我们就翻山越岭到另一些村子里去，将它们发给挨饿的村民。
阿尔巴尼亚是个奇怪又凄惨的国家。这里有第一座雷神宙斯的圣坛。他们称宙斯为雷神，是因为这个国家一年四季都下着大雷雨。我们穿着图尼克与凉鞋在雷雨中跋涉，我觉得被大雨洗涤比穿着雨衣在雨中行走更惬意。
我看见许多悲惨的画面。有个母亲坐在树下，手上抱着她的小宝宝，身旁还有三四个孩子拉着她。他们饿着肚子，而且无家可归；土耳其人烧了他们的房子，杀了他们的丈夫或父亲，偷了他们的牲畜，毁了他们的庄稼。于是那个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就坐在那儿，对这么悲惨的人，雷蒙会给他们许多马铃薯。
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一种奇怪的快乐感觉却悄悄在我心底升起。我的孩子们走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孩子——他们饿着肚子、受着苦难。难道我不应该为这些人活着吗？
圣地科伦达没有理发师，所以我第一次自己把头发剪掉扔在海里。
我变得健康有力气之后，便无法继续与难民一起生活。艺术家的生命与圣徒的生命绝对有很大差别。我体内那个属于艺术家的生命死灰复燃。我觉得以我有限的方法，实在无法阻止阿尔巴尼亚难民那样的悲惨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