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作战方案,不但是指已经上报下达的方案,有时还包括一种“腹案”。所谓“腹案”,就是战役指挥员根据上级决定部署作战时,因不能稳操胜券,而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所考虑的另一个更有把握取胜的作战方案。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便可临机做出相应的决断。1948年豫东战役时,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原作战部署是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粟裕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寻歼作为蒋介石的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我如打它,蒋介石必将救援,而华野主力则难以迅速集中,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待援兵赶到,我就有可能陷于被动。而我可用于阻援的兵力有限,且作战地域比较狭窄,又处背水作战不利态势,难以阻敌援兵。基于上述考虑,粟裕在积极做好歼敌整编第五军的部署的同时,又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后来,战场发展果如粟裕预料的那样,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条件却已成熟。粟裕遂当机立断,定下决心转向豫东作战。由于对这一作战方案预先有准备,所以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战役的结果证明,这一“腹案”是正确的。
在作战方案形成和制定的过程中,粟裕十分重视发扬军事民主,广泛听取多种意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所作的许多重要决策,都凝聚着下属指挥员、参谋人员、战士、地方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制定作战方案时,只要情况和时间允许,他都要召开野战军党委会或作战会议,与各兵团指挥员共商作战大计。这是他的一个传统,也是他所坚持的一个原则。他后来在总结鲁南战役的历史经验时,曾动情地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几乎在每次大的战役之前都要召开这样的战前会议。会上,分析战争形势和敌我态势,研究战役决心,探讨作战方法,部署后勤保障等等,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统一思想和行动。实践证明,这样做确实好处很大。后来的南麻、临朐一仗没有打好,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战前没有来得及开会研究是重要原因之一。”①四、机断专行,处变不惊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吴起说过:“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孤疑。”多疑不决,优柔寡断,历来是战争指挥员之大忌。在情况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稍稍的犹豫就可能因丧失战机而导致全军覆没。
粟裕指挥作战,慎重周密,深思熟虑,但又决不失之于多疑和寡断。机断专行,处变不惊,是他慎重用兵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战争情况千变万化,知己知彼是相对的,每战既要力争有把握,又要敢于在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作战。定下战役决心,需周密运筹,设想多种方案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在作战计划实施中,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新的有利战机时,应当当机立断,改变或放弃原定计划,定下新的决心,决不轻躁作战。
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之前,我华东野战军用“耍龙灯”的办法实施高度机动回旋,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终于创造出有利的战机。
5月10日,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进犯沂水。该敌位于敌之右翼,比较暴露。粟裕当即决定以野战军主力歼灭之,并视机打援,但同时他也考虑到,这路敌军是桂系部队,打仗既狡猾又顽强,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因此,作战命令下达后,他继续密切注视着敌情的细微变化,寻找更合适的战机。
5月11日晚,当我参战各部正向沂水方向开进时,获悉汤恩伯命令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于12日攻占我指挥部所在地———坦埠。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战机。粟裕经过冷静的思考后认为,在敌已开始全线进攻,并对我实施中央突破的情况下,我应立即改变先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采取“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歼灭第七十四师。
粟裕这个设想的根据是:第一,歼灭蒋介石嫡系中的这一精锐之师,可立即挫败敌人的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同时对我军指战员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第二,我军经过八个月作战,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已经具备围歼强敌的条件。而且,我军针锋相对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打最强之第七十四师,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第三,从总兵力上看,敌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它在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24个整编师(军)中,集中17个整编师(军)进攻鲁中山区,而我军只有9个主力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但第七十四师担负中央突破任务,已进入我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我军可迅速在局部对该师形成5比1之绝对优势。第四,该敌虽强,但也有弱点:进入山区后,重装备机动及其威力均受限制;该敌对其他敌军十分骄横,矛盾很深,如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等等。
在这个设想获陈毅同意后,粟裕立即改变原定决心,并定下新的战役决心:以五个纵队围歼第七十四师,另以四个纵队阻援。这次战役,以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全部被歼灭于孟良崮地区而告终。这一胜利来之不易,这一战役决心的改变更为可贵。粟裕后来回忆说:“在战役指挥中,由于情况变化而临机改变决心并不少见。但是,这次临机改变决心时,不仅敌情严重,时间紧迫,而且作战对象的选择和作战方法的采用,都有其特殊之处。即使同上次莱芜战役相比,也不相同”。他认为,这种不同表现在:其一,莱芜战役时敌军南北对进,南线与北线敌相距150公里以上,我军活动地区仍较广阔。这次敌军一线式推进,已深入我鲁中腹地,形成了对我军的弧形包围态势,战场回旋余地已很狭窄了。其二,莱芜战役时我军舍南就北,寻歼李仙洲集团,带有远距离奔袭的性质。这次是在优势之敌有准备地要与我决战之时,我军突然从敌军的正面中央进行强攻硬取。三是莱芜战役时我军舍强取弱,这次是舍弱取强,因而这次战役将是一次硬仗、恶仗。由此可见,在这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改变战役决心,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粟裕机断专行的品格,在孟良崮战役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一个多月的豫东战役中,他依据战场形势和战况发展,连续多次定下决心,真可谓多谋善断。当他率部在黄河以北休整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定下在鲁西南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的决心。我军渡过黄河后,敌迅速向鲁西南集结,不易分割围歼。他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迅速定下转向豫东作战攻城阻援的决心。战役的第二阶段中,当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间隙时,他又立即定下新的决心:以四个纵队围歼战斗力较弱、又易分割的区兵团于睢杞地区,其余各纵分头阻击援军。在围歼区兵团期间,西线敌邱兵团被我军阻住,徐州“剿总”又急调黄百韬兵团由东线增援。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情况异常紧急。我歼击区兵团的战斗正激烈进行,而东西两线援敌二个兵团又一齐压来。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的战役决心,需要刻不容缓地作出决断。粟裕迅速对敌我情况重新进行全面分析,当机立断,仍坚持原战役决心,同时增强阻击力量和加速攻歼被围之敌。在我军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目的后,为保证部队顺利撤出战斗,他又决心给立足未稳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并在四天后果断定下撤出战斗的决心。这样,争取了时间,使各部队迅速撤离战场,摆脱了敌人,胜利结束战役。
渡江战役前,总前委制定并经中央军委同意的《京沪杭作战纲要》规定,部队渡江后先站稳脚跟,再视情扩大战果。可是在渡江战役开始后,我军一突破长江防线,敌军便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为不失战机,粟裕一面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一面机断处置,下令各部队不为小敌所阻惑,全速展开追击,结果在郎溪、广德地区取得了截歼敌五个军的胜利。突破长江防线后,粟裕马上考虑到下一步进军福建的问题,指示部队尽快向杭州追击,抢占钱塘江大桥。张震后来曾谈到,由于粟裕考虑和部署及时,当敌军正准备破坏大桥时,我第二十一军赶到了桥头,保住了进军福建的这一重要通路。粟裕的这一主动和远见,有力地促进了战局的胜利发展。
粟裕在作战指挥中机断专行的事例,俯拾即是,随处可见。鲁南战役中正当我军要发起对敌快速纵队的进攻时,天气由阴转雨,雨中夹雪,寒风刺骨。参谋人员跑来问,计划有无改变?他说:不变!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会把重型装备陷在那里,敌人就更难逃脱了。果不出所料,由于我解放区军民对道路和桥梁的破坏,加之洼地泥泞,敌人突围时许多汽车和火炮都陷下去动弹不得。仅几个小时,这支美蒋合建、由美军装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坦克部队就被彻底消灭了。
在粟裕看来,正确的机断专行与集中统一指挥是相一致的,它是建立在既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和作战原则,又根据当面战场实际情况机断行事的基础上的。粟裕一贯反对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他经常谈起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①例如豫东战役发起前,粟裕于6月15日定下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决心,6月16日即在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向中央军委呈报攻打开封的具体方案并申明“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中央军委、毛泽东立即于次日复示:“完全同意十六日午时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要求前线指挥员在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这就保证了粟裕能够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下机断行事,有充分的机动权和主动权,从而积极主动地统率部队去夺取战役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