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群众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民众中蕴藏着用之不竭的物力和财力资源。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是物质力量的竞赛。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连最原始战争也无法进行。中国革命战争是在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弥补物力财力不足,是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彭德怀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仍然是要发动和依靠群众。"有了民众的动员,可以增加后方的生产,特别是军需工业的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源源供给,可以使军队得到民众无量的帮助。"彭德怀作为一位统管全局的战略家,从来都是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谋划的。如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作为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而且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将增强抗日战争经济力量的着眼点放在调动民众的农、工、商积极性,开发人民群众的财富创造力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战略和措施。1942年,他在《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针对日军经济封锁和国民党卡扣,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经济阵地"的七项战略措施:坚持正确的贸易政策;执行正确的保护税制;巩固根据地自己的货币;认真注意发展工业;积极增加农业;广泛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组织敌后武工队。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不断扩大的八路军的供给。自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人民群众"异常艰苦地开展了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粮食,克服了空前严重的灾荒"。华北抗日根据地屹立于敌后。
再次,人民群众是克敌制胜新的战法的创造者,是产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源泉。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精神力量中,除了民心士气等政治道德因素外,人在战争指导上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军力、客观条件上的优势只是具备了打胜仗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有先进军事思想理论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指导。可以说,在既定的物质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将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彭德怀认为,人民群众是先进军事思想和战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指出,我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来自人民,又为了人民的"。1943年他在《关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所能想象。"革命战略家应该把眼光投向群众,集中他们的智慧战胜敌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战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彭德怀曾分析说,我们的敌人就个人才智而言,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将领的文化和军事专业理论水平总体上说比我们高,然而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前,再高明的对手也一筹莫展。根本原因他们依靠的只是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则是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关心、解决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是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发挥全民战争伟力,是建立在战争与人民群众利益追求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彭德怀认为"蕴藏在群众中极其丰富的战斗力量"的发挥程度,除了取决于战争本身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还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与战争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战争领导者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等现实利益的关心和解决程度。
首先,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代表着他们的根本利益。彭德怀认为,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具有战略意义。从总体上说,作为革命战争主体的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战争与自身的关系,最终是会认识清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人们在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之前,不可能有彻底的阶级觉悟,也不可能对战争的本质有彻底的认识。特别是在敌人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欺骗宣传的情况下,使一些人一时难分真伪。因此,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向人民群众揭示战争的胜负与其利益息息相关,才能使他们把革命战争看成是自己的战争。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在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夺群众组织,扩大宣传的时期,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和党内来,所以在红军里的同志,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组织宣传的责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反复强调只有进行全民族的动员,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论在敌占区或我占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深入地动员和适当组织起来"。
其次,只有尽最大努力去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彭德怀认为,这是动员民众参战的前提。如果只要求人民为革命战争作出牺牲,而"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就必然失败。彭德怀分析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只有承认战斗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积极性"。而与农民利益联系最紧密的是土地问题,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因此,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杠杆。正确的土地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彭德怀认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是在于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张暂不搞土改,但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要求这一原则不能改变。对此彭德怀指出":进行人民战争,必须使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应有的改善,即是说,抗日斗争必须与民主、民生密切结合,而民生的改善,又成为抗日斗争、民主运动的基本环节。因此,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中心问题了。"第三,只有军队的一切言行都替人民利益着想,才能真正实现军民一体,同仇敌忾。人民群众对战争与自身利益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民关系来判断的。彭德怀认为,军民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有无严肃的纪律,他一再告诫部队":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部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不但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而且要能处处为群众打算,为群众利益着想。以资军民融成一家。"1947年,他在《亲密军民关系,开展群众战》一文中,就如何改善军民关系作了深入详尽的论述,认为它关系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能否得到最有效的贯彻。
(三)发展群众性革命武装,建立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战争伟力的重要途径。在战争中,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以间接的方式参加,他们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需要军队这个中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而建立群众性的武装,使人民群众本身就是现实战斗力的一部分,可以直接作用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直接弥补军力的不足。彭德怀在《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加强地方武装》等论著中,对这一战略思想作过系统的阐述。
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中,已初步提出并实行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了深刻的领悟。早在1929年,他就认识到":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的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完善和发展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武装力量体制的重要性,逐步把军队建设从过去偏重于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转到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性游击武装的建设。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发表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演说,提出的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设想。对三者各自性质、任务和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正规野战军完全脱离地方性,有高度严密的组织性和很强的战斗力。它主要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集中主要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术集团。同时,帮助、培养、训练地方武装也是它的经常性的任务之一。
地方军是地方正规兵团和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它的基本任务是坚持地方斗争,执行区、县区域内作战任务,保卫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利益。配合正规野战军在本地区的作战。并创造使之逐步发展升级为野战正规军的条件。
民兵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组织。其基本任务是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掩护群众,配合主力作战。民兵应成为义务兵役制的基础。
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这一武装力量体制。这一体制成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形式。
三、在积极防御和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现势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发生的,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战略谋划必须着眼这些客观条件。"积极防御"和"持久战",就是从这一客观条件出发而采取的正确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彭德怀作为我军重要的战略谋划和决策者之一,对此有着极为深刻而精辟的见解。"积极防御"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贯穿在他战略指导的全过程之中。
(一)积极防御是防御一方改变战略形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必然选择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敌之进攻的防御,亦称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当用于战略指导时,通常以各种积极的手段,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转化力量对比,以便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古今中外的一切军事家都十分重视积极防御。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首次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认为防御不应该是消极的",迅速而坚决地转入进攻是防御最光彩的部分"。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最有效的防御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彭德怀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为中国革命战争积极防御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彭德怀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决定了我军只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认识到,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必须执行"防御中的进攻作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作战指导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消极防御战略。就在这一错误的战略方针提出之初,彭德怀于1933年10月24日、25日两次致电中革军委,要求红军仍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诱敌深入,集中主力,发挥机动作战的作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可惜这一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在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深刻指出":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己而抗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的。"但若采取消极防御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因为我们兵器远不如敌人,国防设施又极其微弱,因而应采取积极防御。应在运动中求得战机,以积极的战役和战术攻势行动打破敌人的进攻。"至若单纯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于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必要性、重要性进一步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规定我国在国防和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但这种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就是"战争在爆发之前,我们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敌人发动侵略战争后,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不但要在设防地区依托坚固的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而且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组织反攻和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