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创立；1955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1973年，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成立；1981年，哈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几千年东亚的历史文明，百年来东亚的风云变幻，最终都浓缩到了大洋彼岸小镇剑桥的几所不起眼的古老欧式小楼中，在这里好像连环画一样一幅幅呈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哈佛东亚系。
笔者今年27岁，有四年生活是在日本和美国度过。留学生活中各种断续琐碎的片段，来到哈佛东亚系后，才终得以系统完整地汇成线、连成串，在脑子里重新翻滚、筛选、提炼，再把它们记录下来，于是才有了这本美日留学观察手札。留学观察，始自于此。
缘起中国石碑
步入哈佛大学不几步路，在哈佛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Library）的侧门不远处就能看见一座中国石碑，造型是标准的中国明清范式，分为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整个石碑由天然大理石雕凿而成，古朴细腻。碑座为一石赑屃，即一种貌似龟身狮头的神兽。赑屃驮一石碑，石碑周身围绕花卉龙纹雕刻。石碑坐落之处也算得上是来往行人必经之地，却鲜有来来往往的美国人驻足观看，反倒是来哈佛观光的亚洲人，每每来到这处“不经意”
的景点，都要绕碑一圈，指指点点寒暄一番。哈佛的“中国缘”、“亚洲缘”
就从这石碑说起。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此后直到1922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共有21位。1928年，在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从此，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名人甚多，民国年间着名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中的两位——赵元任和陈寅恪，以及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都曾经先后就读哈佛，其中赵元任更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文科类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余早年的哈佛中国留学生还包括气象学家竺可桢、人类学家李济、文学家梁实秋等。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由胡适、陈岱孙等一批哈佛校友联名发起，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石碑，并特意不远万里跨越大洋送抵波士顿。于是这石碑也成了哈佛与中国百年缘分的最早见证。
碑文如下：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系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兹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斯顿①市，嗣在剑桥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
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
西历一九三六年九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学敬立“三驾马车”
在查询美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时经常会发现不少顶尖大学都设有“东亚研究”（EastAsiaStudies）这样一个专业，其中的一些划归在地域研究大类（RegionalStudies）之下，与近东研究（NearEasternStudies）等其他特定地域研究并列。放在十几年前，只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级别的大学才开设“东亚研究”专业。不过在今天，随着东亚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特别是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成为人们研究追踪的热点，因此不少美国大学也开始“跟风”
般纷纷设立东亚研究学科。
不过说起美国的东亚研究，哈佛在这方面可以算得上是开山鼻祖。早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哈佛大学就已经开始东亚问题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陆续而至，直至民国年间哈佛燕京学社的设立更标志着哈佛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而真正使哈佛成为美国众机构中研究中国问题最为透彻和权威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着名“中国通”费正清（JohnK.Fairbank）先生主持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创立。自此之后的岁月里，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始终位于全美的最前端。
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
论名气，大名鼎鼎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丝毫不输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不过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错觉，如果论规模，燕京学社大概仅仅相当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小部分。
哈佛燕京学社虽称学社，但严格说来实际上是一个基金会。1928年，根据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嘱，霍尔家族捐赠了一笔资金，资助美国的中国研究以及中美学界人士的互访交流，由美国大学的代表哈佛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代表燕京大学联手，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说来有趣，哈佛燕京学社名义上属于哈佛大学的一部分，连办公的地点都与哈佛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同在一个屋檐下，可实际运营却是独立的，学社的权力机构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董事会，学社的财权也由该社董事会说了算。
今天的燕京学社，看起来简陋得很，办公地点只是一座有点像“工棚”
的用轻型建筑材料搭建起来的二层小楼。学社没有研究人员，负责人虽然是在东亚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但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是管理资金运作以及项目开展。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项目主要有访问学者、博士奖学金、博士培训以及资助书刊杂志的出版和发行。
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常年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运作和扩充。早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时，就建立了以“汉和”命名的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和日文书籍。自1928年起，燕京学社逐年拨款购书，特别是收藏了大量的明清古籍，流传至今早已是价值连城。“汉和图书馆”于1965年改名为“燕京图书馆”，1976年并入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CollegeLibrary），不专属燕京学社所有，不过其日常运营仍然由哈佛校方和燕京学社双方分担。
赫赫有名的燕京图书馆同样其貌不扬，坐落在神学街（DivinityAvenue）上，哈佛大学校内一条不大起眼的小路，总长度不超过500米。
燕京图书馆外表看上去很不起眼，它只是一幢二层红砖小楼，在哈佛校园许多风格别致的建筑中显得再普通不过。燕京图书馆的入口就位于这栋两层小楼的中间，门脸宽不过两米，不过图书馆内部却是别有洞天。
在哈佛众多图书馆中，燕京图书馆大概是藏书密度最高的一个。图书馆共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二、三层主要为日文书籍，地上一层是英文和中文书籍，地下一层最为壮观，除去部分韩文以及越南文书籍外，全部为中文书籍，且全部使用可高密度藏书的全自动书架。走廊左侧为现代中文书籍，右侧是古籍拓本等，可以说是燕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燕京图书馆外表并不恢宏壮观，进入图书馆后也甚感地方局促，但燕京图书馆名扬世界，是亚洲以外世界上最着名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
查得官方资料方知，到2010年时燕京图书馆共藏书92万册，每年增加约2万册左右，其中中文馆藏多达50万册，在全美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仅馆藏中文古籍一项就达到15万册之多，包括刻本、抄本、原版方志等。
燕京图书馆有一非常难得的景观，即有很多名人手迹。比如进门即可见董其昌的书法，悬于一二层楼梯中间。内容为理学鼻祖周敦颐《通书·圣学第二十》中的一段：“‘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
‘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二楼墙壁上挂着北洋军阀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一匾曰：“居今识古”。华人学者陈甘棣用篆刻的形式书写下了大幅“哈佛图书馆”，并题写鹤顶格七绝：
燕址盈台召凤翔，京都墨本寓他乡，图藏瀚海贯群校，书便黉宫称栋梁。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如果说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是哈佛东亚研究的硬件设施，那么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CenterforChinaStudies）为代表的若干个研究机构就是哈佛东亚研究的核心力量，也是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大本营。该中心由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于1955年创办，时称东亚研究中心。为了纪念费正清先生的杰出贡献，1977年在他退休后，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K.FairbankCenterforEastAsianResearch）。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哈佛大学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新成立的亚洲中心（AsiaCenter），费正清中心正式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CenterforChinaStudies），以突出它在全球中国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
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下属的东亚研究全部搬迁到CGISSouthBuilding中，它位于哈佛校园内的剑桥大道上，紧邻着哈佛设计学院（GraduateSchoolofDesign），距离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Theatre）也只有两分钟步行距离。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地处神学街2号（2DivinityAvenue）的红色小楼燕京图书馆，这两栋建筑也就构成了哈佛东亚研究的两处“据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只需要步行五分钟。CGIS.S地上地下共四层，功能区划整齐统一：地上一层是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二层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ReischauerInstituteofJapaneseStudies）；三层是韩国研究中心（KoreaInstitute）；地下一层设有大小教室将近十间。此外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自身配备的小型图书馆——冯图书馆（FungLibrary）也设在CGIS.S的地下一层，只不过藏书规模和燕京图书馆比起来要袖珍得多，况且这里的书都是不允许外借的。冯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偏政治经济一些，而燕京图书馆的则相对更偏历史文化一些。
在这里，不管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还是韩国研究中心，组织结构都大同小异。它们都是由正式在职的哈佛教授领衔，外加数量众多的访问学者组成。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首先中心设有执行委员会，是费正清中心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在笔者2008年留学时期，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Kirby）就是着名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还有包弼德（PeterBol）、江忆恩（IainJohnston）、凯博文（ArthurKleinman）、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等都是各领域中国研究的大牌教授。
同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致力于访问学者的筛选和培养。相比于固定的在职常任教职人员（facultymember），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则以流动性为主，通常访问学者在哈佛的研究年限为1～2年。借助哈佛大学的影响，中心设有许多研究基金、奖学金和国际交流项目，接纳来自全球的专业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因此，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及其培养的人才在美国学界、政界很有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
东亚系（EALC）和东亚项目（RSEA）
不管是燕京学社，还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固然是名声在外，但研究人员都是以访问学者为主，虽然是隶属于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但并不是正式承担教学工作的院系。一方面这么多的哈佛中国研究名牌教授，虽然在费正清中心或燕京学社挂职，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但其在哈佛大学内的正式所属并不是燕京学社或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比如柯伟林先生，所属的是哈佛商学院；包弼德先生属于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stAsianLanguagesandCivilizations-EALC）；江忆恩先生任职在哈佛政府系（GovernmentDepartment）。另一方面，燕京学社和费正清研究中心是不担负教学工作的，不招收学生，自然也不开设课程、授予学位。
在这里，不得不说，哈佛的东亚研究机构稍显庞杂，甚至给人以“政出多门”的感觉。其实，真正具备“院系”特征，可以开课、讲学、授予学位的是以下两个项目——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简称东亚系）和地域研究——东亚项目（RegionalStudiesofEastAsia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