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
在体制中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
郭：在你成为着名的《60分》栏目制片人之前，你的职业经历如何？
伯：在进入商业广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电视台，我们是由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播放广告或者接受赞助。听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以国家台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还可以为公司做广告，这和我们很不一样。
郭：对于公共电视台，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决定你们报道什么？
伯：要明白我们事由纳税人养的，而不是政府养的，它没有权力决定我们报到什么。假如我坚持，没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要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比如我们报道巴以冲突，往往会让犹太人社团感到不愉快，他们就会通过参议员提出质询,或者发起诉讼。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让美国政府难堪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违背国家利益而遭受指责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职业标准基本上不会，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干的就是批评政府，和一些大企业。说到这里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是89年我曾经到广东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美国企业由于国内的严格立法转向在中国倾倒垃圾。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我在一个台湾商人的配合下，装扮成一个欲来投资的美国商人，我的摄像师几乎完全是大摇大摆的用摄像机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那次报道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评美国企业和美国法律的漏洞，美国商业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自私，顺带也对中国一些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长远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相信即使在体制内也要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这非常重要。
郭：作为享有很大话语权的制片人，如何避免个人的偏见对判断的影响？
伯：当然实际上一个人作判断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有很多的媒体可以构成话语上的平衡，但理论上讲作为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带有党派偏见，也就是站在一个党派立场作出判断。
职业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后来你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像你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比如和老板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
伯：我的政治观念总是和老板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上学时我就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有比较强烈的质疑精神，但关键是能否坚持下来。有时候你的新闻理念和上级甚至整个理性的制度系统之间的冲突会让你非常沮丧，你需要做出选择是去影响他们，还是被他们控制？而老板会考虑什么是他需要的人，一个能为他赚钱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干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听话的庸人。
郭：在商业媒体工作时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么？
伯：其实商业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职业理想，并不是生意人，但老板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变得非常“性感”（sexy）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让我感到厌恶，但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种平衡。
郭：你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么，比如在我的经验中有时让一个尖锐的报道得以发表需要做很艺术的处理。
伯：我也有这样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时，商业台的老板有老板的思维，在商业电视台里老板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得罪企业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广告客户，如果我总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业，老板会非常紧张，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会告诉我“嘿，你整天盯着那些有钱人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犯罪现象？比如凶杀和黑社会。”所以我常常把一个揭露企业内幕的报道包装得像一个犯罪故事。我会告诉老板“最近经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脚，他们还受到威胁如果说出去就的不到赔偿。你想知道幕后黑手么？”于是老板说“喔，这个故事太棒了！”于是我干成了我想干的事情。
我们不是大人物，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职业值得尊敬
郭：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这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和他们平等对话，而在公司里却不得不服从老板，如何把握心态的平衡？
伯：记者不要因为自己见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当成大人物，这是荒唐的。有一次经历我很难忘，那是我遇到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你知道他比我个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视我的姿态，大概我的什么报道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对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么？”他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把我带进一家豪华的餐厅，在我们聊天的不长时间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走过来向他问好，根本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么？这些都是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但我们这些记者又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老板面前挺起腰杆，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郭:能否理解为这种职业的崇高感使你愿意为此付出？
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职业需要我冒险，但我从不鲁莽，也许爱夸张自己的职业危险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笑）。有一次布罗考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告诉大家他在战地现场，其实他所处的位置，比站在纽约街头还要安全。并且我认为记者需要冒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价值有所权衡。
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连你也不敢碰的题材？
伯：有，比如说宗教极端主义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这很有意义，但我个人是不想碰的，因为即使是黑社会，他也有他行事的逻辑，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可关于宗教极端势力，常常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理性的。
郭：那么你和杰弗里所作的一切，后来所付出的代价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今天看来值得么？
伯：很难说值得不值得，但确实很遗憾，我失去了一份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丰厚，当制片人还可以省很多顿饭（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真正让一个有抱负的人动心的是他所能达到的影响力，在《60分》你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达到美国最广大的观众，他们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诚的担负起责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也是支撑你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时常的挫折感而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郭：相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言，这个收入听上去不是非常高，据说一些节目主持人，比如麦克·华莱士可以赚成百上千万。
伯：这就是一个记者和电视明星的区别,我是一个记者不是电视明星。在学校里我总是告诉学生们，任何社会里一个好记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个记者永远不做政府和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记者永远不会是一份让你发大财的工作，不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还会作出当时那样的选择么？
伯：(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一个记者必须作的事情！
关于《惊爆内幕》（《insider》）及背后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道德操守和职业信念的影片，是一部个人向强大的利益集团挑战的勇气和智慧的影片，也是两个男人在事业的最低谷并肩战斗，相互信任支持的感人故事，其中几乎连细节都是真实的。该片导演迈克尔·曼为此获得奥斯卡奖的最佳导演奖、金卫星奖、人道主义奖、圣达菲、影评人协会奖。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杰弗里·维甘德(JeffreyWigand)以前是英美烟草公司下辖子公司的一位高级主管，他住在富人区中，孩子上贵族学校，乘坐公司配给的豪华奔驰车，他拥有一个“成功人士”所能够享有的一切。但是在1993年，维甘德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抵制公司使用一种有潜在危险的烟斗烟叶添加剂。并且他受到了警告：要么遵循公司的保密协议，要么面对诉讼并有可能失去家人的医疗福利，而他的孩子有哮喘病，需要支付高额的医疗保险。尽管来自公司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匿名死亡恐吓，他还是决定和联邦管制员和反烟草制品调查人员合作，并且把内幕透露给了最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栏目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LowellBergman），洛维尔被杰弗里的精神打动，决心将这一内幕公诸于众。《60分》栏目制作了专题节目揭露了七大烟草公司总裁为了谋取利益隐瞒尼古丁致癌这一事实，漠视公共健康的事实。
真相即将公开，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展开了强烈的反扑，一方面派出律师以高额诉讼威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历史上烟草公司从未输过此类官司），甚至提出要将其收购。另一方面利用其收买的媒体势力挖掘杰弗里私生活的错误，全面诋毁其人格，以消减其证词的有效性，甚至使其家庭破裂。在此压力下，CBS高层主管，唯恐招惹官司，并影响即将和西屋公司展开的合并，为了利益做出妥协，下令重新剪辑节目，删除关键内容，洛维尔还因为得罪上司被放长假。
为了不让杰弗里的个人牺牲化为乌有，可以说“已经尽力了”的洛维尔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拒绝“顾全大局”，决定背水一战，他利用公共媒体的力量展开绝地反击。他透过美联社报道和纽约时报头版披露了被CBS抽掉关键访谈，公开批评《60分》栏目背弃了新闻职业的崇高理念。同时向华尔街日报提供证据，挺身而出抨击烟草公司对杰弗里的众多攻击多为虚张声势的不实之词。
最后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下，CBS不得不完整的播出了洛维尔制作的节目，这一系列行动为公诉人对烟草公司的起诉铺平了道路，最后该案裁决美国头号烟草公司为其对公共健康地损害赔偿2460亿美元，该判例导致烟草公司股价大跌，并且公诉人仍在提出更多赔偿金的要求。
而杰弗里和洛维尔也为此坦然地担当了沉重的代价，杰弗里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舒适生活和幸福家庭，成立了一个反对青少年吸烟民间社团；洛维尔则辞去了他为之奋斗了二十余年的工作。
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素养
24/7工作方式
22年前，海湾战争爆发，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播毫不间断地看到多国部队进攻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新闻。在炮火纷飞中，美国CNN通过卫星信号向全世界提供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报道，甚至一度成为唯一一家向全球各地电视观众提供现场电视报道的广播公司。CNN一炮走红，创造了世界新闻史上大型、连续、滚动的现场新闻的报道模式。“24/7”，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的新闻播报模式已成为新闻记者基本生活状态最形象的写照，也是他们专业主义素养中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于记者而言，拥有轻松愉快的节日更不可想象，记者节也并非一个休闲娱乐的假日。2000年8月，国务院在给中国记协关于确定11月8日为“记者节”的批复中明确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新闻随时都会发生，所以作为记者，工作累了，时时可以放松一下自己，但抓取新闻的意识却一刻不能停。24小时保持新闻警觉的工作特性注定记者没有节。
记者的生活并不想我们想像的那样丰富多彩、潇洒威风。虽然2000年8月我随首批三峡外迁移民到过上海崇明、福建晋江，2002年4月参加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报道，2003年6月参加三峡库区二期水位蓄水通航报道，2004年7月参加亚洲杯重庆赛区报道，2005年10月参加亚太城市市长峰会报道，但生活始终是平淡的，繁忙的，有时甚至有些琐碎。毕竟，能够名留史册的记者屈指可数。
然而，记者面临的竞争压力和他们的工作危险指数在各个行业中却异常显着。2000年第一次记者节的时候，全国有55万新闻工作者;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万。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说：“你不要问我的私生活或者爱情生活、业余生活，说来惭愧，没有，我活得很枯燥、很乏味。”而在一些市场化媒体里，记者的格言和民工一样：“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另据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分析，记者的职业危险性已仅次于警察和矿工，位列前三。
全世界设有记者节的国家寥寥无几――前苏联、1990年前的匈牙利和韩国。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有过一个记者节。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江苏镇江的一位记者因为秉笔直书，得罪了省主席顾祝同，于是报馆被封、记者被非法拘捕，最后未经任何司法审判，以“宣传赤化”、“鼓动红色恐怖”、“煽惑阶级斗争”的罪名处以死刑。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保障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呼声此起彼伏。迫于压力，1933年9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不久，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为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此后，九一记者节为全国公认，直到新中国成立。
新闻工作者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英国。这一抗争的历史传统延续至今，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六十多年前，郁达夫先生曾撰文纪念“九一记者节”：
“我们在这一节日，首先自然得为我们的那些殉国的勇士们致哀，其次更不得不为我们的那些卫道的文化烈士们致敬。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那些为社会正义而牺牲的热情记者们，总是我们的榜样，亦即是冥冥中在监视我们的英灵。纪念九一记者节而不思为国家社会献身，不思为正义人道殉职的人，这人就根本不是记者。所以，我们的信条，就是：
(一)新闻记者们的必须团结。
(二)将生命献给正义与人道。
(三)拥护抗战到底国策。
(四)实行精神总动员。
(五)誓守国民公约。
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努力。”
“人人都是记者”的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