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我认为在汶川大地震的应急处理和救灾措施之中，在以下两点显示出政策的新意。首先是志愿者队伍的出现。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共有约25万志愿者赶赴四川地震灾区，成为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其次是中国政府首次允许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救灾工作。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变化，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政府有信心并且有能力保障民生。
而这种执政思路在我看来，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提倡的集体主义以及个人对政府、国家的绝对依附形成鲜明对比。我支持中国政府这种执政思路的变化并希望它能持续下去。
具体来讲，在中国政府的灾后应对中，既有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措施，也存在诸多不足和亟待改进之处。比如面对倒塌校舍的建筑质量的问责，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逃避和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是对相关人事进行了曝光和追查，这是中国政府行为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虽然此次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善后救灾中放宽了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但是这种政策准入的空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度也亟待进一步提高。当然，虽然不足之处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在地震善后工作中的总体表现是值得肯定的，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应急能力。
另外，中国政府在灾后重建中大规模开展了“心理关怀”工程。在我印象中，汶川大地震是中国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团体首次介入灾后重建工作，向灾民提供心理服务和治疗。据我所知，上海卫生精神中心、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中国国内，“心理热”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说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正在对心理健康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它本身也说明中国的人文关怀和国际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积极变化。但是，同样需要注意到的是，此次地震后的心理治疗团队直至地震发生后将近一个月才开入灾区，而从纯技术层面上讲，这种灾后的心理卫生服务和心理伤痛治疗应该与地震救灾同步，这是中国在灾后心理服务和治疗领域的尚不成熟之处。
曾经，目睹在“文革”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凯博文教授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的尾声部分写道：“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严密的和广泛扩散的社会控制系统造成的，这个系统严重限制了个体权利。中国的去道德化的社会根源来自对个体选择的这种无情压迫性的控制，来自权利等级系统的重大社会运动造成的混乱，来自社会繁荣景象无法掩盖的核心社会价值在文化上的去合法化造成的危机，以及大量人口限于贫困之中的事实。”而在今天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也伴随着更多对个体公民价值的重视和保护。30年后，凯博文教授又当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人文精神，始终是我关心的话题。
木灰: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单纯追求经济GDP发展逐渐开始转为发展社会公平，提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凯博文:作为一名中国问题观察家，如果想要理解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首先需要回溯到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之时的凋敝境况。以我的研究领域——卫生健康领域为例，这种差异尤其明显。1949年，中国缺乏食品安全，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国民平均寿命极低。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几十年的努力和对卫生领域的大力改革，中国大幅度改善了卫生健康环境。
今天中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就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我相信中国政府在未来的10～15年将会逐步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公平。大众卫生健康体系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受中国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的影响，大众卫生健康体系同样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些偏远省份比如宁夏、甘肃、青海、贵州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从地域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突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稍缓，但贫富差距现象更为明显，公共卫生体系也急需加强。
在社会结构方面，21世纪的中国将面临两项考验。第一，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五岁以下人口数量，从人口学上来讲，这标志中国社会的年龄层次发生巨大变化。往往老年人口在经济上将更加脆弱，而中国的现有社保体系还不足以向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随着老龄化加剧，普通中国家庭赡养老人的负担将会不断加大。其次，中国城市人口即将超过乡村人口，而事实上如果将地方小城镇人口也纳入城市人口，则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乡村。中国在历史上始终以农为本，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源于土壤，即来自于农村之中。那么随着中国的日益城市化，如何适应城市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变，将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国仍有一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一方面将发展模式的核心由发展经济转变到保障社会公平，另外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等级和贫富差距是各国家各社会的共通现象，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中国文化的悲观者
以凯博文教授的阅历和极具人文情怀的个人魅力，采访之前满怀信心地以为凯博文教授会极力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复兴。谁知，凯博文教授竟然丝毫不掩饰对儒家文化复兴的悲观。当中国政府和媒体高歌猛进般地鼓吹中国文化价值的复兴时，在凯博文教授的口中笔下，却尽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沦丧的哀婉。他如心理医生一般，柔和而耐心地道出中国文化的症结所在——自我修养的缺失。
木灰:中国经济腾飞、国力上升的同时，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体系。您的研究中曾经提到过中国乡村基层中的传统生活习惯和伦理观念的变化。请您详细谈谈您眼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凯博文:的确，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一环——孝为例，中国普通家庭中的孝行意识正在逐渐淡漠。我的学生阎云翔在他的着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弱化了的孝意识，夫妻关系的加强和膨胀中的个人主义等。
当然，谈到传统价值体系的改变，我认为在这些改变中，一些是消极的，可以理解为“传统价值的丧失”；另外一些是积极的，可以看作是对于传统的再诠释。
积极的变革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汶川地震后涌现出的志愿者队伍，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做过讨论。再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在无偿献血方面走在中国的前列。这体现着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再比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开始越发国际化，法律意识也在逐步加强，这些都是对于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积极改良。至于消极的一面，我认为这集中表现在今日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的淡薄。传统中国社会以人际关系网为支撑，但是现在这种人际关系显得越来越功利化，丢失了情感化的一面。随着个体行为的越发实用主义，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纽带也在逐渐弱化，这也是最令我感到惋惜的。
木灰:随着国家经济的复兴和国家力量的崛起，该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会相应地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一般化规律之一。您认为在未来的十年或几十年中，中国是否也会迎来自身传统文化的复兴？
凯博文:我个人对此比较悲观。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确实存在，例如在福建省、广东省等中国南方各省出现了传统民间宗教的复兴。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这些因素有助于强化人际关系和社会纽带。但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当然，从长远角度来讲很难给个人主义定性，因为个人主义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是喜忧参半。其积极的一面在于个人主义强调自身的价值以及个体公民对于社会的责任感等，这些都有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比如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等。当然其消极的一面也不言自明：贪婪、自私等个性的缺点也会加速整个社会价值观伦理的堕落。总之，我认为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中国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再思考，但是如果说时下的中国社会正在迎来自身传统文化的复兴尚为时过早。
木灰:最近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如果说危机对某个国家而言是好事，那么中国就是这个国家”，您认为中国力量的崛起和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是否将会带来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和推广，甚至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凯博文: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方面，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各国家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而相对于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国将在世界舞台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已达数个世纪，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证明中国和印度将会在未来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庞大经济体。因此，对于美国而言，美国需要逐渐适应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即亚洲将取代欧洲从而成为世界的重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在世界舞台上国力的上升必然意味着文化力的上升，或者传统文化的复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儒学热”
开始升温，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源于儒家思想指导的论调开始见诸于媒体报端，我认为这是对于儒学的一种误读和错觉。持有这种论调的人混淆了儒学和民族主义的界限，而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一个明显的特征，同时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需要更加国际化而不是民族化。至于儒家思想，尤其是近代的新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自我修养”意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今天的中国看到。因此，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认为传统的儒学正在回归显然过于乐观了。
当然我希望在中国社会中看到更多的“自我修养”，而不是现实中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主义。在我看来，独生子女政策是造成中国这种道德缺失的要因之一。我在回答上面问题时提到的中国社会新生的志愿者队伍以及无偿献血现象，在我看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仅仅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回归。事实上在其他领域中国的许多新生事物、新生现象同样如此，表现为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互相吸收和融合。
采访后记
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亚洲中心的办公楼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对老年夫妇蹒跚的身影，患有重度老年痴呆症的妻子坐在轮椅上，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时而语无伦次，这时丈夫就会来到妻子的身边，用最温柔的声调在她身边轻声耳语一番，妻子好像听懂了丈夫的意思，躁动的情绪逐渐平抚下来。这对夫妇不是别人，就是凯博文教授和他的妻子凯博艺。
第一次听到凯博文这个名字，是在一次哈佛亚洲中心的讲座上，当时凯博文教授是讲座的主持人。讲座从始至终，妻子坐丈夫身边，偶尔情绪不稳疯癫发作。每当这时，丈夫就会握紧妻子的手。
在过去的七年间，凯博文教授如是照料妻子，片刻不离、相濡以沫，直至妻子2011年3月去世。
在凯博文教授看来，在医疗人类学领域，在学术问询之前，首先是一种道德关怀，一种对他人苦痛的在场和关注。而这种“人文关怀”，不仅现于凯博文教授的学术着作，更见于他深邃的眼神与平和的人格魅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