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地方，古风犹存。在那里，乡下人现在依然把教师喊先生。赵先生就是我老家大河乡中学的一位老教师。每次想起他，总觉得心酸、难过。
赵先生教了一辈子书，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学生中还有人当了县官州官。然而，赵先生本人并不走运，写了一辈子诗歌，竟没有发表一首。大河乡的文化人戏称赵先生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赵先生做事太古板、太迂腐。他有次到供销社买了一塑料桶酒，出店后顺手就把这桶酒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可掏出钥匙开车，怎么也打不开。正在他急得额头冒汗时，供销社小李跑过来看了看，说：“赵先生，您怎么开我的自行车呢？”还有一次，赵先生在外地开会，晚饭后要给老婆和校长打电话。他脑子里记着，先拨老婆的电话，再拨校长的电话。没想到拨完电话后拿起听筒，竟是校长说话。赵先生对着话筒发脾气：“这么晚了，你在我家里干什么？”
当然，这些事情都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在大河乡甚至更远的地方流传开来。赵先生全当作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在一次文学笔会上见到赵先生时，他是笔会中年纪最大、惟一戴老花镜的作者。与一班青年男女在一起，他显得更虔诚、更谦虚、更拘谨。赵先生坐在头排，拿起小本子做笔记，本子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蚂蚁。我那时薄有文名，在讲台上侃到兴头上，唾沫星子四下乱飞，只见赵先生时不时拿袖子揩脸，揩完了又写，倒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信口开河了。
据参加笔会的年轻人说，赵先生写诗相当执著，几十年如一日，已经自己装订了厚厚的几大本诗集。夏天热，山区蚊子又多，赵先生赤膊上阵，只穿一条裤头趴在课桌上写诗。没钱买蚊香，他就把旧报纸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浆糊贴在课桌四周，像垂挂的纸帘子。若有蚊子钻进来，赵先生两条瘦脚杆左右一摆，纸条便随之晃荡，蚊子就被赶跑了。
笔会结束后，赵先生捧着他那几厚本诗集请我指点。我一方面为他的勤奋所感动，一方面又为他的诗歌所悲哀。赵先生见什么写什么，写的都是顺口溜。譬如，赵先生推开窗子看了看，马上就写下两句诗：“窗外是月亮和星星，屋里是桌子和板凳。”又譬如，赵先生参加完升旗活动后，立刻又记下一首诗：“小学校钟声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女学生像七仙女，男学生像武二郎。”我读他的诗没有笑。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我得承认，赵先生是个好教师，但他写诗是误入歧途。我还得承认，赵先生缺的是悟性和灵气，但许多具有悟性和灵气的年轻人，又有谁能赶得上像赵先生一样，为诗苦苦寻觅一生呢？
我问赵先生：“您为什么要写诗呢？”赵先生说：“渔樵耕读，诗书传家，山里人信这个。”我说：“我在报社有几个铁哥们儿，把您的诗带一首回去让他们发。”赵先生连连摇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我写诗图的是活得快活，开后门发表诗，我哪里快活得起来呢？”我的直觉认为赵先生才是那种具有真正的诗人品格的人。最后一个乡村诗人的称号他应该当之无愧。
我使劲握了握赵先生的手就走了。我真的怕我说出什么话来伤了他的心，碰碎了他的梦。后来，离那次笔会很多年了，每次想起他，我心里就是一种深深的疼痛和感动。一种太远太远的诗歌般的苍凉，便如潮袭来，如潮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