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山东建立民主政权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民选政权。1939年夏季,敌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国民党的县长都跑掉了,政权垮台。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阳、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40多个。此外,民选的各级政权还吸收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各阶层人土参加,山东省参议会议长就是由进步人士范明枢担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建立"两面政权"。即在敌占区、铁路沿线和中心城市,利用敌伪政权中的进步分子或秘密派人进去,进行抗战工作。徐向前曾回忆说,有一些名为伪政权,实际上是我们的人。有一些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八路军过铁路时,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哟!"迷惑敌人,掩护我们过铁路。
三是促使国民党控制的政权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办法首先是揭露那些政权腐朽、堕落、不民主的丑恶现象,公之于众,让民众去分析、鉴别,认识改革的必要。其次是要求开放民众,要求使用各党派的人才,要求减轻民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是发动群众组织宪政促进会,用以打破蒋介石长期"训政于民"的做法。1940年2月,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成立,徐向前被选为执行委员。
人民军队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不是单纯地打仗,而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着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建立政权,正是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表现。上述三种政权形式,尤其是两面政权,是徐向前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进行抗日、以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有效手段。
四、反磨擦战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中国革命战争也具有特殊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旗之下联合起来,但国民党集团反共之心不死,不断地制造磨擦,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因此,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所进行的磨擦与反磨擦的军事斗争,就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磨擦和反磨擦斗争,也是检验人民军队勇敢领导的一个重要尺度。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在冀南、山东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战,粉碎了他们的反共分裂阴谋。
首先是在冀南同鹿钟麟的较量。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从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激烈斗争。鹿钟麟是奉蒋介石"收复失地"的使命而来的。他初到南宫时,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部队、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组织,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鹿钟麟来南宫后,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座谈会。徐向前、朱瑞、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的驻地,一一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表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同时,双方就合作抗战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在会谈中,徐向前提出,请鹿钟麟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惟一政权机构,并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鹿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但对"委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未表示明确的态度。
对于鹿钟麟的这种态度,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难处,既有蒋介石交给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眼线",身不由己。徐向前对宋任穷说:"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冀南平原建造"人山"的工程,没有因为鹿钟麟的到来而放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抗日政权、人民武装和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鹿钟麟对此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封电报中说:"本省前以处特殊环境之下,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各县之民众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县会之上,均设有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学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本部外察民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
鹿钟麟接到陈立夫的电示后更加坐不住了。他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四处网罗地方反共武装势力,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在他能指挥的队伍中,河北保安司令兼民政厅长、以反共起家的张荫梧的势力最大。这些反共武装势力在鹿钟麟的指使下,在冀南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
l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发动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杨秀峰的行政主任公署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徐向前当即采取了巧妙的回击方法,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鹿钟麟还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合作反共,妄图合伙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是范筑先领导的武装,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成能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由于徐向前早已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的阴谋终未得逞。
徐向前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磨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支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
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对冀南这段工作表示满意,指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
徐向前在山东同国民党顽固派所进行的反磨擦战,更加激烈,已经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向以军事打击为主,成为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向前到山东不久,就接连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向八路军进攻的严重事件。1939年8月4日,胶东国民党顽固派郑维屏部,在文登西部葛家集杀害八路军办事处干部3人;国民党暂编十二师赵保厚部进攻八路军掖县根据地,捕杀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9日,国民党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率部在莱芜以北雪野地方,袭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部;5天以后,又在淄河流域围攻山纵2个营达10天之久。这就是有名的"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这之前,3月间,也是这个秦启荣,在博(山)、益(都)边的太和镇,伏击山纵第三支队过路部队,政治部主任鲍辉以下100多人惨遭杀害。
面对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嚣张气焰,徐向前认为对于它们的军事进攻,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否则,根据地的建设将面临极大困难。他把情况报到延安。9月,毛泽东在一次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社记者谈话时说到:"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
秦启荣对八路军的进攻不是孤立的。徐向前很清楚,山东顽固派的首领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秦启荣和沈鸿烈,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一唱一和。他们打日本外行,反对共产党很内行。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口号,其反共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在冀南时,徐向前曾会见沈鸿烈,同他谈过抗日的问题。沈鸿烈对抗日表现不热心,只是反复要求徐向前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人数,划定占领地及防区。徐向前反问他:"你们在山东的部队限额是多少?你们的防区在什么地方?"沈鸿烈无话可答。徐向前还说:"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民加以限制吧!那次会谈无结果而散。
徐向前到山东后,沈鸿烈不仅唆使秦启荣等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进攻,而且以政府名义,勒令八路军撤销北海督察专员公署和北海、北宁银行,将诸城、海口交还政府,极力推行分化孤立、封锁给养、武装威胁、收买缴械等反共反八路军的政策。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人,还扣押干部战士近千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2000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寇、伪军作战200多次,消灭敌伪4500多人,本身仅伤亡1200多人。
对于像沈鸿烈、秦启荣这样的顽固派,徐向前认为,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击。1939年8月下旬,徐向前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这次战役,有一、三、四3个支队参加,连战几日,拿下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消灭秦启荣顽军一部,收编一部,缴枪2000多支,残部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在对顽固派军事打击的同时,徐向前还通过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演讲、赠画题词、发表通电等各种方式,大造舆论,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行径,提醒人们注意顽固派的投降妥协危险。
在反磨擦战中,徐向前十分注意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行事,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首先是把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徐向前进入山东不久就发现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认为于学忠是中间派,有团结争取的可能。因此在孤立打击沈鸿烈的同时,对于学忠则以争取团结为主,积极做他的统战工作。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于学忠在反磨擦战中,始终持中立态度,没有与顽固派合流来攻击八路军。在于学忠、沈鸿烈以下,徐向前又把秦启荣等顽固反共者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山东地区国民党军队为数众多,最多时大小达200多股,20余万人。这些部队的首领中,有倾向抗日的较进步者,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徘徊于左右之间的中立分子。对他们的政策分别为团结、打击、争取。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秦启荣。正如徐向前所说:"那时,同我们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九(国民党游击第十支队司令)和张里元(国民党游击第一纵队司令)等人。王洪九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九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非反击他不行。"
徐向前在山东所领导的反磨擦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广大民众也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更加增强了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从而使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