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
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父亲感到金的大势已去，取《左传》中"虽楚之才，晋实用之"之典，给他取名耶律楚材。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是浸入血脉。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所以受佛法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皈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今北京市)，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成吉思汗叫他"吾图撒合里"。"吾图撒合里"就是蒙古语长胡子的意思。
在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耶律楚材特别受到他的宠爱，因为耶律楚材会星象占卜，预言常常应验，所以成吉思汗对他更加器重。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他重用耶律楚材，使耶律楚材在改变蒙古帝国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耶律楚材把帝国向着他理想中的儒家方式来引导。
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原之时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种状况也是被身受礼教君臣思想教育的耶律楚材打破的。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在选举大会上，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蒙古国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这其实就是元朝汉化的开始，只是后来他们的汉化较清王朝迟滞了许多。
耶律楚材在自身做人方面更是堪称千古的楷模。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便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了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
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他有，足见他的清廉。耶律楚材还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追述随军生活的《西游录》，记载了我国新疆和中亚、西亚的见闻，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元世祖忽必烈采用大臣耶律楚材的汉化建议，大部分都遭到了蒙元保守贵族集团及既得利益势力的强力抵制，甚至导致了原本同属"黄金家族"的四大汗国的独立叛乱，挫折困苦异常。但在面临艰难国政选择--是胡风，还是汉制的问题之间，元世祖忽必烈即使深知前途艰难非常，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大力采用了中原文明，由此而吸引了汉地人心、稳定了政治统治，避免了严重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危难。忽必烈的后代也一直在汉化道路上做着艰苦的努力。
公元1294年4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大会。会上，铁穆耳登上帝位。大业已成，百业待兴。而铁穆耳把自己的统治风格自始就定在守成的基调上。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公元1294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
公元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直到5月海山继位，为元武宗。武宗即位时，尚书省正式成立，以太傅乞台普济、脱脱虎分任右、左丞相。9月，颁行至大银钞。以至大银钞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限各地在诏书到达的百日内兑换完毕。为此，在各路设平淮行用库负责兑换。在各路、府、州、县设常平仓平抑物价，禁止私自买卖金银和运金、银、铜钱、绵丝、布帛出海。20日，尚书省臣奏，请求拨至元钞本百元锭以给国用，开铸铜钱，将中书省宣敕、用人权划归尚书省，恢复忽必烈时代的旧制。
海山于公元1311年1月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尚书省所有改革措施。
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熟读汉族典籍，尤倾心于释典，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是一位颇有文化底蕴的皇帝。公元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仅3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
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直有着深厚的儒学情节，他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
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从此，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终元之世，没有多少改变。儒、道、释并举，不断地影响着元代的意识形态。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朝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
到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时期，他饱读汉文化经书的功底使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继位后马上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直到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大元通制》和《元典章》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编辑的，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种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公元1328年7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病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和西安王阿剌式纳失里发动政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
9月，图帖睦尔在大都即皇帝位，改元天历，是为文宗。应该说图帖睦尔的继位对元朝来说还不是一个太坏的结果。在元代各个皇帝之中，文宗图帖睦尔有着较深的文化修养，所以，在位期间比较注重文治，他首先建立了专门掌管文化事务的机构。天历二年（1329年）2月，文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专掌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帝王之治。
元文宗不仅要求勘校好的儒家典籍，同时还要求要有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设立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当年，元文宗就下令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全名是《皇朝经世大典》，是记载元朝典章制度的会要体政书。9月，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的官员着手搜集、整理本朝的典故，按照《唐会要》、《宋会要》的体例，编纂《经世大典》。
一直到公元1331年5月，完整的《皇朝经世大典》编纂完毕。该书共分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全书正文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合计894卷。《皇朝经世大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文宗在至顺元年（1330年）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奎章阁的官员共同主持对国子监学生的考试，合格者按考试成绩分等授官，不合格的留校读书，不得授予官职。
此外，为表示对儒学的重视，文宗还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办法。应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思晦的请求，加封孔子之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大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孔子之妻并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后来，又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并对颜回、曾参、子思等人也加封了相应某国圣公称号。文宗用加封儒学先圣先贤的办法来提高儒学的地位。
至顺三年（1332年）8月，文宗去世。文宗在位期间虽短，但他所提倡的文化治国策略影响可谓久远。
整个大元王朝的国家政治策略，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大蒙古国时期的纯草原制度时期，及入主中原后的胡汉两制并用的历史时期。但由于蒙古贵族内部对中原汉家文明的戒备与疑虑，汉制最终施行得并不彻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着浓厚的草原原始政治情结。而且胡制、汉制间的路线斗争，在大元王朝的中期时常出现，导致国家政局不稳。细致分析，蒙元王朝历经了"从大漠胡风，到中原汉制"的国家政治策略的变化路线。
6.农工商运，兴盛京都
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争，是大元王朝初期有关国家经济战略方向的关键之辩。原来，蒙古统治集团是个草原游牧民族，因此在进入黄河流域初期，他们即尝试着用自己擅长的畜牧业代替中原农业生产。后来幸好由于耶律楚材的劝阻而作罢，从而避免了中原文明的一次大灾难。元朝正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时曾一度重视农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均促进了元朝的经济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首先加强的是对荒地的开垦政策，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允许旧主认领；逾限，允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垦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致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江南一带被推广得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50余万匹。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祯《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那里学会蚕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