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刚想，我为了钱（人的意识是极其复杂的，刚出名与出名以后的价值观是会逐步转变的。初衷之后，随着日渐成功，李玉刚在艺术上的追求的欲望也要随着见涨）拼命迎合人们的追求幸福的口味，竟得到衣食父母们这么超值的回报，我惭愧、我感激。李玉刚没有理解的是，“刚丝”们追求的是幸福之源，幸福感的神秘特性已经使他（她）们对李玉刚这个独特的幸福之源，形成了依赖性或上瘾性。对任何上了瘾的事物，再大的成本也舍得，因为那是在实施终极的追求行为。
“刚丝”们却想，给了我们这么极端的、难得的耳目享受的幸福感，这么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竟给我们追随他的小人物下跪呢？
出现相互误判的原因是双方都没有着力向对方的终极追求处去想——都是为了利、或者是最终追求的幸福。
当然，具体到这件事，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其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放大作用。究其根底，社会文化也是在人们长期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形成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2011年的春天，东欧一个小国的一位平民少女，在英国使馆前绝食。理由是：（1）没钱；（2）其母亲曾是前英国王妃戴安娜的粉丝；（3）英国使馆竟不给她签证和资助，让她与其母亲前往英国参加威廉王子的婚礼。
这位少女没去想，养尊处优的英国王子所挥霍的财富是他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吗？是英国政府把从全世界搜刮来的，劳动人民用血汗所创造的幸福资源供给了王子、王妃们挥霍地享乐，其中可能也包括这位少女同胞的血汗。那是先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因此西方各种媒体争相拿这件事来做广泛的宣传报道，大有企望传为“佳话”的味道。
人家在用可能包括上述那位东欧少女同胞的血汗享受超级的幸福，少女却用崇敬的心情，乞求拿人家恣意享乐的画面来当做自己耳目所追求的幸福资源。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把所有人的终极追求都是幸福这一道理作为观察和分析世事的尺度。这位少女的逻辑，已经完全与西方殖民者的逻辑合辙了。
大英博物馆是西方文化的荟萃场所。请看下面一个事实：印度向英国索要众所周知属于印度的国宝。比如被英国殖民者从印度人的手中强行掠夺之后，镶在英国王冠上的“柯伊诺尔”钻石。英国首相卡梅伦先生坚决不还给印度的理由是：“如果同意一个（意见），那你会突然发现大英博物馆将空无一物。”强盗的逻辑是：如果答应还给被抢人一部分东西，那所有被抢人一定会循例逐步要回全部被抢的东西。那样，我们不是等于白费力了？岂有此理！
正像鱼宏亮先生在一篇题为《民族国家与价值边界》的文章中所说：“当民族国家内部分享着自由、平等、人类正义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使用的却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这一副由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以《饥饿的苏丹》为题所拍摄的，网友们众所周知的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正在爬向食品发放中心、被饿得濒临死亡的苏丹小女孩。这一幕使我们想到：在同一个时段里，同一个地球上，“文明、公平、慈善”的王子、王妃们恣意地享受着极至的幸福生活；另一些人则经受着极度的痛苦。这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世界“合情合理”的、司空见惯的实在。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哪有天堂、地狱？两般尽在人间”！这种现象确证了，人间的丑恶现象，其根源就是各自只顾为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牟取幸福，罔顾其余。强盛的国家或民族霸占着财富的拥有权和话语的控制权，弱小的国家或民族只能着力理解这句话：“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北京晚报》2007年7月2日登载了韩曙的文章题为《幸福婚姻关键因素排行分担家务最重要，生儿育女排倒数》。摘要评述如下：
文章首先摆出了一个令专家们感到“诧异”和“忧虑”的社会变化的现实：
“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从今年2007年2月开始，通过电话对2020名美国男女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人觉得在夫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分担家务活’，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看重这一点的美国人只有47%。”
“最令调查人员感到诧异的是成年人在孩子问题态度上的变化。在这项对婚姻幸福9年关键因素的调查中，孩子的重要程度排名已经跌落到了倒数第二位……而1990年进行的类似调查，孩子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排名是第三位。”
接着，作者来个副标题：《专家忧虑，背离组建家庭的意义》下面换了字体以提示读者关注：
“……学者忧虑地认为，人们正在背离组建家庭的意义……如何维护、恢复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其实，专家们应该首先承认这些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规律：
第一，组建家庭的根本意义不是生孩子，生孩子只是父母追求幸福的方式之一，而非全部或根本。人的根本追求是幸福，要不要孩子与重视不重视孩子，都要视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否一致；
第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时代不同，人们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演化中，价值观、幸福观一定要随着变化。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逐渐使人们不用指望“养儿防老”。培养后代又是个明显赔本的买卖，再加上娱乐消遣的条件随着时代已有所提高，深受“生命哲学”和及时行乐思想与唯利是图资本主义意识的影响的世人们，如果眼看着对于自身追求幸福的需求不利，谁还把生儿育女当回事呢？文人们的呐喊、政客们的说教与人必须以追求幸福为最高目标这一自然规律相比，都是无关紧要的配角了。
随时变化的是社会状况，永远不变的是人对幸福追求的目标。
文章中也提到在调查中发现：
“除分担家务之外，舒服的住房条件、适当的收入、良好的性生活和‘互相忠诚’都是夫妻生活幸福重要条件。”和“调查表明，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共同快乐生活，共同体验人生’……现在选择结婚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感受，是为了享受人生。”
从“背离了组建家庭的意义”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专家们想当然地认为组建家庭的意义在于生育和培养孩子。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人云亦云的，也是错误的。必须把追求幸福感作为组建家庭的首要意义，才能彻底看清人们家庭观念变化的实质。
大多数美国人“思无邪”，没有错。人是智慧最高的动物，在围绕追求幸福的总目标的前提下，人类社会一定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平衡等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向前越来越好地发展的。在世界各国家、多地区之间家庭与人口的观念和行动也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变化着。不是有不少的国家反而在为出生率太高而着急吗？
如果见到特异的人或特异的族群做出了难以理解的事来，只要从人的终极追求就是好感觉这一观点出发来思考，往往很快就能洞悉玄机；预测人类或人类社会，甚至整个生命世界的演变趋势，从生命体的终极需求唯有好感觉这一角度出发，也是一条正路和捷径。
《新京报》2010年7月12日刊登一副照片，内容是美国加州南部一个城市一万多名男女老幼在铁路沿线站成长长的一排，声势浩大地脱了裤子背对着行驶中的一列客车，举尻晾腚。据悉，30年来，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特色盛会”，参加的人还一年比一年多。参加晾屁股的人不但有当地的居民还有到访“受到鼓励”的游客。
《新京报》只是作了报道，以供猎奇，没有评论。
其实要是从人的根本追求上想，这种表现并不稀奇，很容易理解——他们这样做不但娱乐了行驶列车上的过客，更重要的是同时娱乐了自己，可以促使自己体内释放能引起新奇、兴奋、愉悦等幸福感的生化物质，使他们立刻就能得到很幸福的感觉，这就是当地人乐此不疲的根本原因。这些行为也是在践行生存主义的、遵从意志的调遣，快乐就好的主张。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人们有时为了追求幸福感而做出匪夷所思的事儿，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深受生存主义影响的西方人。
如果生存主义的大师们彻底明白了人的终极需求就是幸福感，尤其是了解了幸福感的相对性诸表现，他们就不会生发出那样多的怪主张，也不会诚心翘首于印度古人经过“冥想”而悟出的那种悲观主义和厌世思想了。
因为生存主义思想对现代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影响实在太大，其开创人及代表人物的思辨过程和思辨成果也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这里进一步剖析一下他们的思想脉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叔本华说：“牙齿、食道和肠道是物化了的饥饿感；生殖器是物化了的性冲动；能抓取的手和灵活的脚则对应那些它们所表现的意志的较为间接的努力。”（叔本华所作《作》第一卷108页）
叔本华还在他的《论意志的自由》一文中说：“一切欲望、奋斗、祝愿、要求、渴望、希望、热爱、欣喜、欢庆，诸如此类，不亚于不情愿或抵制，一切厌恶、逃避、害怕、愤怒仇恨、哀悼、遭受痛苦——简言之，一切情感、激情。因为这些情感和激情都是人自身意志的冲动，有些微弱，有些强烈，剧烈、猛烈或比较平静，而人的意志有的遭到压抑，有的得到发泄，有的得到满足，有的又得不到满足。尽管它们变化多端，但都与意志目标的实现与否有关，与对憎恶对象的忍耐和克服有关。因此，它们是同一意志的外在感情流露，该意志活跃在决策和行动中。”
在《人生得失》一文中，叔本华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肉体既是意志的客观化形式或具象化的意志，所以只要肉体生存着，即有求生意志的存在，它时时燃起熊熊的烈火，努力地在现代中显露它的姿态。”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文中，叔本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既然人这一存在物是物质的、奋斗的个体，表现出生命的意志，那么他们的目的就倾向于自私自利。利己主义是兑现任何正式律令所需要的‘出纳员’：在某个具体情形下理性地驱使我采取行动的将是能否实现我的（“我的”二字，原文之下有黑点——笔者）个人目的的考虑。”
在《作》一文中，还有：
“为了让自己这沧海一粟活得稍长一点点，他愿意毁灭世界。这种倾向就是自私，它对于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而言都是必不可缺少的。”
尼采，除了把叔本华的“意志”提升为“强力意志”之外，在自私自利的主张方面走得就更远。
叔本华虽然在他的《论道德基础》一文中，对于人性中存在怜悯之心，提出过疑问：“怜悯之心居于人性之中却是一个深深的迷。”但他还说过有些许良心的话：“不伤害人；相反，尽可能地帮助人。”
尼采却完全仇视人间一切传统道德。他在1866年写的一封信中说：
“历史就是一个人们为了数不胜数的利益而进行永无尽头的生存斗争的过程。”
他仇视善良人、仇视利他思想。在他的《我为什么是命运》一文中他说道：“以前，没有比圣哲更具欺骗性的了——我是真理的呼声。——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过去人们称谎言为真理。——重估一切价值（原文中，‘重估一切价值’几个字下有重点——笔者）：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
“从根本上说，我说的非道德论者这个词有两个否定。一方面，我否定以往称之为最高尚的人，即好人、善人、慈悲人；另一方面，我否定那种作为自在的、流行的、普遍认可的道德——颓废的道德，更确切地说，基督教道德。”
以致《尼采传》英译本序言中说：
“叔本华的书早已暗示过尼采，解开生存谜底的那把钥匙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可尼采故意抛弃了理智，同时被抛弃的还有善与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
序言中还说道：“波兰的德国官员也许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种货真价实的作为压迫者的行动指南……他追求权力和不平等，按理他应当如富耶所说，‘不相信教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只相信侩子手’。”
够了，总括这些摘录，仍属挂一漏万。但是已经可以透过这些材料看清存在主义的核心意识：
1.他们所感到无奈的、无法控制的、驱使着生命并且不堪寂寞的“意志”或“强力意志”的表现，无非就是前文所述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翻版。实质上就是对生命追求好感觉或幸福感的这种真理的不真切的认知状态。
2.他们自认为他们先于世人抓到了真理，有的拜服于强大的“意志”之下，陷入悲观主义，骨子里却皈依了出世或厌世的宗教；有的则无限夸大和张扬“意志”、“强力意志”，蔑视理义、妄作“超人”，成了十足的德国法西斯的精神前驱或“嬉皮士”、“雅皮士”和摇滚、过分施行性开放者们的师爷。他们的共同信仰就是及时享受人生、推崇绝对的个人自由、个人人权至上，轻蔑社会共同道德。如今西方和世界流行着的自私、浮躁、个人人权至上和颓废意识，生存主义是难免其咎的。
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存在主义的主张符合真理的一面，因此使他们具有极大的自信心和很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生存主义没有能够全面地参透真理。人人都不能战胜追求幸福感的意志力，但是正如人人都爱财，却还存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一面道理。存在主义崇拜驰骋“权力意志”，蔑视妨碍意志驰骋的一切人间传统义理，就如同他们只知道爱财不错，却不明白必须“取之有道”的一面道理一样。
总之，人生最根本的追求是幸福感。这一问题貌似简单，其实是极复杂而深邃的。迄今为止，历代的、悟到了这一真理的学者，也都只是停留在泛泛地、意味深长地说说罢了，很轻巧。所以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总是处在似是而非、如同雾里看花的状态中。
“什么都不是绝对的”，这是理论者们经常用的口头禅。笔者敢说：任何事物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任何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因素；任何人都在追求好感觉。至少，以上几项就是绝对的。
上文有述，为了证实幸福=快乐+意义，专家们“发明了”可以生产各种快乐的大机器。声称“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进入其中，他们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愿意进入其中。如上文笔者所举例，情愿进入其中的确实不是少数；马斯洛先生声称他所列出的五个层次的人的需求是人生的终极需求或目的，并且一个层次里的需求的产生必须以其下一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为条件。也如上文所述，马氏的观点只能算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明显不敢说出他的意见就是绝对化的。他自己既然有继续补充或修正其观点的愿望，也就说明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观点实在不能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