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探讨幸福感的相对性一节已经谈到，幸福感是具有时代特性的。在过去物质条件很差的农村，北方寒冷季节里又没有其他更多取暖手段的情况下，热炕头便是极重要的幸福资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热炕头，作为追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源，在家庭中有举足轻重的份量。有时候，占据热炕头的家人，除了他（她）已经占据了睡觉时的幸福之源这一优势之外，还标示着他（她）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旧时代农村普遍看重“热炕头”的情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一位北京南郊大兴县的胡姓盲人老先生，善长于说唱“西河大鼓书”，远近闻名。为了鼓动听众的情绪，在开场词中，老先生经常是一拍“惊堂木”，随后就说出这段“顺口溜”：
“马瘦毛长蹄子胖，
老两口子争热炕。
老头子说：‘是我拾的柴。’
老婆子说：‘是我烧的炕。’”
这时，往往逗得全场哄笑。虽然只是笑话，但也有几分的意思揭示了物质条件匮乏时代，贫困乡间的人们，在生存中时时处处不失争求幸福感的真实图景。
总之，凡人每天所经历的全部时间里，都离不开追求幸福感的终极目标。
小时候听姐姐说，很久以前，社会突然盛传，不久将有某个天体与地球相撞。于是人们都十分恐怖和不知所措。有什么好吃的尽量吃、好穿的尽量穿……结果据说是科学家们误判了。
一些人得了绝症，医生诊断后确定已无治愈可能。于是往往以最实在、最重要、最兜底的话告知和抚慰亲属：（病人）回家想吃点儿什么就吃点儿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上面两个事例表明，好吃的、好穿的……不外是常人最基本的感官幸福的享受，在人们终极的追求里，属于最起码、最实在的追求。“关键时刻见真情”，人们在面临结束生命之前、束手无策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才是最实在、最终极的欲望和追求。
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春节。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愿也是人们在春节的庆祝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春联、贴符、贴字就是表达心愿的重要方式。其中，几乎每家每户都要贴单字“福”。有的还故意把福字上下颠倒地贴着，以取谐音“福到（倒）了”的吉利。
日常生活中，说出描述或祝愿别人生存状态好的话，有：“祝福你”、“祝你幸福”、“福寿双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主要以延长生命和获得幸福为内容的居多。
在中国民间住宅建筑中，影壁是最显眼的部分之一。影壁正面的中心镌刻或者书写很醒目的、巨大单个“福”字的人家十分常见。
中国民间艺术的传统中，利用蝙蝠的“蝠”字与幸福的“福”字谐音的关系，创造出了以“五福（蝠）捧寿”（周围五个蝙蝠围绕着中间一个福字的生动画面）为题材的许许多多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品。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追求幸福的意识在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7日文章，题《真实的片刻》作者，吴韦材。内容摘要：
“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说到真实的片刻，却似乎人人的感受都颇不一样。
……云在飘荡，你看到了；花在盛开，你嗅到了；人们叙述，你听到了；蜜被酿出来，你尝到了，甚至你的触觉，冷的、热的、舒服的、刺痛的……你都感觉到了。这些真实的片刻，都在一丝一毫慢慢累积成整个生命的感觉过程。
做人，其实不需要记得太多，只需记得最美最好的，那就够了。
作者以总结一生生理、心理感觉的过程来揭示他对人生终极追求的觉悟——“不需要记得太多，只需记得最美最好的，那就够了。”我们详细地品味一下，作者所指的最美、最好的时刻是什么呢？“看”、“嗅”、“听”、“尝”、“触”，分明就是五种感觉最好的时刻。我们对幸福的定义正是通过所有感官感受到的“好感觉”。
生存的意义在于生命存续期间所经历幸福感觉的密度和深度。
说到底，或从终极目标来思考——无论是上海电视台的《百里挑一》，还是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以及其他各地电视台的所有相亲节目，其中男女嘉宾，第一，都一定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给人以好感觉；第二，所有嘉宾追求的：A、当时的好感觉；B、牵手后的好感觉。当然，牵手后给双方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带来好感觉也是追求的内容。除此无他。那么，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不是就彻底昭示了吗？
《北京晚报》2007年11月15日《谈天说地·求医不如求己（Z）》副标题——《福由心经生》。其中以“中里巴人”的口吻说：“养生要领应以让‘身心保持愉快’为生活的第一要务，以‘让精神感到满足’为事业的最大成功。
这是人的终极追求的“养生版”。
2011年3月4日《报刊文摘》两版之间的夹缝刊登《说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说天堂美好，都不去——矛盾的现状。”
这一段正是说明社会风气不论如何变化，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追求生存和好感觉。上面这段文字所说的金钱、美女、权利、烟酒，因为都是直接或间接取得好感觉的手段，所以，明知其暗藏着危险与祸害，人们都不厌倦地追求而不去躲避，因为人活着的终极追求只能就是好感觉；去天堂，那是彻底毁掉追求和享受好感觉的前提——生存，谁会愿意去呢？
如果以发散的方式想下去，为了用躲避痛苦的方法来追求幸福，通过自杀自赴天堂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这种人仍然没有超越人类追求幸福的根本性。
人的终极需求就是幸福或好感觉，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前景幸福少而痛苦多，就会觉得生存再无意义，自杀的实质就这么简单，觉得再也没有幸福就不要生存了。关于自杀的实质，谁也找不到其他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号称《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这本书的作者查尔斯·哈奈尔在论证存在主义观点时，不经意地“溜嘴”（不小心地说出了不利于自己当前的论证，但认为是当然的真理的话）说：“……有些人不想活下去，那也只是因为他……预料到自己将来会遇到困难的情境。”说的意思是：自杀就是为了躲避困难、躲避痛苦。请不要忘记：躲避痛苦就等于追求幸福。尽管生存主义者声言，人的最高需求是生存或生命的延续，在这里他们还是不自觉地说出了人的最高需求是幸福感这个真理。为了躲避痛苦（追求幸福的一种形式），而舍弃生存了，生存显然就是第二位的。
2010年9月28日，法新社记者在阿富汗赫拉特发出的电讯称，赫拉特这一阿富汗优雅文明的历史名城，今年还总计不到10个月已有67名年轻妇女（大都在15~25岁之间）因自焚而住进医院。原因大都是因为“没有能力解决家庭内部问题”。文章还附了一副部分躯干和一支胳臂都扎着厚厚的绷带、全身30%的面积三度烧伤的，躺在医院病床上名叫哈莉玛20岁的阿富汗姑娘的照片。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位妻子，因为对第一位妻子给丈夫吸鸦片而气愤，又管不了，于是寻死。
其实，阿富汗战争是西方人挑起的。西方的记者们的报道多少都带有主观倾向性，法新社的记者们不揭示事件的深层原因，只是敷衍地报道事件的表象，只供猎奇。
为什么阿富汗那么多自焚的？再看看不要命的阿富汗人还多得很呢。深入地想，这些阿富汗人自焚直接的原因有多种。究其根本，主要是他（她）们的好日子被战争给打碎了，他（她）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保，幸福难求，干脆就不把饱含痛苦的生存再当金贵的了。这一点也再次印证，生存主义的主张是荒谬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
十、作为高度文明化、高度符号化的人类，追求生存与追求幸福（或避免痛苦）究竟熟重
至此，还应该澄清这样一个问题：
西方创建所谓“生存哲学”的哲学大家们明确地主张，人和其他所有生灵的终极追求就是生存，这一观点得到了西方人的普遍认同，顺理成章地，至今在全世界也还有着很大的认同度。
中国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意思是只要是活着，哪怕总是吃苦，也比死了强。明显地也主张活命主义观点。
人的终极追求究竟是生存还是幸福？
下面我们来探讨追求生存与追求幸福（或避免痛苦）究竟熟重：
A：明摆着，生存是追求幸福的前提条件。人都不存在了何谈追求幸福、何谈享受幸福？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排列人的需求层次时，把人的生存需求放在最基本的第一层次。他还认为，安全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说到底，就是活命最要紧。而且在他号称囊括了人的所有需求而压缩、概括得到的五个需求层次中，根本就没有幸福感这一项。也就是精心研究了人的需求的马斯洛先生认为，与生存需求相比，幸福感的需求应该算是边缘得不值一提了。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不同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等人主张人的最高或终极追求是幸福，而马斯洛先生又声称他的五个层次的需求囊括了人的终极需求。
长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以至全世界人的认知方向的生存主义哲学家们，如大名鼎鼎的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他们的“意志”或“强力意志”一直以争求生存为生命体的最高、最终目的。西方人和追随西方人思想轨迹的所有人，不是个个都是白痴，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同，生命哲学的主张是具有一定真理性的。
着眼于我们东方文化的背景，也有相当的理由认定生存是人的最高需求：
中国古籍《吕氏春秋·贵生》中有：“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当然这里的“生”兼有生存与民生之意，但无疑，这句话中生存主义的味道明显是很浓重的。
亘古至今，一般地说，报仇雪恨的终极手段就是结束敌方的性命。部族冲突、国家战争以至个体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都以消灭对方的生存为最想要的结局，所谓“置之死地而后快”；
惩治罪犯的方式中，处死称为“极刑”，意思是终极至高的刑罚；
包括我们东方人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很重视“生日”，而且创造出了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庆祝生日的文化内容。生日是生存的开始，重视生日就是重视生存的表示；
忌日或者逝世纪念日的设立也是高度重视生存的表现。忌日的“忌”字本身就意味着对死的忌讳；
人死了，会给亲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哪怕自己的亲人带着巨大的痛苦而挣扎地活着，好像也比死了感觉好。影响较大的人死了，有时悲痛的众人为之送葬的队伍绵延长达数公里。那也是众人极度惋惜生命的行为；
自古以来，各种繁杂、隆重的丧葬仪式以及不惜重金营造墓地的行为（在迫不得已地接受不能再照旧生存下去的情况下，希望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延续旧有的生存方式），都是重视生存的见证；
“杀父之仇”、“生杀大权”、“人命关天”、“至死无大灾”……太多的词义都说明生死问题非同小可，都是人类文化中沉积下来的、高度重视生命价值的明示。反映出人类对生存的追求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
有的时候，人们觉察出情况危机到了极点，于是就用“真要命！”这句话来形容形式糟糕到了最极端。也就是，“灭顶之灾”算是到头了，其他都是次要的。
人以外的所有其他生物大部分都表现出求生是它们最高的需求。
B：“苟且偷生”，是对一个人生不如死的无奈地生存状态的贬斥。
“不成功，则成仁”，是世人公认的一种高尚、明智的行为选择。
“不成功”，一般是指“自我实现”而未得“实现”，或者是为了追求事关重大的群体公利（利益的最终指向一定是幸福）而未竟；“成仁”，则是指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当事人因此而自动地结束，或自愿地接受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之所以人们认为“不成功，则成仁”是一种高尚、明智的行为选择，其原因是当事人这样做了之后，不但免除了此后忍辱求生的无穷期的痛苦，并且能享受到成为“仁人”的崇高荣誉感。毋庸置疑，这属于以舍弃生存来追求幸福感的表现，透出了追求幸福感重于对生存的需求。
社会上凡属自杀的人，不管其表面原因是什么，追究到最根本的意识一定是避免接受将面临的、他（她）认为不堪忍受的痛苦。避免痛苦就是追求幸福。意识到不会有幸福了，就毅然结束生存，这表明生存的追求是幸福、没有幸福，生存就没有意义了。
屈打成招，明明知道招供之后很可能面临死亡，也要招供，这种现象在世间并不难找。其中很多人都是为了躲避近前由于“逼供信”施行的“屈打”带来的痛苦。也就是宁可选择死，也不选择继续经历“屈打”的痛苦而活着。这表明死去轻于经历痛苦，也就是争求生存轻于追求幸福，因为躲避痛苦就等于追求幸福。
这里还有一个说明经历困难重于经历死亡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非常道》的书，编者署名余世存。书中叙述这样一个史实：
革命党人吴樾曾在清末英勇刺杀朝廷的两位大臣，均致重伤。之后吴樾自杀。
吴樾在刺杀行动之前，曾与比他小六岁的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陈独秀相争。相争的情形很激烈，原因是都想去接受刺杀朝廷“五大臣”的任务。
相争到最后，吴樾问陈独秀：“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熟为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随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从两位中国革命志士的精彩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致认同——克服困难（接受痛苦、失去幸福）与舍命（放弃生存）哪个更容易？舍命！
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力地说明了，追求幸福（躲避痛苦）与追求生存相比，追求幸福更重要。
《中外诡智机巧集鉴》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个古典事例：
剑客要离为吴王刺杀在卫国避难的公子庆忌。
出发前，要离请吴王斩断其右手，杀灭其妻儿，以达应用“苦肉计”，求得庆忌信任的目的。终如愿以偿，刺死了庆忌。很明显，要离在实施刺杀庆忌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存也经受着极端的危险。这是为了争求“自我实现”那种幸福感，不惜危害到生存的又一例子。
欧洲先哲苏格拉底被诬陷为教唆青年亵渎神祗并被判死刑之后，当时的情况他很有逃脱的机会，但苏格拉底选择了直面死亡。他说：“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卑躬屈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
苏格拉底坚持了他那种超越生存而要追求尊严的高尚人格。尊严感是一种好感觉，属于幸福感。这也证明了追求幸福和躲避苦痛才是人的最高追求。
如果问一个人：“愿意每天剐去你身上的一两肉，过一段时间再处死你；还是愿意现在就处死你？”他一定选择现在就死，绝不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说明什么？说明追求幸福（这里表现为躲避痛苦）重于追求生存。生存就是为了享受幸福，没有幸福、全是痛苦了，那就去死。是活着重要，还是幸福与否重要，从这里清楚可见。中国成语“千刀万剐”，就是对上述意思的一种涵盖性的描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