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创建初期,既无正式衙门,也无印信。雍正十年他才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议定后,经雍正批准,该印由礼部铸造成型。该印由内奏处保管,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另外还打制了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牌,由值班章京佩带。须用军机处印信时,由值日章京凭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印信,之后凭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索取印匙,并在数人的监督下,才能打开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要交给领班章京,印匙要重新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还内奏处。
多么繁琐的一套规章制度,又是一套多么严密的管理方式。谨严免出差错,小处才见缜密,为了达到保密的目的,真是下了一番苦心!
知错即改
雍正曾指责一些官吏不重视改变旧制,做事没有头绪。
因此,他要求自己办事要果断,以免上层官吏凭着自己的主张朝令夕改,莫衷一是。如果自己错了,也不丢人,马上改正就是了,这的确体现出了他的做人原则。
两广总督因与年羹尧往来而引罪。雍正安慰他:“朕识人有误,才使年羹尧受到重用,胡作非为,这与别的人没有关系。”
就因为有此一句话,与年羹尧有过来往的官员才安心了。封建体制下的官员任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朝野动荡。因此,在拿权倾一时的年羹尧开刀之后,面对人心惶惶的官场,雍正当机立断,安抚人心,这一招也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明他的果断吧。
皇帝也是凡俗肉身,不可能全知全觉,有时候遇事吃不准,虽然下臣的建议正确,也往往一时得不到支持。
雍正四年(1726)九月间,甘肃巡抚石文倬建议在该地铸造制钱,以使禁绝私钱。石文倬想成为汉朝的邓通,无奈雍正皇帝并不批准。同年十一月,石文倬再次奏请开炉铸钱,雍正了解情况后就改变了态度。
雍正起初犹疑不决,是不了解情况,后来证明自己判断有误,当即就改,这也不失为一位明主。雍正是有理性的皇帝,能够并懂得宽仁的。
雍正元年七月时,雍正曾就下臣对他纳谏问题向大臣们作过表白:
“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子之过也如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不为权诈虚语
雍正认为自己一生不为权诈虚语,这是一个一生拥有大权,却对权力厌烦者的心声。他在用权方面每时每刻都在为国事着想,处理每一个人都会三思而行。
在皇权时代,一个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
对历代很多弊政,雍正所以能大刀阔斧、行之有效地进行改革,和他性格中的一些长处是分不开的。
雍正聪明好学、处理政务自然明察秋毫,他性格刚毅,处理政务更是以一贯之,不容一丝折扣。
康熙和乾隆二人性格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康熙曾于隆冬之际还出塞狩猎;而雍正则端庄内敛,生活得很严肃。一即位就诏“罢鹰犬之贡”,而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也令全放出,一只都不留,以声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枢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儿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皇帝,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彩的传说,而雍正就始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一方面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长期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发生意外。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皇帝,所以他也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常把他同父亲作比较,自认为比康熙更洞悉下情。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实施既定的方针。
雍正五年(1727),他说:“我已经是过五十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判断都胸有成竹,不会被各种意见所迷惑。”
雍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远在群臣之上,非一般人可比。他懂得做皇帝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
“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因此雍正还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以此存念于心。
雍正还知道身在君主宝位上,要保证自己政策正确无误,就要真正充分吸取臣下意见,反对他们的一味揣摩圣意的心理。
雍正说:“你们办事都得除去私心杂念,只要一心为公,朕自然会满意,不能说违心话。”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改正施政作风”,以跟上他的思维。
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愤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贝克郝斯对雍正的才智大加赞美:“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是中肯之言。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林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H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不敢公开承认失误。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雍正二年,雍正向朝臣讲:
“朕为政以来,深感责任重大,夜以继日,操持国事,深怕辜负了皇祖期望,误了江山社稷。”
雍正自感责任重大,加上刚刚即位对臣僚不熟悉,更需要勤政治理。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云南巡抚叫到宫里,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也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章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筋疲力尽。
雍正的勤于理事,不仅是由于执政初期,许多政事理不过来的形势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了康熙时代就开始的奏折制度,事无巨细,都是自己办理。
此外雍正又创设军机处,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众大臣作用甚微,仅充当“幕僚”角色,雍正自己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事务自然就多,不得不如此所致。
不好声色
古代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是很正常的事。但雍正一生不好女色,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这与他的个人修身处世原则是分不开的。
雍正共有八个后妃。嫡妻那拉氏,原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康熙时册封为雍亲王妃。雍正即位,立为皇后,雍正九年九月病死,谥为孝敬皇后。李氏,雍正为皇子时为侧福晋(偏房妻子),雍正即位后被封为齐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四年(1705)入雍正贝勒府,为格格,康熙五十八年生弘历(乾隆),雍正即位后封为熹贵妃,乾隆继位后封为皇太后四十余年。
耿氏,雍正即位后封裕妃。年氏,年羹尧的妹妹,雍正元年封为贵妃,雍正三年(1724)十一月她病危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随即死去。刘氏,初为贵人,雍正即位后封为谦嫔。宋氏,初为格格,后被封为懋嫔。武氏,为宁嫔。
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礼制规定:天子娶九女,诸侯娶七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只有庶人不得有妾,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雍正皇帝娶女八人,按汉族古礼还差一个,在婚姻方面没有学汉族和蒙古族皇帝的陋俗。
雍正不好色,起初他热衷于皇位的继承,即位后又热衷于国家的治理,这使得他的生活富有政治色彩,冲谈了他的浪漫色调和色欲。
关于雍正,有野史中说,雍正当皇子时为人持重,勤奋好学,但不大热心于男女之事。他的正妻单独住在一处房子里,不经召见是不能和他在一起住的。雍正夏天时生了病,其他人不乐意(或不敢)去他那儿。那时钮祜禄氏还是个格格,奉福晋(当时已被康熙帝册封为雍亲王妃)的命令一天到晚谨慎地伺候了一两个月之久,病还没有好,于是就干脆住下来伺候雍正,这样才怀上了弘历(乾隆)。这样一来,钮祜禄氏有了多接触他的机会,怀孕也合情合理,并因怀孕生子而改变了地位,由格格变成了贵妃。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不好声色的皇帝并不多,雍正可算得是不爱好声色的皇帝了。雍正执政十三年,是他人生心智的集中体现一一非常注重自我修养的丈夫气概、注重办事的实际效应、强调要有自我悔过的意识、要求勤学多问、希望以民为本、告诫官吏不要用权力去贪图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