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善于预见可能出现的转折,努力为其创造条件。任何一场战争的战略转折都是其敌对双方战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能否从其趋势中预见到战略转折,并以自己的主观努力促成其转变的实现,是在战略转折上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前提条件。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根本转折点。这一伟大的战略转折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我军的战略主动权,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驾驭这一战略转折的主要决策者是毛泽东,其时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也为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实现作出过极其重要贡献。早在1946年11月,彭德怀就开始考虑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1月3日,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并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中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多预先筹备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你们可否筹十万至十五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1947年1月12日,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势,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再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即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并从提高地方兵团战斗力使之脱离地方性升级为野战兵团,粮食准备和弹药准备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后来出击中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在推进战略转折的造诣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二,把握战争进程中开始出现的转折,适时进行战略指导上的转变。当着转折时机已经来临或转折已经开始的时候,能否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则是正确实现战略转变的关键。彭德怀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中,充分表现出了他在战略转变上英明与正确。战争第一阶段,由于志愿军入朝后所面临的敌情与出国前所预计的有很大的变化,彭德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而果断地修正了原来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以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积极寻找战机,连续进行了五次攻势作战,将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战争已转入相持、敌人表示愿意停战谈判的情况,将战略方针适时地由战略性的反攻转到"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到打阵地战为主。在决定战与和的关键时刻,采取坚决的战略措施,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和战后的相对稳定。即在敌人叫嚣扩大战争,准备进行侧后冒险登陆的时候,指挥志愿军全力以赴进行反登陆准备,得以不战而胜,打破了敌人的冒险计划。在停战协议即将签字,而李承晚集团在释放战俘问题破坏协议的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推迟签字,发起金城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而胜利地保证了有效的停战和战后相对稳定的局面。第三,以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来促进战略转折的实现。在战争进程中,交战双方的战略企图都是通过一系列的战役行动来实现的。而持续不断、不同规模的战役作战,不断地改变着双方的力量对比,到了某种程度,一次或几次重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往往会成为战略上的转折点。因此,当战局发展此种态势时,战略指导者应集中全力,筹划和组织这种具有战略转折性质的战役,将战略转折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刘戡、钟松两部敌军南北对进,相距只有百里左右,如南北之敌会合,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将被敌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然而,正是在这种严峻时刻,彭德怀却看到实现战略转折的时机。他分析认为,只要在钟松与刘戡会合之前,集中我之主力将钟松的三十六师吃掉,不但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可以脱离险境,而且可以实现我之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变。因此彭德怀将这一仗称之为"陕北战局的转折点"。为此他向西北野战军部队发出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动员令,指出":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正如彭德怀所判断的一样,当8月20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在沙家店全歼三十六师之后,整个陕北的军事形势为之改观。为陈(庚)、谢(富治)集团渡河南进创造了条件,我军开始内线反攻,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8月22日,陈、谢集团相机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地区。8月26日,绥德以北地区敌军主力开始南撤。毛泽东高度评价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折。
(三)建立正确的战略联盟在战略布势中,选择和争取最佳的联盟对象,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彭德怀指出":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这对于革命是有决定的意义的。"第一,注意研究敌人营垒中矛盾与斗争,从中选择与争取同盟军。彭德怀认为分化敌人力量与扩大自己力量,是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目的。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从敌人的营垒中寻找可能分化的对象与之达成同盟,化敌为友,常常是改变不利战略态势的关键之着。对于这一点,彭德怀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就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卓识。如1933年,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东征时,其对手是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九·一八"事变后,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一月余,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当年底,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与红军作战,以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内部主张抗日势力的目的。彭德怀分析认为,十九路军存在着成为红军同盟军的可能性,因此主动开展了对十九路军的争取工作。《彭德怀自述》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在闽西行动时,对他们是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十九路军在与彭德怀的东方军交战时连吃败仗,也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彭德怀又亲自和十九路军派来的代表谈判,并给蒋、蔡写了亲笔信对他们的主张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直接同中央谈判。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立反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浙江地区抽调10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通过进攻十九路军。这是红军联合十九路军截敌歼击,以打破敌第五次"围剿"的最好时机。彭德怀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针对中央"左倾"领导者反对与十九路军联盟的观点,彭德怀强调指出,如果"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就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但中央"左倾"领导者否认"福建事变"积极意义,不愿派红军支持十九路军。使红军失去了一个最有力量的同盟军,陷入孤军作战,以至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时机。
第二,依据不同阶段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积极主动地促成统一战线的实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军能否与别的军事力量结成军事上的联盟,取决于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因此,只有依据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对国内外各种军事政治力量在斗争所处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分析,才能认清战略上的同盟者,并努力促成与其实现战略上联盟。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同盟者,并推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成为可能。彭德怀认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红军重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一样重要"",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彭德怀积极贯彻中共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全力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宁苏区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彭德怀还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的动员工作。红军在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作战中俘虏了一一○师的一个主力团团长高福源。高原系北京大学的学生,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彭德怀决定以做好高的工作为突破口推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找高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抗日节目。还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做高的工作,使高对红军心悦诚服。在此基础上,将高送回东北军,让高去做张学良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工作。1936年1月16日,彭德怀派李克农同高一起会见了张学良,第一次会谈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后又与前线对阵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达成口头协议,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为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进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所有这些对于促使张学良采取劝蒋抗日、以后发展到逼蒋抗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