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是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毛泽东
一、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
粟裕关于作战指导的“转折”理论,是他的兵法中极富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认识和把握战争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转折”,是粟裕军事指挥艺术的“精髓”。
这实际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战争哲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曾经有过一个秃头和谷堆的著名悖论。人们问道:从头上或马尾巴上拔掉一根毛发,是否会造成秃子?如果拿走一粒谷,一堆谷是否会停止其为一堆谷?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通过研究这个悖论,揭示出质与量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谈到:这种看来好像不相干的量的增减也有其限度,只要最后一达到这极点,则继续再加一粒麦,就可形成一堆麦,继续再拔一根毛,就可产生一秃的马尾。因此,“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①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也认识到量变和质变的某些关系。比如,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②。荀子也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③。
唯物辩证法在扬弃旧哲学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它认为,正是由于事物的矛盾运动,使其发展呈现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事物的运动变化先从量变开始,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起质的变化,但一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出现飞跃,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个限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它的两端存在着极限或界限,叫做关节点或临界点。要掌握具体事物的度,首先要找到它的关节点。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成功地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应用于作战指挥中,创造了一整套辩证的指挥原则和方法。他在谈到战争过程中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说:“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因此,一个指挥员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也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人们通常是从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的角度理解毛泽东这一论述。然而,这一论述还包含着量变引起质变的深邃思想。当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或者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指挥员要特别注意把握全局发生质变的关节点。
粟裕关于作战指挥的“转折”理论,丰富了毛泽东的“关照全局”、“把握关节”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在军事指挥领域里的成功应用。在他看来,战争作为力量的竞赛,是敌我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当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打破原有的某种相对平衡状态,从而引起战局、作战的阶段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军事上的所谓“转折”,实际上就是战争发展中的质变、飞跃,是战争矛盾运动质量互变关系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它往往成为战局发展的关键环节。正是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这种变化,才产生了若干个从部分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阶段或段落。在这一阶段与下一阶段,这一段落与下一段落之间,形成了战争的“转折”。
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存在着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战区范围的阶段性转折和战役过程的转折点三个不同的层次。无论是处于那个层次的转折,战争的许多方面,如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规模、作战方法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指挥员,一定要注意各阶段之间的转折,把握作战全局上的关节———转折点,通过关键行动上的成功,使战局或战场态势发生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变。这也是作战指挥中最不容易掌握的时节。
粟裕一贯重视对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的认识和把握。战略转折,亦即军事战略的转变,既包括游击战和运动战等作战形式的相互转换,也包括战略防御、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等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军历史上有过多次军事战略转变,其中既有适时进行战略转变而成功发展的历史,也有未能及时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而受挫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粟裕深刻地认识到: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施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
粟裕对战略转变的最早体验,可以追溯到“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跟随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转战粤闽浙赣,开始对新的革命道路探索的艰难时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价说,这一段历史,不能仅仅归结为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还要看到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当时,朱德、陈毅曾带领部队在山区活动了20天左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消灭土匪,整顿关卡,帮助农民生产劳动,进行了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
后来,他们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们参加广州起义。部队刚到达韶关城郊,便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不让我军进城。部队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粟裕曾回忆起当时陈毅的一段逸事: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不让我们部队住,“哇哩哇啦”吵个不停。部队的同志又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走过来,用法语和神甫交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大家才知道陈毅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通过这件事,大家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了。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和陈毅又率领部队转移到韶关西北60里的一个名叫犁铺头的农村集镇。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一段亲身经历,使粟裕开始认识到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性。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时期,他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转换中来体察军事战略的转变。他说,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了有力的拳头。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或者说是游击性的运动战。到1930年夏我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粟裕当时作为基层干部,虽然还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已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跟随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南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体会到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的极端必要性。他认为,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当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以及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而适时地进行转变。对红军来说,不仅有一个方向上的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而且有向另一个方向的战略转移。战略转移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在选择战略发展方向时,要特别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
当粟裕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并参与领导一个战区时,他更加注意分析形势,把握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变。1934年7月,他所在的红七军团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到国民党闽浙赣皖腹心地区,执行战略牵制任务,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身为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践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为此,他曾多次向军团主要领导人提出转变作战指导方针的建议,但都未得到重视和采纳。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粟裕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挺进师,并任师长。
他总结抗日先遣队血的教训,自觉地领导和实施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率领挺进师坚持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在国民党腹心地区立脚生根,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1937年,他在得知抗日战争爆发,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后,又自觉地领导挺进师实施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主动找国民党当局谈判,并且在谈判中坚持了原则立场。在早已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粟裕领导挺进师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战略转变,这显示出粟裕对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的认识已逐步形成,表明粟裕的作战指挥艺术日臻完善。
粟裕在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实践中,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结合苏中区实际情况,领导实施了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向农村,作战对象由顽军转向日军,作战方法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并以游击战为中心,实行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转变。他说,这一转变就苏中来说是战略性的,不转变,肯定要吃大亏,转变得不适时,转变得不好,也要吃亏。这次战略性转变,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44年初,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又适时进行了领导重心的转移。他强调指出:“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假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①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以车桥战役开始的。粟裕精心组织指挥了这一战役,促进了苏中抗日斗争转折点的早日到来。实践证明,粟裕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因而能不失时机地对敌人展开攻势作战,而车桥战役则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进行局部反攻的起点。
抗日战争末期,粟裕在浙西天目山地区指挥反顽作战中,又带领苏浙军区的部队提前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现了中央关于向苏浙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在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遂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天目山战役,毛泽东一方面表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解放战争时期,华东之所以成为全国各大战略区中歼敌最多的战略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抗战胜利后及时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在总结丰富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对战争转折的认识更为深刻、系统,并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不仅洞察到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转折的重要意义,而且意识到还存在着战区和战役这两个层次的转折。他在回忆录中说:“这里,我对‘转折’这个概念作一点说明。人们往往注意战争全局性的转折,例如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却不注意一个战区和一个战役的转折。”粟裕从对战略转折的深刻认识,进到对战区、战役层次上的转折的全面把握,表明他具有很高的战略意识,以及对事物发展进程的深刻洞见。
二、战区范围的阶段性转折粟裕认为,在战争全局转折和战役转折这两个高低不同层次之间,还存在一个层次,就是战区转折。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国性的战争中,必须依据情况划分为几个战区。拿华东战区来说,其人口、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我军兵力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战时兵力,加之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在中央总的战略方针下,必然有相对独立的一个方面。
在每个战区的战争全过程中,“依据敌我双方的变化,又形成若干段落。在这一个段落与下一个段落之间,形成了战区的转折。这时,战争的许多方面,如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规模、作战方法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要注重各个段落之间的转折,这是在战区指挥上最不容易掌握的时节”①。
从哲学的层次上看,粟裕的战区转折理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思想的深刻证明和运用。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就全国而言,战争全局是由若干局部战区组成的,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各个战区的发展是不平衡或不均一的,有的首先发生变化、出现转折,有的暂时相对地不变,这就形成了战争全局总的量变过程中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战区转折是战争全局转折的基础。当然各个战区在战争全局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如果事关全局的一个或若干个战区发生转折,就势必引起战争全局的根本质变。
就战区范围而言,尽管战区的根本态势未变但其局部态势却发生了转折,使战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来,这就出现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在联结这一段落与下一段落的战区转折中,战争的许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