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黄燎原带唐朝乐队来西安演出，是录制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那台节目。摇滚终于可以在我们的国家电视台上露脸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不是崔健而是唐朝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零点花儿什么的。我和光头黄燎原还有唐朝的两位长发乐手在鼓楼的一家烤肉馆喝酒，其间还呼来许巍，他正巧回西安休整。席间黄燎原谈起他就要完稿的一部书，名叫《目击——我所亲历的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化》。由他来写这样一部书真是太合适不过了，所有的道他似乎都淌过，所有的人他几乎都认识，只有他敢说自己是“目击”和“亲历”。他谈起我们在北师大的一间男生宿舍里初见时的情景，那是十五年前，我们都还是大一男生。据他说在场的还有日后小说极棒的那个狗子，我们在一些细节的记忆上有出入，他做出更有把握的样子：我有日记，我是记了日记的！
喝到一个阶段，我们准备转场，想转到大差市附近的一个酒吧再喝。我们在烤肉馆门前的那条街上打车，光头黄燎原有些动容地对着夜空长吁一口气，他说：80年代连空气中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他的话听起来有点酸，在场的人中大概只有我能够听懂，并有那么一丝感动，我感动于我们这代人都玩在90年代，80年代还都是一群毛孩子，可我们又为什么那么深地怀念着它呢？怀念着一个压根儿不属于自己的年代？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80年代一个典型的有着特殊香味的夜晚。冬夜降临，北师大教七楼灯火通明，五百座的阶梯教室正在等待着一个诗歌讲座。6点30分，我和小钟提前到场。我们要做的是要在讲座开始前把一百张《散文诗报》卖掉。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我和小钟都是太阳风诗社的骨干成员，小钟还是这个诗社的副社长，这一百张《散文诗报》是当晚要来做讲座的老诗人差人提前送来的，那个老诗人正是这个《散文诗报》的主编，他也是以散文诗起家的。他差人送来一百张《散文诗报》的意思是明显的，卖掉这一百张报纸就是他今晚动了口舌的报酬了——那时候这方面的制度不够健全。身为副社长，卖报的任务便落在小钟身上，因为正社长要负责接待来宾和主持讲座，他拉上我纯粹是因为关系好，我们是一个宿舍的，而且他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
随着来人增多小钟吆喝上了，他拟报童的发音引来一阵阵哄笑，也起到了良好的促销效果，有些人可能原本不打算买，但看到这个卖报的家伙如此好玩，那就买一张吧。
“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五毛一张，《散文诗报》！”
小钟得了鼓励，喊得更起劲了。负责收钱取报的我手上愈加忙碌，我问他：“菜票收不收？”他说：“收！”那时候，四毛菜票可以在我们的学生食堂买份荤菜。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五毛一张，《散文诗报》！《散文诗报》，一看就笑！”
小钟的喊声开始变得怪腔怪调，哄笑声又一阵阵响起。我知道原因，我在收钱取报时偶一抬头，看见尹玲玲进来了，和她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在中间靠边的座位坐下。我知道尹玲玲和小钟的关系，是他三聚三离的女朋友。那时候，让我想想，应该是他们第二次分手的时候。我知道小钟是表演给尹玲玲看的，用一种自嘲自虐的方式来博取对方的恻隐之心，他的意图通俗易懂。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
我知道小钟的目的是非把尹玲玲喊上来不可，我想尹玲玲也明白他的意图，开始她还绷着，在座位上坚持不动，后来他的声音越发声嘶力竭地折磨人，她便站起来，沿着阶梯教室的台阶一步步走下来，她走到我面前说：“你们是不是想喝酒？说着掏出五块钱：我买十张。”发生的一切小钟也是看在眼里，他说：“快把钱收好，别辜负了尹小姐的美意。”那张多肉的脸上，一双眯眼里漾着得意的笑，他的目的达到了。
“不卖了，不卖了。《散文诗报》，已经卖掉！”
他那么喊着，不管我手里还有那么十多张。我知道他已失去了吆喝的动力，就赶紧收摊。这时正好诗社社长陪着一位谢顶老头走进来，走上讲台。五百座的教室已经全满。
我们撤到阶梯教室的门口，小钟问我：“讲座你听不听？”
我说：“不听。我对老头没意见，但我对散文诗有意见。”
小钟说：“说得太对了！诗就是诗，什么散文诗！那你想不想喝酒？”
我说：“随你。”
他说：“那走。”
从北师大北门出去沿街往东走上那么百十米在路口有家小饭馆，是典型的北京80年代的平民饭馆，陈设简朴，什么都做，而且味道不错。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在腾腾热气中隐现着几张生动无比的面孔，嘴唇翻卷着吞下涮肉咬破饺子也高谈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在80年代出现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说《今天》诗歌，比如说地下摇滚，都是和这种小饭馆的氛围融为一体的，就像我想象中咖啡馆之于巴黎的许多事物。当年我们作为追求文化的小屁孩出入于这种场合，也有种赶时髦的意思在里头。十多年后——就是今年年初，我带着一个初到北京的哥们儿来找过这家饭馆，发现它已变成一家卖日本面的装潢考究的面馆了——也颇符合时代的变迁。
当年，那个晚上，我和小钟是寻着一股涮羊肉的气味来到这里并隐没在那片热气腾腾的灯光中的。我们要了涮羊肉和零打的二锅头，尽管是已在学生食堂吃过晚饭，可那阵儿青春强健的胃有着见肉立马又饿的出色反应。
小钟把酒小心地倒入杯中并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他说上学期他在留学生楼陪住（北师大有这传统）时与一位来自丹麦的留学生酒逢对手，啤酒他是每喝必栽，那小子可以那么一直喝下去，从上午一直喝到晚上，从来就没醉的时候。后来有一次他弄来两瓶二锅头，他往碗里倒上一点儿，然后划了一根火柴丢进去，那老外顿时目瞪口呆站了起来，嘴里用中文高叫着：火！火！在他面前的桌面上确实是一碗火。由于这老外坚决不喝这火的酒，这一次就算是小钟赢了。
“火！火！”小钟还在模拟那个老外的山东腔（老外说中文都像山东腔），我也乐了。
小钟在我们年级的男生中算是比较能喝的几个之一，四川人嘛。那时我也算是能喝的，或者说叫敢喝，所以我俩喝酒还是有点儿气氛的。我们喝二锅头是因为我们只能喝得起二锅头，说起来很好笑，那时我给自己喝二锅头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借口，那就是二锅头对于嗓子眼儿的刺激力可以立马让你的嗓音变得沧桑无限，像虎妞她爸，所以我尤其喜欢在女人面前喝二锅头。
酒过不知几巡，小钟说：“来，给我剥皮！”
我说：“得得，你有病啊？！”
我自然知道他所谓的“剥皮”是什么意思，都是让莫言《红高粱》给闹的。当年《红高粱》也是刚打响，我们对其中剥人皮的细节印象深刻，用今天的话说那可能就是最“酷”的。与此同时还流行一“酷”，就是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用这一“酷”来说那一“酷”，就是“剥皮”，这也是中文系式的学生腔，不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伟大领袖早倡导过的。此“酷”一流行，宿舍里一到晚上的“卧谈会”，人人都成了刽子手，剥别人的皮也剥自个儿的。身处其中我知道两方面都需要勇气，而在这两方面也都涌现出了真正的勇士，在我们宿舍里，杨林是剥他人皮的高手，小钟则是自我剥皮的大师，他们俩在一起正好是一台戏。那年暑假我们宿舍一起去山东青岛一带搞社会调查，杨林剥了小钟一路的皮，直剥得体无完肤。他竟能看出小钟对我们傻大黑粗的女辅导员的邪恶欲念，而小钟也竟然认为他看得很准，那一路，小钟自我剥皮的经典之作是供出了十二岁那年在家乡偷窥大姨妈洗澡的事。现在他又来折磨我了，他已被人剥皮或自我剥皮成瘾。
我说：“你让我剥你的皮，好吧，那就谈谈你的受虐狂和自虐狂倾向。”
小钟说：“你不好好剥，我可就自己剥了。”
我说：“那你还是自己剥吧，说说看，这回你想强奸谁？”
那天晚上小钟以“剥皮”为旗讲了两个故事。他一开讲我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他很真诚。他的故事也比以往显得高级。
第一个故事讲到了我们作为新生开学报到的那天。他独自一人从四川某县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达了他只在梦里来过的北京城，显得傻乎乎的。傻乎乎地在火车站坐上了一辆到学校去的班车，在学校大门口的报到处，傻乎乎地守着自己的行李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来到他面前，自我介绍说是中文系84级的，专门负责接待新生。她说：上一届负责接下一届，是中文系的传统。她说这话时已经骑在三轮车上了，车上是一堆行李和它们傻乎乎的主人小钟。
“我那时可是真傻啊！我明明会骑三轮车可就那么一言不发的让人家一个女的驮着，还有那些行李。人家问我话，家在哪儿什么的，我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带搭不理的，我那是自卑。那女孩不漂亮，但落落大方显得很干练。”小钟说。
女孩把他送到他住的西四楼下，还帮他把行李提上楼去，他甚至记得女孩额角的汗珠，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晶莹发亮。而当时他既没推辞又在事后没说一声谢，只是站在宿舍门口，望着女孩离去的背影——他还清楚地记得那背影是白色的，因为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连衣裙。他的嘴张了张，没有发出声来。
“这还是可以原谅的，小县城的孩子一进北京就傻了呗！不能原谅的是后来。”小钟说。
后来，那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有一天的中午他走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从开水房拐弯的时候，他发现迎面走来的一个姑娘有点面熟，肯定是在哪儿见过。想都不用想，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记起了她——那个在报到那天用三轮车驮过他和他的行李的短发姑娘，是北京和这所学校留给他的最初的美好印象。那时她正朝自己走过来，一只手拎着两个热水瓶，另一只手端着一个塑料饭盒，她的脸在秋日正午明媚的阳光下微微扬起，显得很朝气也很傲气。正是这一丝傲气让本来鼓足勇气要和她打招呼的小钟在瞬间改变了主意，他低下头，准备就这么混过去。但就在两人“错车”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她说：“你好！”那一瞬间他心里一定是后悔极了，但当时的表现却是愣了愣，然后更深地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我真是丑陋极了！我脑后长眼的话一定能看见她失望的表情，对人性失望，也许她只是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小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