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徐向前调到大别山区,在红三十一师当副司令,和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共事。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他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译"。在当时处于游击分散的环境下,红军的成分又主要是农民,作为一名外地来的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谈何容易?然而,徐向前很快站稳了脚跟。靠的是什么?脚踏实地,带着部队真干。
徐向前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开展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起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要坏事。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下车伊始,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说老实话,谁都不欢迎。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徐向前在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总是以无畏的统帅著称。他指挥战役战斗,总是尽量把指挥位置靠前,坚持在第一线视察敌情,当机立断地作出处置。即使重病在身,也要坐上担架,亲临前线指挥。黄安战役中,红军打援阵地几乎被敌突破,方面军总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徐向前亲自率领总部手枪营上到一线阵地,指挥反击。左肩受伤了,也全然不顾。指战员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徐向前的英勇坚毅、从容不迫是全军闻名的。他认为,在危急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不在现场指挥,意义大不一样,越是关键、激烈、危险的时刻,下级指挥员看到你在现场,镇定从容,士气就越打越旺盛,再危险的局面,也能撑得住。前面已经指出,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与徐向前身体力行的倡导和身先士卒的垂范分不开的。
只有英勇无畏的统帅,才能带出英勇善战的军队。徐向前带兵上的大智大勇,还突出表现在料理战局上的处变不惊。
1932年秋冬之交,由于张国焘被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敌人已是"偏师",硬是不让部队休整,搞"不停顿的进攻",结果在敌人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面前,红军仓促应战,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红军退到漫川关这一隘口时,关口已有敌军据守。敌人以五个师另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漫川关以东五公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在这危急关头,张国焘惊慌失措起来,提出要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徐向前则镇定自若。他在分析敌情后认为,部队如果分散,必将被强敌各个击破,要脱出险境,惟一出路是集中突围。北面敌人兵力较少,又是敌人两个旅的结合部,可以从北面突围。在徐向前的正确决断下,红军突击夺占北山垭口,连夜突围奏效,扭转了危局。
1939年3月,受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南下作战,重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迟滞日军的进攻。当时,一二九师首长共同拟制了在晋东南山区黎城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作战计划,并明确这次战斗由徐向前来指挥。当部队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伏击位置后,突然接到报告,说黎城方向日军出动200多人,另发现有敌骑兵向我侧翼运动,可能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就不妙了。敌人一旦包抄了八路军后路,将使八路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时,有人主张撤出阵地,以防万一。指挥部里气氛异常紧张。徐向前沉着冷静。他在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如果敌人发现我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来"打草惊蛇"。据此,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并随即命令部队严密设伏,不得暴露,同时派出参谋查明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进一步查明的情况是:所谓"敌骑兵"只是一些拉着牲口赶夜路的老百姓。伏击战取得了胜利,毙伤敌400多人,日军辎重队的180多辆汽车全被烧毁,还缴获了大批物资。战后,刘伯承师长称赞:"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40多年后,徐向前回忆起响堂铺战斗,仍感慨系之,赋诗一首: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喜看春意在人间。
作为一名指挥员,尤其是领导独立作战的指挥员,在战场上需要当断则断,机断专行,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为战争是剧烈变化着的矛盾运动,只有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情况,及时作出新的决断,才能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对此,徐向前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中,敢于机断专行,果敢地依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问题,是他军事指挥的一大特点。而许多胜利和挫折,也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还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徐向前、曾中生就因与张国焘发生"南下之争",而把"官司打到中央"。
1931年7月,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后,积极与曾中生合作,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从商南开拔,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首战告捷。
打下英山后的行动方案原来有两个。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红四军攻英山后,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在7月上旬的余家集会议上,张国焘就持这种主张。红四军的领导人则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张国焘仍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
怎么办?在英山,徐向前和曾中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师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驻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经反复磋商,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以两个团的兵力,突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进武穴;另一路由倪志亮率部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没有打成,随即占领乡村。红军的到来,使群众十分高兴。被敌人搞垮的群众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开展了打土豪斗争。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金子20余斤,银子1800余斤,大洋7万余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部队的补给问题。南下的胜利,使敌人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红军的南下行动违背了张国焘的命令,使他十分恼怒。8月27日,他不顾南下胜利的客观事实,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事前,徐向前、曾中生就预料到此举会招来麻烦,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向上海的党中央写信,申述南下的理由。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