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侦察工作的指示”。要求围城部队团以上首长亲自动手，把城内工事情况、敌军官兵思想状况等，彻底弄清、搞透，了然于胸。接到指示，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挑选精干官兵参加，通过敌军内线、当地群众、俘虏等多种渠道，把所属部队防守区域内敌军外围据点、城内兵力部署等情况，一项项调查清楚，绘出要图，逐级写出报告。最后，据此分别制定出反敌突围和攻城两套方案。收到各部队的报告后，萧劲光指示指挥所机关将各部队掌握的情况汇总起来，通过加工整理，编成了一本名为《长春匪情汇编》的小册子，并绘制了大量详细军事地图，下发到部队。
围城甫始，城内国民党军虽然觉察到了面临的危险，但仍然很嚣张，不时派出小部队到城外袭扰、抢粮、刺探情况。这种袭扰，一般出动部队不多，且多在长春城近郊或敌我阵地中间地带。只在防卫力量较弱时，才向外扩展，实际是做突围试探。针对这一情况，围城指挥所于7月1日在李家屯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专题研究，决定了反突围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问题。特别强调了加强各师、团接合部和城西、城南几个重点突围方向的封锁，并进一步明确了反敌出扰方针：如果敌军在一个师以下，原地迎击粉碎；如达到一个师以上，则设法抓住敌人，诱敌深入，调动机动部队予以歼灭。
李家屯会议刚结束，7月3日，国民党军就搞了一次试探性突围。当天午夜，新七军一部从城西东野独十师阵地突然发动出击。这里是重点防卫区，已获悉情报的独十师作了充分准备。新七军部队抵进围城部队，阵地立足未稳，独十师各团便倾力合击，只一个会合，便把新七军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其经丁家窝棚向围城部队出击的另一路，由于尖刀班集体向围城部队投诚，后续部队遂不战而退。
突围试探彻底失败，新七军军长李鸿十分恼火。4日凌晨，又指挥一个团的兵力由火磨公司出击，向东野独立第七师谭家营子阵地进犯，企图歼灭围城部队力量，挽回面子，稳定人心。结果连续三次发起冲锋，均被独七师官兵打退。国民党军死伤更为惨重。
6日拂晓，国民党军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城西南、正南、东南围城解放军阵地出击。西南方向孟家屯车站附近，敌人投入兵力最多。这是萧劲光预料中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他将这里的封锁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比较强的独六师。围城开始时，他带着参谋人员在这里住了多日，几次利用夜间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及敌人的据点、工事，与师团领导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周密的兵力部署。后来获悉，6日的突围行动是郑洞国亲自组织的。接受以前被动挨打的教训，郑洞国命突围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找围城解放军部队侧翼与接合部，尔后集中主力重点出击。这天雾很重，加上天尚未大亮，突围的国民党军进到距围城解放军官兵三四十米才被发现。他们也无法看清解放军阵地的情况，唯恐遭埋伏陷入重围。他们在其据点炮火的掩护下，每次以四五十人为一队，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攻。是时，解放军担负一线防御任务的部队只有一个班。但战士们非常沉着，按照预案顽强还击，坚守阵地，直到主力部队赶到。天亮，三个方向战斗都激烈展开。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一时，国民党军在阵地上抛下尸体、伤员一千多，狼狈撤回。这是长春被围几个月中国民党军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围。以后他们还从不同方向进行试探性突围多次，均被打退。
8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东北局关于东北军区与野战军领导机关分工的报告。东北军区，林彪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与高岗（兼副政委）、吕正操、周保中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李富春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政委。所辖两个指挥所分别改称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围城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萧劲光仍任司令员，萧华为政委。16日，在公布命令的同时，萧劲光主持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的指示，萧劲光决定将兵团司令部机关，即原围城指挥所，前移至距长春20里的四家子村。又调集了几个独立师作为二线部队，布置在伊通、公主岭一线及梅河口、开原一线，以防止长春敌人突围，并策应锦州作战。
至9月底，长春国民党军已被围三个多月。其间，国民党军以大小不等的部队先后突围三十多次。由于解放军监视、把守严密，无一次得逞。为打击敌人的气焰，围城解放军也出击数次，拔掉了敌人多处的据点、工事。在这些战斗中，国民党部队被毙、伤、俘虏三千多人，解放军很少伤亡。
10月上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争夺白热化。南京总统府怨责之声盈室满楼。蒋介石坐不住了！仅凭召见卫立煌等已不济事。他登上飞机，1日抵北平、2日至沈阳、4日赶到葫芦岛，亲自督察、部署，调兵遣将，依次召集师团以上各级指挥员训话，严令各部“力保锦州，以杀身成仁的决心报效党国”。在蒋介石的命令、鼓动下，长春城内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郑洞国带人在洪熙街察看地形，连续组织夜行军、急行军演习，杀掉走不动的马匹，等等，作突围的准备。据侦察获悉，他们估计解放军主要防守方向是西南口中长路，便将突破口选在长春以西大房身机场方向，企图以最富战斗力的第三十八师夺占大房身机场，进而在飞机和增援部队的接应下突围南下。
掌握这一情况后，萧劲光与解沛然一起研究制定了几个战斗方案，交由围城部队师团主官讨论研究。讨论会于10月4日在四家子进行。听到北宁线上战斗已打响，大家求战心切，发言十分热烈。有人主张不要等敌人完全出击，要主动些，多调部分精锐部队，深深插入，不等敌人喘息就把他消灭。也有人认为，应做好准备，把敌人放出来，再集中兵力将其逐一歼灭。这样可以尽可能多的歼灭敌人。萧劲光作了总结讲话，他说，从目前掌握的情报看，这次敌人出来的兵力不会少。我们的“刀子”插得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如果插得深，把主力部队全调进去，固然可以多截击敌人，但是，就像流水一样，突然截住，冲力大，就可能同时漏掉得多；如果浅一些，梯次配备，从侧面打击敌人，第一梯队消灭部分敌人，漏掉的敌人由第二个梯队从侧面伏击，再有漏掉、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更好一些，消灭敌人更彻底一些，我们自己伤亡也会小一些。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萧劲光的意见。事不宜迟，围城部队很快在几十华里的广大区域内，分三个梯队部署展开，待机歼敌。
此前的情报是准确的。全副美式装备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为显示实力，表示对总统的效忠，果然于10月7日向城西东野独七师阵地发起攻击。枪声一响，待机已久的围城解放军官兵立即投入战斗。他们按照既定方案从容还击，各把关口，逐一歼击。一顿迎头痛击后，国民党军知解放军已有准备，气势大挫，先头部队溃逃而返，后续部队遂缩回城去。一次精心策划的突围计划成了泡影。据打入城内的侦察人员说，城内国民党军上上下下，此后再很少有人讲突围的事……
层层包围圈、坚固的“城外城”，成了不可逾越的“铁壁合围”。
三、不放一粒粮食、一根草进城
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非常明确，长围久困的目的是“使其粮弹俱尽，人心动摇时再攻”。所以，在完成包围任务使敌人无从突围后，最直接的长期的斗争形式是经济斗争，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部署围城工作动员会上，萧劲光斩钉截铁地提了一个口号：从部队按部署到位那一刻开始，长春城的大门就算关上了。在这以后，再不准放一粒粮食、一根草进城！
围城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各单位都立即在通往长春市区的每个路口，设立了检查站、检查哨。严格行人检查，禁止粮食、蔬菜、柴草，以及牲畜等一切可供敌军所用的生活资料进城，断绝了城内外一切人员商贸往来。为了做到封锁严密，万无一失，真正卡住敌人的脖子，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亲自出面与地方协商，成立了“军地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以此名义把驻地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参加经济封锁斗争。
长春市市长尚传道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对经济封锁，似乎有所预料。3月份上任甫始，他就不讲价钱地买下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储存的全部10万斤大豆。接着，又对全市存粮进行了普查。调查结果是，全市各方面存粮，包括私人自存的，加在一起，可以维持到7月底。当时这结论并没有公布。5月下旬，解放军部队包围长春城，特别是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后，这一信息不翼而飞。国民党在长春的党政各部门很快就都知道了，长春市民也知道了。一无基础二无靠山，立足未稳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更感到心里没底。长春城内有点慌神了！
困守孤城，自古为兵家大忌。不错，兵书上确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说，但首先必须有饭吃、能活命，然后才能待援解困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金汤之固，非粟不守”是军家常识。粮草，要命的粮草！围城开始，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第一个反映就是搞粮搞草。一时间，第六十军、新七军等各部官兵像蝗虫一样涌出城，自顾自四下抢粮、抢柴、抢草、抢地里半生不熟的庄稼。城郊许多村屯老百姓房顶上的草也被拆下来拉进城当了马草，房梁、家具则被运进城当烧柴储存起来。一次次洗劫，弄得老百姓哭天抢地，家家鸡犬不宁。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发现这种情况，立即出兵打击，并把前线阵地逐步向里推进，压缩包围圈。同时专门抽出一部分官兵帮助前线老百姓收庄稼——先是蔬菜，而后是小麦等。从接近城区的最前沿开始，由前而后，熟一块收一块。军民一起动手，不分昼夜，快收、快装、快运。收的粮食留下当时吃的，都运到后方储存起来，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不久，从解放军围城部队前线到城郊中间几十里范围内，已无粮草可抢，国民党军就很少出城了！
出城不能，突围无期，粮食供应一天天减少，城内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新七军军长李鸿故作镇静地安慰部下：“没有柴烧拆房子，没有粮吃有空投。共产党能封地，还能封天吗？”乍一听这话似乎不错。但围城指挥所既然在地上设了三道防线，炸了机场，当然不会忘了阻敌“空投”。围城命令下达不久，参谋长解沛然就主持召开阻敌空运、扰敌空投的军事会议，根据国民党军飞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部署了防空火力：机场所在的西部地区是防御重点，部署野榴炮连三个、高射炮连两个、机炮连一个；东部地区，部署野榴炮、高射炮、机关炮各一个连。萧劲光在会上作指示：“目前地面封锁做得不错。防空，我们力量有限，主要靠大家协同。要告诉各炮连官兵，希望大家明确责任，严守岗位，努力提高战斗能力，要做到使敌人不敢来，来了不敢投，投了无效用。”
人多，打起仗来固然力量可观，但吃起饭来数字也相当惊人。城内国民党守军10万人，即是每人每天1斤，1天也要10万斤。按美联社的“行家”计算，如全靠飞机运送，至少需有30到40架次。以国民党的空军实力，在全国战火遍地、四处告急的形势下，要达到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后来统计了一下，在这期间，最多时一天也没有超过20架次。一般都在10架次左右。有时天气不好，阴雨连绵，雾气浓重，能见度低，七八天一架也来不了。纵然来了，城外解放军防空炮、高射机枪严密监视，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低飞，不敢到预定地点投掷。有时甚至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往回逃。有时远在3000米高空就匆匆忙忙投下来，结果落在了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或封锁区内。他们从数千里外辛苦辗转运来的南方大米、四川榨菜、牛肉罐头，统统为围城解放军官兵改善了生活。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走、藏起来。所以，城内国民党军盼空投望眼欲穿，只要一有空投，听到飞机声响，官兵们就冲出营房，各个单位就自己抢自己的。为此，国民党军专门成立了空投指挥所，由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亲任总指挥，指挥空投，主持统一分配空投的粮食、物品，并且制定了明确的分配规定（大部分要供给主力部队新七军）。但他们这样规定也无济于事，一次空投数量有限，今天来了还不知哪天再来，饥肠辘辘的官兵哪管得了许多！特别是后期国民党飞机飞来架次越来越少，东西分配不均，部队之间为争夺空投食品的火并时有发生。郑洞国又气又火，不得不亲自签名发出告示，凛然声明：“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矛盾尖锐程度，可见一斑。
城外抢不来，空投无济于事，怎么办？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招，就是在各界群众身上作文章，加倍搜刮城内的居民。
7月初，眼见军粮告罄，郑洞国“十万火急”向蒋介石求救。蒋回电说：“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郑以为有了尚方宝剑，将电报转市长尚传道，“请照准执行”。尚回答：“民间的存粮已快吃光了。政府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在此形势下，粮食、糠菜，一切可吃的东西，都成了宝贝，价格一路飞涨。萧劲光在日记中准确地记下了当时长春每斤高粱米的价格：
6月2日，4万元
6月23日，22万元
7月14日，80万元
7月28日，330万元
8月11日，720万元
8月18日，2300万元
9月10日，2800万元（为东北流通券）
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镏子换一个馒头。短短三个多月，粮价上涨了700倍。两年前，杜聿明刚踏上东北大地时曾明令宣布：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奖励东北流通券100万元。这一令人咋舌的赏格，于今只够买一口高粱米（不足三钱）。有人说，后来粮价继续涨。其实涨不涨无所谓，已有价无市了。
“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9月初，包括向来以“军纪严明”自诩的新七军，也全没了章法。为了稳定部队，缓和矛盾，兼任警备司令的新七军军长李鸿在郑洞国的默许下，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政策：出动部队抢走一些市民仅有的食品、家具，甚至扒了房子，把他们成批成批地赶出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