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辛居安思危，于正午时分的灿烂阳光下，思虑到黄昏的黑暗，终究免遭杀身之祸，这对我们今天在经济领域不无启迪。善于从平静中预见到危机，从而早作准备，定出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
深藏好恶无懈可击
领导者要坚守虚静，应该注意的还有不轻易流露爱憎情感，不可暴露自己的嗜好。因为部下一旦得知领导的爱憎情感和嗜好，必然会迎合上司，并掩饰自己的真实欲望，需要的时候，还会欺骗和蒙蔽上司。
现代的一些有关人际交往方面的书籍，也常常教诲人们要注意别人的爱好，并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对方喜欢集邮，那么要找他帮忙时，最好带上几枚精致的邮票；对方喜爱读书，便送他几本装帧精美的书籍；……类似的这种教诲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介绍推销方法的书中找到。这表明，迎合人本性的喜好厌恶，是古今都被广泛运用的方法。贤明的领导者如不能提防这一点，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例子韩非子谈过不少。
越王勾践最欣赏英勇的人，于是，其人民多半表现得英勇不怕死。
楚灵王喜欢细腰美女，于是，宫中为减肥而饿死的女子日益增多。
桓公好色而且妒心很重，于是，就有竖刁这种人，自动地把自己阉割了以后，跑去管理后宫。
桓公喜欢吃美食，所以有易牙把自己的长子蒸熟之后，请桓公大吃一顿。
燕王则喜欢才子，他装着一副贤明的样子，向臣下子之示意要禅让王位给他。他认为这样做，子之必会拒绝，自己可保王位不丢，且能换来美誉。子之了解到燕王喜欢虚名的特点，便故意装着不愿意接受王位，燕王很高兴，然而不久，子之便将王位篡夺了。
如此这般，君主如果把自己内心的好恶太表露于外，群臣们就必然会适当地装装外表，以迎合君主，利用君主的喜好憎恶来为自己铺路，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上述，子之利用君主爱慕虚名之心而夺取王位。竖刁与易牙则利用君主的嗜好而获得权力。结果，燕王在内乱中横死，而齐桓公也是死于易牙、竖刁的叛乱之中。
何以至此呢？这是因为君主的本心被臣下看穿的缘故。臣下对君主所表现的忠态，并不是出于爱心，而是贪图功利的缘故。
韩非子于是告诫道：“身为一国之主，如果不懂掩饰其内心，隐藏其嗜好，那么臣下巴结，蒙骗君主，甚至出现像子之、竖刁、易牙这样的人物，是很容易的。”
相反，如果太不轻易流露自己的喜爱嗜好，臣下反而会暴露出真面目，君主便不至受骗了。
韩非子又讲了这样的故事：
由于齐桓公喜欢紫色的衣服，所以国人都学着也穿起紫衣服来。于是，市面上紫色布料价格高涨，为素色布料的五倍。桓公很担心，就与管仲商量。
“因为我喜欢紫色衣服，结果紫色布料价格昂贵。全国百姓也都喜欢紫色衣服。你看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道：
“大王若想阻止，不妨试着不穿紫色衣服，同时也不妨告诉左右说你已经不喜欢紫色的衣服了。若有左右亲信穿着紫色衣服来，你一定要叫他退下，以表示你讨厌紫色的衣服。”
桓公照此办理，结果第一天就没有一个左右亲信再穿紫衣服，第二天，宫内没有人再穿紫色衣服，而第三天则全境内没有人再穿紫色衣服。
君主处于至高之位，是众“矢”之的。君主一旦表露其喜厌，则天下人莫不群起而效仿之。这样，君主想要明断事务、监察百官也就困难了。因此，君主应该绝对坚守虚静，让臣下无从摸到君主的喜恶，臣下摸不到君主的喜恶，自己的喜恶就会显露出来了。
还应注意的是，仅是上司坚守虚静，不流露自己的意图、欲望、喜好还不够，还必须设法使部下行动起来，这样才能够以静制动，通过隐秘地观察部下的言行，把握部下的本来面目。因为如果部下也同样保持虚静，行韬晦之计，上司便无从掌握部下了。
避免争斗乱中求安
在历代的政治中，权谋和纷争常常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为政者，一切从社会民生出发，不介入权谋之争，超然于其外，坚守节操，是必需的素质。
身居乱世，为君不易，为臣相则更难。
上有君王，下又面对权力角逐的争斗，为保全性命，进而求取社会民生的发展，作为政治家，所做的选择实乃至关重要。
晏子在齐庄公被杀后，幸免于难，这里有晏子平素的威望所在，但很大程度亦在于他未介入君臣之间的纷争戎斗。
崔杼杀了齐庄公，立庄公的儿子为君，为巩固其势力，就让文武大臣到祖朝发誓。晏子怒斥崔杼，崔杼虽然愤怒，但因晏子以正直而闻名，终也不能杀他。
晏子不慌不忙，从容离去。仆人见他坐上车，就要赶马快跑，他按住仆人手说：“不用着急，慢慢走吧，跑快了不一定就能活命，走慢些也不一定非死不可。”
晏子之安然若泰，是出于心底无私的品格。只有素有为社会而存亡的抱负，才会有晏子的豪气。在动乱之时，晏子的表现可谓难能可贵，亦足以为后世之楷模。
老子说：“以其不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是说，只有具有不争之德，才可避免介入私利的纠纷、俗事的缠绕，而进入清静无为之境，这样，因为无所争，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争得胜你。老子的思想中具有拒绝一切世俗欲望的一面，但就其揭示的道理而言，对于为政者，还是有启发的。
郑国的子产为相前，当郑国侵蔡取得一些成功、大小官员欢欣若狂时，他却在长辈面前说道：“小国没有文治而有武功，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楚国兴师问罪，我们能不屈从吗？屈从楚国，晋国必然派兵讨伐，晋楚轮番伐郑，郑国从此就别想安宁了。”
年轻的子产把不争之德运用于政治之中。事实也正如子产所料，郑因此遭受楚、晋的轮番讨伐，加之郑国又出现了内乱，很快整个国家便陷入了危机。
子产受命于危难之时，为保社稷，他在国内注重改革，在国外展开有效的外交活动，军事上，他重视防术，很快就使郑国在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由于郑国与诸国争斗中能避争戎斗，自立自强，也就取得了外交的主动权。
他使郑国在动乱的时代保20年的平安。应该说其年轻时的议论和主张，在政治上是得到了出色的运用和发挥的，这无疑是子产的智慧之晶。
在古代的政治中，权谋和纷争常常占着重要的位置，也正是于此背景中，晏子与子产的立身、立国之术也就更显珍贵。
临危隐退隔岸观火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北迁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自称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则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撤销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武汉方面准备组织“东征军”讨伐南京政府，逼蒋下台。南京政府内部的新桂系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同样逼蒋下台，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决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上海。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他的“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意味着他退出政治舞台，对蒋来说，下野是他采用的是以退为进，隔岸观火的政治谋略。他要避开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他的攻击和新桂系对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时机，静观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在适当的时候东山再起。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有四派：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汪精卫派；三是蒋介石派；四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蒋介石不辞职，其他三派都反对他，现在蒋介石急流勇退，处于超然的地位，三派就会火并，蒋介石就可以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等待三派闹得不可开交时，再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
以后发展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不再“东征”。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南京政府暂时“统一”起来。9月份，三方协商在南京成立了一个3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本想逼蒋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由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对付汪精卫，使得他的正统地位被否决，汪精卫只当了特别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
没有得到权力，汪精卫十分气愤，9月18日成立特委会，21日他就跑回武汉，与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服从统一，武汉方面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系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看到双方交兵火拼，蒋介石非常高兴，火已起来，但他认为还不够大，还不是他出山的时机，于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卫看到唐生智失败，就跑到了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广州政府。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
处在危难中的汪精卫，在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从逼蒋下台到与蒋合作，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蒋介石对付李宗仁的新桂系。
桂系怕汪、蒋联合，也积极向蒋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议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议。
由于蒋介石下野，造成国民党内部混乱，张作霖向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攻势，冯阎压力很大，都呼吁请蒋尽快复职。
这样，蒋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面势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会议派不买他的账以外，国内各派都讨好他。无形中西山会议派被孤立了起来，于是，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整倒西山会议派的行动。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死10人，伤20余人，凶手逃走，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葛建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建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事实上，这起惨案是由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
经过这个事情，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了桂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桂系南京政府、汪系广州政府和西山会议派参加。三派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汪精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唯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筹备。就这样，蒋介石又登上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为蒋介石上台出了力，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而以好意“劝告”逼迫他离开上海，汪精卫没办法，只得亡命法国，这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的。
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以退为进，使国内三派互相拆台，甚至动武，而他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不仅使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赶走了汪精卫，可以说老谋深算，狠毒狡猾。
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一变通大法
人随权势走心跟政令移
“滑”是奸官的本性。
北宋时的蔡京，是著名的奸臣，这个人很奸猾。王安石变法得势时，他跟着王安石跑，他对王安石说“青苗法”利国利民，于是马上就官加一级。神宗死后，司马光重新被启用，司马光是以反对变法而名动天下的宰相。这个人是个固执而又有学问的人。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上能说一套又一套的理论，而且行动十分果断，当宰相不到一年，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部废除了。苏东坡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是觉得司马光做的有点过火，便委婉的提了点意见，却遭到司马光的臭骂，气得他在背后大骂“司马牛、司马牛”。同样是文人出身，蔡京的态度迥然相反。王安石变法得到神宗皇帝的赏识时，蔡京以能干而追随王安石变法而得到提升。司马光执政时，他任开封府知事，摇身一变又成了司马光的支持者。
司马光下令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京在五天之内就向司马光报告说“开封府各县已全部完成了废新法恢复旧法的工作”。司马光听了后大喜，说道：假若所有官员都像你一样，还有什么不可以推行的呢？
其实，王安石的“免役法”普及面很广，又有神宗做后台老板，王安石为此倾注了两年的心血，又深得老百姓拥护，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又是先在京师地区试行十个月才向全国推广的。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怎么能说废就废？而停止了十多年的旧法，更不可能说命令一到就恢复。明摆着的道理，司马光却听信奸臣之言。
从这件事情上看，蔡京固然玩弄阴谋，耍了滑头，用假话阿谀奉承司马光。在北宋的宰相中，司马光算是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大臣，但是他只听顺耳的话，连与他感情甚笃、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的婉转之言，他都听不进去。而过去追随王安石的蔡京的一切虚假的话他却信以为真，并且准备提拔重用。同此看来，蔡京成为奸臣，也是那些贤臣助纣为虐的结果。同样的道理，王安石的新法刚刚一推行，未经实践证明，蔡京只说一句“新法利国利民”就得到重用。假若蔡京对王安石和司乌光说的那些假话，二位杰出人物稍加分析而否定了的话，蔡京这位北宋著名的奸臣又如何能产生呢？
奸臣之所以成为奸臣，除了他的背后有一个暴君和昏君外，有时候，贤明的大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奸臣是善于使猾投机、见风转舵的，但是如果手握重权的忠臣、良臣不用他，不相信他，奸臣又如何兴风作浪？
蔡京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第一步是王安石开了绿灯；第二步司马光扶他上马。蔡京尝到这两次使滑的甜头，之后就更是肆无忌惮。
徽宗赵估做皇帝时，蔡京被贬到了杭州，这使皇帝十分失望。宋徽宗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却是一了不起的书法家和画家。蔡京的书法与当时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赵估还是端王时，就曾花了两万钱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赵佶做了皇帝后，派宦官童贯到了杭州，蔡京使出了全部“奸猾”的看家本领，献出了自己的书画珍品，说尽讨好童贯的甜言蜜语。经过宦官童贯的牵线搭桥，蔡京被书画皇帝赵估召回京都。君臣见面，从字画谈到国家大计，二人相见恨晚。蔡京义把他“滑”的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此，蔡京成为宋徽宗离不开的重臣。蔡京做了宰相后，与宦官童贯互为表里，执掌北宋军政大权二十多年，虽然其间被罢过三次，但因赵估离不开他，又重新被启用。就是罢免的这三次，不仅时间短，而且每复出一次，权力又增一层。
蔡京早年依附过司马光，当上宰相后，却对司，马光的支持者大打出手，死者夺去爵位，生者罢免官职，子孙永远不准进京。蔡独霸朝政后，使尽奸猾手段，最后干脆把宰相办公室搬到家中，只要疏通他的关系，走通他的门路的官员，想要得到什么职位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