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学中，东亚研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老一辈的东亚通们很多都同时通晓中文和日文，研究中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界限。于是其中不少人的研究也难免开始“相时而动”，着实有趣。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着名的“东亚通”傅高义教授（EzraVogel）。傅高义教授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日本学习了两年并进行了一些调查访问。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他开始学习中文和历史。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被公认为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不过真正使得傅高义教授享誉海外的还是其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
对美国的启示》（JapanasNumberOne:LessonsforAmerica）一书，该书伴随着对日本经济崛起的探讨而使傅高义教授声名大震，也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日本模式”的热议。
此后“日本模式”甚嚣尘上，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进入经济停滞和衰退期至今。面对多方面的质疑，傅高义于2000年又出版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IsJapanStillNumberOne？），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另一方面，傅高义教授也将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实现腾飞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StepAheadinChina:GuangdongunderReform）。进入21世纪以来，傅高义教授更加积极投身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
傅高义教授本人的地位和造诣可以作为美国东亚研究的一个缩影了。
傅高义教授大概在2004年时曾发表文章说“中国第一”，也呼应了这些年来尘嚣纷扬的“中国崛起”、“中国复兴”论，而整整25年前的“日本第一”
也的的确确、真真实实地出自傅先生的口中笔下。于是乎，便也或多或少引来非议，说如此这般的从“日本第一”跳到“中国第一”未免有点功利化。
暂且不谈傅高义教授学术造诣，倒是能看出，即便如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这样的学术圣地，学者们也难免“赶时髦”，趁着“中国模式”曝光率超高、世界掀起“中国热”，也都争着抢着炒这锅“热饭”，至于日本研究这锅“冷饭”，问津者越来越少，有趣得很。
“知华”的哈佛学派
哈佛的中国研究之所以不仅能够在美国众研究机构中出类拔萃，而且能够得到中国的高度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哈佛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有相当积极的互动关系。平心而论，美国东部的老牌常青藤联盟学校，加上西海岸的斯坦福、加州系等诸多顶尖高校的东亚研究各有强项，彼此之间也都在伯仲之间，而唯独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在中国国内名气最旺，秘诀就在于哈佛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往往都是“知华”者。
作为美国人，这些大牌教授们自然不会放弃身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和自由，只不过在从事中国研究时，他们都更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强调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笼统单一地采用西方价值观——也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西方人的有色眼镜”，这也和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自然也就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和热捧。
“知华”的“左派”教授
哈佛的两位教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东亚语言文明系（EALC）的柯文（PaulA.Cohen）教授，柯文教授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1966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19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等。柯文教授学术研究的最大亮点在于推翻了由费正清教授发扬光大的、“二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普遍采用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而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中国中心观”。相对于传统研究中国历史时“以西方为中心”，柯文教授强调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从而诠释出一个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路径。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治研究专家裴宜理（ElizabethPerry）女士，现任哈佛政府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948年她出生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随父母从上海迁居日本东京，在日本度过童年，后又返回美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曾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执教。裴宜理教授一生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研究在全美更是无出其右者，代表作品包括《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andRevolutionariesinNorthChina），以及《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ShanghaionStrike:thePoliticsofChineseLabor）等。
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经历，裴宜理教授的中国研究带有明显伯克利学派的印记，和美国主流的中国观分庭抗礼，正因为这样，在美国人看来，裴宜理教授的不少学术成果都有“为中国政府辩护”的色彩。
就拿美国政府指责中国问题的杀手锏之一——人权问题为例，裴宜理教授对于西方所谓的“人权”和中国人观念中的“人权”就作过一针见血的界定，即西方的“人权”强调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而中国的“人权”
强调“生存权”——即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西方人以西方式“人权”
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状，是对中国国情的误读。
积极奔走于中美之间的社会活动家
除去学术领域的摒弃美国主流意见，客观看待中国问题之外，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常年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精英人士的接触和交流。哈佛东亚研究之所以昌盛，和哈佛与中国学界、政界经年累月构筑的良好交流关系密不可分。
傅高义教授在这方面可谓开风气之先。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便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9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采取对华遏制政策。此时，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时，到哈佛大学演讲，其中负责穿针引线、外交接待的也正是傅高义教授本人。江泽民主席也成为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
另一位充当中美精英人士之间的桥梁的哈佛教授要属托尼·赛奇（AnthonySaich）。托尼·赛奇现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HKS）。如果说在哈佛东亚研究圈内，柯文教授和裴宜理教授偏向于“学究派”的话，那傅高义教授和托尼·赛奇教授就要算是“活动派”了。托尼·赛奇教授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内担任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AshCenterforDemocraticGovernanceandInnovation）（一般简称Ash中心）主任。Ash中心是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中心之一，在托尼·赛奇教授的力主之下，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Ash中心的研究主攻方向。中心每年都会接收大量的中国访问学者，分别来自中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还有少数来自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学者，成为哈佛研究中国政治和国内政策的中坚力量之一。同时，借助这些来自中国国内各行各业的访问学者的力量，哈佛得以和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官方和私人关系，哈佛和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这块招牌也在中国国内得到更多的认可，这也是对哈佛的回馈吧，双赢关系正是来源于此。除去单纯的学术研究之外，这当然也是哈佛东亚研究的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