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
母亲总念叨着要回村里的老窑院去看看，五年了，这，成了她最盛大的一场心事。在我，自然理解，那是她一把泥一把土捏起来的帝国，她，怎么可能不去惦记呢。然，我们却合着伙劝阻，想尽法子拦挡，就是不肯让她回去，毕竟，老窑院是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五年前，与恶症搏斗了八年之久，却终也没有逃过劫难的大哥，被大嫂、二哥和我运送回村，在窑院里办了丧事。这一切，都是瞒着母亲进行的，谁都不敢让她知道。事后，都觉着还得瞒下去，等过上几年，她脑子不好使了，糊涂了，或许就不再追究了。谁料，母亲却常常问起大哥，那些日子，一说话就抹眼泪，这大约就是母子间的心电感应吧。知道抗不过去，最终，我们还是如实对她讲了。
不让母亲回去，我们有诸般理由，最要紧的是，怕她回去后，睹物思人，被老窑院撞疼了伤口，像当年那样锥心刺骨地恸哭一番，而后又大病一场，到时我们该怎么办？五年前，她尚能从巨悲中走出来，五年后，若旧痛复发，她还走得出来吗？毕竟，她已经八十二岁了，用老家人的话说是，土早掩了半截脖子，这景况，又怎经得起大的折腾？
然母亲却固执得很，总是说，那是我的家呀，你们不能老这么拦着，一眼都不让看吧？我都这个样子了，还能再活几年？非得等死了才回？近两年，“死”这个字眼，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话语系统里，有时我们听得厌烦了，会以为这是她打击儿女们的一件利器，其实，在她，却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一种心境，无关乎心情好坏，发不发脾气。母亲的另一个理由是，窑洞里还放着她的装老衣服，必得把它们取回来。她可能以为，这理由是确凿的，充分的，谁都必须遵从。我却不屑地笑，不是给您新买了一套吗，取那干啥？她摇摇头，那也是新的呀，一天没穿过，怎能扔那儿不管了？拿回我冬天就穿。我自然是吃惊不小，那是装老衣服呀，您好好的，穿？她说，那又咋了，又不是别人的。我摇摇头，早塌了，想取也取不出来了。母亲不信，窑洞也就东窑窑仓处塌下一块，怎么可能取不出来呢？
这一次回来，听说我会多待几天，母亲马上又提起了回乡的事，说了一次我装作没听到走开了，她又站到我眼窝前，说第二、第三次。我有点不耐烦了，等秋凉时再说吧，这么热的天气，中了暑咋办。她也不高兴了，冬天你说会冻感冒的，让我夏天回，夏天来了，你又说怕中暑，推推靠靠的，到底引不引我回？不引，我自个坐车，你真当我回不去？看她那架势，这次是铁了心，任你千军万马都挡不住了。可能也看出了我的不悦，母亲又说，你脾气好，你得引我回，就算妈求你了。她这一说，我心里真有些不忍了，又没敢马上应承。
我知道，这不是件小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能自作主张。
我先背着母亲跟二哥在电话里商量。我对他讲了母亲的固执，并强调说这次看来是不回不行了。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一起回去。说实话，我对能不能保护好母亲，好好地送她回去，再好好地拉她回来，还真缺少了一点自信。他是医生，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也有处置的经验和措施。二哥问我，这几天咱妈身体啥状况，没累坏吧。前些天，我们都去参加了外甥的婚礼，母亲又提早去了几天，办事她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就是和亲戚们说说话也够她支撑的了。我说回来还行。二哥迟疑了一下，真要拦不住，你就陪他回吧，半后晌再走，可不敢中了暑。我说你呢，你不能回？他说我这边有检查，走不开。我心里一下没了底，然事已至此，也只能逼着自己上路了。
母亲让我妻子也一起回，大概，她觉得我脾性是好，然做事笨手笨脚的，收拾东西离不了儿媳。其实，妻子早有了回去的打算，她对我此次陪母亲回乡，心里也没一点底。
从县城到我老家凤羽村，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车程。
过了桑干河大桥，南岸绿树丛中的村庄便扑入了视野。眼下虽是雨季，可我打小就熟悉的这条河流，已软弱得像一泡牛尿，再没了六七十年代浩浩荡荡的气势了。偌大的河湾，挤满了水草，绿毯似的一直铺向了天际，其间有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出没，颇有点草原的气势了，甚至比草原还草原。七八年前，我为家乡做一本旅游类的书，专门跑到这里拍了些片子，并给它起了个名叫桑干大草原，虽有些夸张，却大抵没有歪曲事实。
在桑干河南岸一带，作为乡政府驻地，我们凤羽村也算个大一点的村庄了，这几年虽说走了不少人，然两条主街道上，歇凉和打牌的人仍坐了好几伙，只是，面孔都熟得不能再熟，且皱巴而苍老了，几乎就看不到一张朝气光鲜的脸。从进了村的那刻起，母亲就眼巴巴地望向车窗外了，我知道她在找寻什么，尽可能地放慢车速，后来索性停在了一伙人前，也好让她从容地打打招呼。然她仍觉着不过瘾，身子扭着，头几乎是探出了车窗外，问过这个，再问那个，没完没了的样子。我觉着她这样子太费力，倒不如下了车去呱嗒，好好呱嗒上一会儿，或者就可以缓解多年的思乡之痛了。妻会意，扶她下车，安顿她坐到了人伙中，她自然是有些高兴了。我心里有些失笑，老了，真是老糊涂了，都忘了回来干什么了。
母亲和人们呱嗒时，我和妻到南头去找六叔，我怕真要出了什么意外，多个亲戚也好帮忙。六叔不知去了哪里，门上挂了个锁疙瘩，我这边正犯着愁，西边的院子出来个女人，竟然是我们从前的老邻居大文嫂。看到我，她显得很意外，硬拉我和妻进去坐坐。她家搬到这里，也有七八年了吧。跟她说着话，大文哥已把六叔找了回来，刚才他在街头跟人们攉龙。
我对六叔说了母亲的事，希望他能劝劝，吓唬吓唬她，回院子看看可以，窑洞是千万不敢进去了。
六叔叹了口气，也是的，都塌成那样了，还进去干啥？
他过去也在我们那条巷子住，窑院早塌了。我们那排窑洞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碹起的，有十七户人家，是村子里最长的一条巷子。那时，这里是村庄的中心地带，前一排便是供销社大院和两个门市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村庄的逐渐南移，这里成了北头，一些户家在南头盖起新房后便搬走了。六叔和大文哥都属这种情况。如今，十七户人家，搬得只剩了三户。有了新房，旧院的功用充其量也就是圈圈羊、堆堆柴草了，很少有人再当回事去照管。母亲在村时，大文哥的窑洞先就塌了，先是紧挨我们的一间开了天窗，过不了一年，一场大暴雨之后，堂屋和东窑也塌了。六叔的窑洞也是那两年坍塌的，他和大文哥的院子仅仅隔了一个门。最东头三瓜叔的窑洞也塌了。到现在，除了没搬走的三户人家，这一排的窑洞都只有窑腿还站着，顶子全塌了，有的连门窗也拆走了。
商量好后，我们便去三叔家。老窑院的钥匙，自从母亲离村后，一直由三娘保管着，有时她会过去照看一下。
大文嫂也跟过来了，她想去看看我母亲。
三叔的院子，从前作为正屋的三间窑洞已推倒了，因为很快要建房，也就没有砌围墙，和村街连在了一起。站在院当中，能看到后面出村的水泥路，以及路旁那两行挺拔的白杨。路北偏左的巷子里，刚走了个人，一个还不到六十岁的叫拦弟的嫂子，鼓匠班子的吹奏声没个遮拦地刮进来，说话得大着嗓子。三叔一家现住在两间西房里，那是多年前搭的防震房。
我们进来时，母亲也刚进了三叔的院子，由三娘扶着上西房的大炕说话。
村里今年有个新举措，每户每间窑洞出一万块钱，余下的钱由村委会按新农村建设规定筹集，再统一组织修建。村里多数人家都是三间窑洞，只出三万块就能起三间新房，这政策自然是很受欢迎的了。所以，在村的户家，都想统一翻盖，毕竟这样做是很划算的。开春时，二哥也打电话和我商量，意思是将来母亲不在了，总得送回老窑院办丧事，有几间房子当然好。再者，将来我们退了休，也可以回去住上几天。他这一说，我当然乐意。可后来这事却半途而废，据说是，我们那一排人家，好多户已搬走，不愿再掏钱收拾老窑院了。
说了一会儿话，母亲催三娘找钥匙，引我们回老窑院。
一进巷子，就看到了我家那棵探出墙头的老柳树，因为再没人修理，那绿色的头发婆娑得有些乱，成了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了。这树，其实是一根鞭杆长成的，也不知是我们兄弟谁插到墙根下的，插时无意，没想到春天里却活了，几十年，腰杆粗壮得竟然两只手臂都抱不过来，树冠呢，庞大得像一件错综复杂的事件，就是探出墙外的枝头也能搭起一大片荫凉。当年，母亲和邻居们就坐在这片荫凉里聊天。
三娘开了街门，院子里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的各种杂草就扑进了视野，草丛中点缀着星星点点或红或白的野花。
这是我家的窑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