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苦人家的“书憨子”
湖南省长沙市西郊的岳麓山下，有一个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赵洲港。1903年1月4日，共和国开国大将萧劲光就诞生在这里。
赵洲港西靠岳麓山的天马山峰，东临北去的湘江，与美景天成的橘子洲隔江相望。江边有一个不大的渡口，叫朱张渡。据说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当年从江东到岳麓书院讲学时，经常在这里上下船，渡口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据村里的老人说，赵洲港不是萧劲光家族的祖籍。萧家的祖籍在距长沙百里外的乡下。萧劲光的祖父、父亲都是乡间以纺织为业的穷苦手艺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带着简单的行头和织布工具，成年累月地走街串巷，后来流落到赵洲港。萧劲光两岁那年，积劳成疾的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从此，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年仅三十多岁的母亲傅氏身上。
萧劲光的母亲傅氏，是橘子洲北部的傅家洲人。有一年发大水，傅家洲被淹，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她到赵洲港给一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数年后，经人说合与萧劲光的父亲结为夫妻。到萧劲光的父亲去世时，她已生下六个孩子。萧劲光最小，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帝国主义铁蹄横行，山河破碎，城乡灾荒遍地，满目疮痍。一个无依无靠、无地无产的家庭妇女，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度日，其艰难可想而知。在乡亲们的资助下，萧家盖了三间茅草房。傅氏托人从庙上租了一块社地（产权归庙主的荒地）。白天，她在社地上辛苦扒刨，种些菜、果，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绩麻、打草鞋。大点的孩子每日上岳麓山打柴，用以换点米。就这样，母子们相依为命，苦巴巴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在晚年回忆录中，萧劲光怀着对母亲深深的追念记述了这段辛酸的往事：
每天清晨，母亲就送哥哥们上岳麓山去打柴。到了傍晚，母亲就坐在门口，一边把锅里的水烧开，一边望着通往朱张渡的小路，等着去橘子洲卖柴的哥哥们换米回来。如果哥哥们手中无米，母亲就要到邻居家借米做饭，生活非常艰难。那时岳麓山属庙主管，上山打柴要是碰到和尚，不仅抢走柴，还要挨打挨骂……童年的生活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家人谋生艰辛，度日如年。它使我饱尝了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
或许真的是命运所致，萧劲光的母亲傅氏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她不仅勤劳能干，而且很有眼光、坚强不屈。在她一手支撑拉扯下，孩子们渐渐地大了。转眼间，萧劲光的大哥、三哥在饭馆学徒，先后出道当了厨师。两个姐姐也以自己的聪慧勤敏成了湘绣的好手。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贴补家用。家中生活有了转机，傅氏便产生了让小儿子上学读书的念头。
1910年深秋。一天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兄弟姊妹倚高就低围坐在狭小的房门前。劳作了一天，大家都累了。傅氏长话短说，试探着提出了已反反复复考虑多日的想法：“玉林，满伢子不小了，是不是让他读点书？”她首先征求长子萧玉林的意见。
满伢子即萧劲光，乳名满哥。
“我看要得。”老实木讷的萧玉林虽然不识字，但艰难的世道使他懂得，家中没个读书识字的人是受气的。所以母亲一提出，他就接过去说：“我们萧家兄弟四个没有一个读书的。满弟头脑灵光，又愿意读书，就让他去读吧！说不上日后能有出息呢！学费么，慢慢凑，总可以解决。”
其他几个哥哥姐姐也一致赞成。萧劲光上学读书的事，就这样决定了。只是全家的积蓄加上哥哥、姐姐突击筹集的款项，还凑不足学费的最低数目。无奈，母亲从箱底拿出了一枚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她当年出嫁时，养父母作为嫁妆送给她的。十几年来，她一直精心珍藏着，时间长了拿出来擦一擦、看一看，一天也没有舍得戴。儿子上学的钱不够，再无办法了。她把金戒指送进当铺换回了六块银元，才最后凑够了学费。
“我要进学堂读书了！”一向不爱讲话的满哥高兴地逢人就讲。
不日，他便进了村里的一家私塾。大哥和私塾先生按照兄弟排行，给他起了大号“萧玉成”。先生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
萧劲光上学不久，传来消息，辛亥革命成功，皇帝下台了。风云际会、交通发达的湖南省会长沙提倡新学，开始办“洋学堂”。在私塾读了两年书后，萧劲光又被送入了镇上一所“洋学堂”读书。
穷人的孩子成熟早。萧劲光虽然年幼，也懂得生活的艰辛、全家的期望，深知母亲和哥哥姐姐供自己上学不容易，因此学习十分用功。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二十多里路，附近山里常有野兽出没，不管刮风下雨，他从不缺课。上学路上，他总是一路走一路背书。放学后，上山砍柴也把书带在身上，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两眼，背几句。邻里的小伙伴们见他如此着迷，都笑闹着叫他“书憨子”。
萧劲光上小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清政府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数千年文明古国被推入民族危机的深渊。大批爱国志士为挽民族危亡、救苍生于水火，振臂而起，前赴后继。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湖南都是率先响应的省份之一。作为湖南首府的长沙，民主思潮极其活跃。“维新六君子”、“反袁护法”等故事，广为传颂，献身变法的谭嗣同、为唤起民众愤然跳海的陈天华，是人人景慕的英雄。1917年4月，于上年末逝世的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蔡锷，安葬岳麓山，长沙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萧劲光参加了送葬队伍。这些使萧劲光受到了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晚年回忆录中他讲到：那时听人们讲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的故事，深受感动，“在我的心目中，黄兴、蔡锷、谭嗣同、陈天华都是英雄。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舍身捐躯，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
二、在长沙长郡中学
1917年夏，萧劲光已满14岁。这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长沙长郡中学。
长郡中学是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创办的。开始叫“长沙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定名“湖南长郡公立中学校”。后来增办师范科，又改名“长郡公学”。但习惯上简称“长郡中学”。学校以“朴实、沉毅”为校训。校歌称“雄兮古潭州，襟带江湖居上游，旧时人材渊薮。中华兴复，共道湘人多造就”。教师中集中了一大批当地新学派领军人物，在湖南名气很大。后来，该校也的确出了不少名人。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陈赓、曾三等，都先后在长郡中学读过书。萧劲光是这个学校第二十五班的学生。
有人上中学，对乡下一般家庭来说都是大事，更何况孤儿寡母的贫寒之家！萧劲光考入长郡中学，全家都高兴，当然也不免为交学费的事犯愁。在筹措无计的情况下，傅氏把曾进过一次当铺的那枚陪嫁的金戒指再次送进当铺，当得一些钱，才使萧劲光顺利地上了学。
自此之后，成了一个规矩：每学年一开始便把戒指送进当铺，当年全家省吃俭用，攒够钱赎出来，第二年开学交学费时，再把它送进当铺。上中学的几年里，这枚戒指就这样反复当进、反复赎出，直到后来为赴苏留学送进当铺。之后再没有能力赎出，或许是在生活无计的情况下卖掉了，总之，以后这枚戒指没有了下落。
长郡中学教员队伍名气重，教学也相当规范、严格。学校除了开设国语、算术、英文等主课外，还设了地理、历史、音乐、体育、修身等多门课程。萧劲光天资聪颖，求知心切，对每门功课都感兴趣，学得如饥似渴。除了主课外，萧劲光还特别爱好体育。长郡中学作为新学的典范，提倡开展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方面，在长沙很著名。从1912年始，他们的足球队连续多年在长沙市各校中称雄。学校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球队。踢得好的便被同学们封为“球王”。早在萧劲光入学前，学校就有“八大球王”的说法。萧劲光比同龄人个子大，身体结实，爱活动又肯动脑，入校不长时间就踢出了名气。渐渐地，萧劲光及与他常在一起踢球的几个同学被师生们称为“八小球王”。
长郡中学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注意开导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富国强兵而读书，教育学生关心社会、走向社会，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萧劲光在这里学习，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结交了任弼时（时名任培国）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逐步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1918年初，皖系军阀张敬尧以湖南督军的身份率北洋军进入长沙。大批部队驻无定所，竟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进占了长郡中学，把校舍当成了兵营。学校无奈，只得停课放假。萧劲光回家后，听说美国人在长沙办了个“湖滨大学”，不用交学费，只收点伙食费就可以入校学习。他喜出望外，于是约了几个同学匆匆忙忙赶去考试，结果顺利考取了。
在这里学了一段时间，萧劲光大失所望。这个所谓的“大学”实际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思想控制、文化侵略的教会学校。主要课程是《圣经》，教员是牧师，学生们每天都要拿出大量时间背诵《圣经》的章节。萧劲光毫无兴趣，也不大用功。牧师发现了他的情绪，一天故意叫他当众背诵《圣经》。萧劲光背不出，牧师大为光火，厉声训斥道：“你必须讲清，你为什么背不下来、为什么不读书？”并当即宣布他在全班同学面前罚站。萧劲光深感受辱，抓起桌上的《圣经》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声喊道：“我就是不读这劳什子！”牧师没有想到萧劲光敢如此顶撞，气得面目失色，喝令：“滚出去！”萧劲光毫不示弱，拿起书包，昂着头大踏步地走出教室。
北洋军占据校舍后，民怨沸腾。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张敬尧有所收敛，遂将部队撤出校舍。长郡中学恢复上课，萧劲光遂又回到母校继续读书。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震动了世界，也传入中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也在人才荟萃的湖南教育界迅速传播开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长郡中学也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开展各种主义、思潮的研究、讨论。求知若渴、喜欢独立思考的萧劲光，是这些讨论和学术活动的积极分子。他虽然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引人注目，在同学中造成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长沙各界闻风而动，群起响应。萧劲光和任弼时等一批进步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中，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等一系列活动。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请斩曹陆，以谢天下”等许多口号和几个重大活动的细节，能够熟练背诵长郡中学“救国十人团”动人心魄的《宣言》文稿。
在晚年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那时我是一个学生，还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听了‘救国十人团’宣读这个宣言，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这样欺负我们！我想讲，但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想喊，但不知喊什么好，只恨恨地大叫一声“岂有此理”，一拳打在墙上，血顺着紧握的拳头流下来。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社会性的政治活动，那时思想很朴素，就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在长郡中学，萧劲光结交了一批进步同学，最好的朋友是任弼时。任弼时比他小一岁，父亲是一个穷教书先生，母亲在家中经营年收几担谷米的薄田，日子也很拮据艰难。父亲教书，任弼时又是独子，尽管家中衣食不保，父母还是咬牙供他上学。每次开学交学费，他也须和萧家一样东借西凑。共同的生活景遇使萧劲光与任弼时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入学不久，两人便无话不说，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任弼时天资聪颖，加之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学习成绩突出，处事也很有头脑。“交友投分，切磨箴规”。他们在学习思考、理想追求中，增进了理解，加深了友谊，一起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
1920年夏天，长沙市成立了一个青年社会团体“俄罗斯研究会”。这一青年团体吸引了萧劲光，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年暑假，萧劲光和任弼时相约没有返乡。一来为节约路费，二来他们也在思谋下一步的路怎么走。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以后怎么办？依靠家庭供给继续升学，显然不可能；就业谋生，找什么门路呢？假期里，他们四处奔走、活动。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甚至买了图画纸和炭笔，试着为人画像，也得过一点收入。但三年的中学生活，萧劲光逐步树立起一个思想：“绝不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不做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要服务社会，走自己的路。”他不甘心就这样走下去。就在这期间，萧劲光获悉了“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消息。
消息是任弼时首先得到的。他告诉萧劲光，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何叔衡、方维夏等人发起成立的。研究会以研究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为主旨，会务主要有三项内容：“一、从事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结合本国具体情况，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三、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听到这一消息，萧劲光大为振奋。他与任弼时由此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俄国去！半个多世纪后，萧劲光对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正当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之时，弼时和我找到了线索。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地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在俄罗斯研究会，萧劲光第一次听讲演就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韶山人，这时已是名满三湘的社会活动家。他主持创办的《湘江评论》周刊，在长沙社会上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反响强烈。萧劲光读过毛泽东的文章，看过《湘江评论》周刊，也听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的种种神奇的传说。他由衷地敬佩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华，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