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德国联邦国防军于北约组织之外地区参与军事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德国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时认为，德国已有了充分的主权。像过去那样再搞提供资金援助的“支票外交”或派文职人员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政治需要。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战争，德国应派兵参与。参谋部不断谈论派国防军到“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这一危机地带”执行任务的问题：自民党召开党代会通过修改《基本法》决议，同意德军在安理会决议基础上参加北约地区以外的作战行动；基民盟也同意修改《基本法》，以使德军在联合国范围内参加“蓝盔部队”。为使国内外各方面有个适应过程，1992年德国向柬埔寨派出了军队医务人员；派出军舰和飞机帮助联合国执行对南斯拉夫的禁运，1993年4月，联邦议院通过了向索马里派兵的议案，这是国防军在战后首次参加国外的“维和行动”，联邦国防军就像德国的其他“优质名牌”一样，给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提高了新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对于上述诸项行动，德国外长金克尔是这样解释的：“德国联邦军不仅可以戴着蓝盔参加维和行动，而且为了保卫和平也能像其他国家军队一样上前线打仗，统一的和主权完整的德国才算得上平等和成熟的国家。”他的口头禅是：“德国总不能老是为救火器材而付款。什么地方着火，它也应该去救火。”
1994年7月12日，德国宪法法院最终就德国军队参与境外军事行动一事进行裁决，决定“在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派遣武装部队在境外参加国际性的军事行动。由此德国国防军得到了出境参加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从而为其有朝一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
统一后的德国欲作政治强人，在其对外政策上最需要的就是得到欧洲各强国的和解与理解。因为德国越强大，人们对它过去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也就越清晰。这对正在国际舞台上寻找自己位置的德国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素。但是实力地位的变化必将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原来固定在以德国分裂为基础上的那套相对稳定的程序需要重新安排；二战以后同盟国以限制德国东山再起为主题的政策必须改变。新德国要根据自己日益强大起来的实力来安排它的对外政策，其目标将以是否有利于其实施“政治大国”的原则为转移。历史尽管过去了45年，但是二战的情景还让人记忆犹新。军国主义的过去和日益强大的现实，不能不使欧洲各国产生恐惧心理。德国人深深知道，要在欧洲立稳脚跟，首先要消除周围邻国的“恐德心理”。尽管德国统一时，邻国的表现有点令人伤感：法国总理密特朗拒绝与科尔一起走过勃兰登堡城门；英国则赤膊上阵，把德国人说成狂妄自大、厚颜无耻的狂徒；意大利心有余悸地称德国马克的“坦克”压碎了里拉。
但是，德国政府仍然不断表示对二战的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以及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1993年1月29日，在回顾60年前希特勒上台那段历史之际，科尔强调，德国人应扞卫民主与法制，防止不平等、暴力、种族仇恨和战争的重演；联邦议院议长认为，鉴于历史教训，德国人应该把尊重人的尊严、摒弃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德国也举行了相应的活动以示沉痛反省。上述行动表明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敢于承担罪责，敢于剖析民族精神中可能导致罪恶的误区，表现出一种道德的勇气。
德国除了在口头上深刻反省过去外，还在行动上打击国内右翼势力。1992年11月，德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在全德范围内查封了右翼极端组织“民族主义阵线”的驻地。内政部长赛斯特表示，这次行动是向右翼暴力组织发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信号，并称对类似组织的审查正在进行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德国人民以游行和集会的方式反对不断升级的排外恐怖活动，表达了他们反排外、反纳粹的坚定立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新德国民主和法制秩序的最可靠保证，同时也使世界各国人民对德意志民族信心倍增。
波兰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最大受害者。1989年，科尔总理访问波兰，开辟了两国的“和解之路”，两国保证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为此，德国统一前面对数百万奥得—尼斯河界线划分时而离乡背井的德意志人要求获得重返家园的权利时，科尔晓之以理，说放弃领土要求是实现统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根舍称这是“被逐出家园的人们”为欧洲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而特殊的贡献”。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谈话，郑重请求波兰对德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予以“原谅”。1995年，在德国无条件投降50年之际，科尔再次访问波兰，专程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向死难者致哀，祭献花圈，表明德国在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共同面向未来。德国政府还作了一系列努力争取犹太民族的谅解，诸如成立“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与以色列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使德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和声望日益高涨。
专题：创造经济奇迹的金钥匙
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工业大国和欧洲第一强国，是与其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那个时期的德国是万国景仰的科学之邦。那时每当人们提到要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时，一定会说“到德国去”。到二战前，德国科学家获得了45个物理学诺贝尔奖中的10个，荣获40个化学诺贝尔奖中的16个。1931～1940年的10年间，德国科学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竟占总数的29%，比美国高3个百分点，远远超出英国和法国。二战后的1945～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的达到12人。德国科技界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均以战败而告终，但这绝非德国科技文化的失败，而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这从它两次战后的迅速崛起就证明了这点。一战结束后，德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恢复并超过了战前的繁荣，政治上重新迈入世界大国的行列，科技、教育、文化也同样获得了新发展。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从5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60年代，又是只用了十几年功夫再一次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并把这个座次保持10年之久，再次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次同样得力于被德国人称为“进步的中枢神经”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因为正是战后这个阶段，伴随着德国经济上的振兴，其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再次跻身于世界前列。具体来说，德国的科技进步事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完善的科研体制与投资机制。
德国有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学校科研体系；一类是高等学校外科研体系。按以往传统，科学研究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因为只有高等学校集科研、教学和培养新的学术力量于一身；高等学校具备众多齐全的学科门类，特别适合于进行跨学科研究；高校科研不以应用为目的，而以增加知识为宗旨，所以它比经济界或企业界的科研较少受到成本——利润关系的局限。高校科研体系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是因为其经费主要由国家提供。但是60年代以后，高校科研体系的上述特点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大型科研需要昂贵的设备，它已经超出了高校研究所的物资和经费能力。尤其是80年代以来，科研日益成为实现经济和技术政策目标的工具，通常的那种科研任务的区分，即高校科研体系从事基础研究，高校外科研体系从事应用研究的区分已趋于消失，彼此界限已模糊不清。联邦和各州政府对高校与经济界之间知识转让的积极鼓励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强高校科研体系与高校外科研体系日益紧密的结合。
由于大学教授的职责是在他的专业内从事科研与教学，二者几乎平分他的工作时间，所以70年代末，伴随着联邦德国高校的结构改革和学生激增，出现了在科研与教学二者之间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争论。92%的教师希望能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如果高校教师不同时是研究者，那么教学就是无源之水；有人建议科研逐渐从高校转向纯粹研究机构；也有人一再建议，在高校中分别设“研究教授”和“教学教授”，以便对于那些从事科研的教授阶段性地免除其教学工作，使其拥有比4年一度的科研学期更多的时间。
1985年修改的《高校总纲法》也明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教授之间作为同事的相互“监督”传统，使这一方案难以真正变为现实。对于高校而言，科研和教学是两项并列、互相补充的任务。而对于高校外科研体系来说，科学研究是其唯一的任务，或者兼有技术服务和咨询职能。高校外科研体系主要包括国家举办的大科学科研机构、国家研究所、民间研究机构、企业委托研究机构等。
在科研投资方面，联邦德国从60年代起，科研经费年增长率达15%，居西方国家之冠。1977年科研经费达273亿马克。进入80年代后，为使出口产品稳居国际市场优势地位，大力增加产品的科技创新含量，故而又不断增加科研开发投资：1985年达522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8%；1988年达60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9%，居世界各国之首。科技人员队伍也不断扩大，1975年时就达到30万人，平均每1万人口中就有49名科研人员。
联邦德国科研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双元制”和“第三方经费”。所谓双元制，是指教授、专家、研究所本身只拥有开展科研的“基本经费”，其数量多寡取决于专业项目和科学家的声望。如果是一个花费不多的科目，基本经费就能满足需要。但是在实证性的实验学科方面，基本经费往往只能满足提出和论证项目之需，而执行项目所需的费用则来自“第三方经费”。所谓第三方经费就是指“预算外经费”。8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由第三方提供的科研经费之增长幅度，超过了预算经费的增长幅度，1985年达21亿马克，占高校科研预算经费67亿马克的1／3。第三方经费的主要来源：75%来自国家，15%来自企业界，10%来自基金会。
二、重视引进并且善于创新。
德国十分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专利许可证”进口国之一。从l950～l973年，用于进口的专利许可证经费支出增长74倍，即从2300万马克上升到16.54亿马克。1951年从国外引进专利9757项；1969年激增到33532项。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促进了德国设备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使工业部门较快实现了“生产合理化”和现代化。
德国对科技专利的引进并非消极地吸收搬用或简单模仿，而是经过一定的措施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如德国的原子能发电工业是通过引进美国技术而揭开序幕的，但从基本设计到原子反应堆的附属设备，都用自己新开发的技术进行了改造和提高，也就是变美国技术为“德国型”成果，因而运转率大幅度提高。在美国型原子能反应堆故障频繁、运转率下降的情况下，“德国型”原子能发电站却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好评。这是因为联邦德国的设计思想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为了竞争，形成了“经济第一主义”，为了降低成本，急于实现发电容量的大型化和结构的紧凑化，而联邦德国则努力通过提高可靠性和运转率从实质上提高经济效益。
另外，联邦德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性的联合研究，1987年对国外科研联合机构的投资达18亿马克，占整个科研预算的3%。之所以建立这些国际性的联合研究机构，是因为某些研究活动需要极其昂贵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在本国国内又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类机构包括设在日内瓦的着名的“欧洲核研究组织”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设在德国加尔辛的“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的大型望远镜实验室；设在荷兰埃姆洛得的“德国—荷兰风洞基金会”所属的欧洲最大的风洞实验室等。截至1983年，联邦德国已与英、法、美、日等31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53个双边科技合作协议。
三、促进科技的创新与发明。
1986～1988年，德国出口产品创新发明率从30%上升到38%，出口产品中36%属于高科技产品。由于从高科技中尝到甜头，联邦政府1987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科技性产品”的小组。1989年高科技出口产品比率上升到54%，其中11%属于尖端技术新发明，43%属于现有技术再改良。
科尔以前历届政府的科技政策均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使国民经济更加现代化”作为首要内容，科尔上台后却强调发展科技，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和未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迫使政府把未来的高生活水平建立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高技术新产品，提高高技术新产品的出口量，以利于回收科研费和保持经济繁荣。为此，从1982年起，政府调整了科研经费分配重点，把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产业的科研经费由10%增加到60%，而对传统工业大型项目的科研经费由90%降低到40%。同时改革征税法，降低对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投资的税率，鼓励企业向高新技术行业扩大投资。正是由于德国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使得德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