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商）的课。课程节数不多，但是却很火，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来中国经商投资的哈佛MBA学生精英们。连着旁听了将近一个月，发现这门课几乎没有讲任何和商业相关的东西，讲的几乎完全是中国的人情世故。
哈佛的MBA课程是完全采用的CaseStudy形式，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案例分析。只不过最后，所有选取的案例和进行的分析都归结于一个结论，就是想要在中国经商投资，就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和中国民众的关系等，不一而足。课堂上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生，不免会觉得有些脸上无光和不好意思，不过课堂上的美国学生反而倒是不以为然，反而津津有味，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个人能力和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人际关系更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有句经典的话，叫作“智商决定是否被录取，情商决定是否获得成功”。放在这里的话，如果说个人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商的话，人际交往能力和“拉关系”的能力恐怕就要看情商了。而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学生的刻苦钻研能力只是综合能力的一方面而已，不懂得“拉关系”
的“书呆子”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社会或许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美国社会将意味着大量机遇的丧失。说起来也很讽刺，在“人情关系至上”的中国社会，赤裸裸的“拉关系”往往被人所不齿；而在鼓励“个人奋斗”“拉关系”
的美国社会，的社交能力反而往往是被高调宣扬和鼓励的。
“BuildYourConnections”（打造自己的关系网）打造自己的关系网，这句话差不多是美国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见美国人对于人际关系社交能力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哈佛商学院了。绝对不是开玩笑，连美国人也都承认，哈佛商学院之所以世界顶尖，不是因为其教学水平，而是因为哈佛商学院咖啡厅和休息室里的校友资源和network的机会。美国的大学，从校方到院系，从院系再到各种非官方组织，每年都会为学生组织形形色色的“network”机会。学期初，有各种方便学生快速互相认识的“orientation”（说明会）和聚餐旅游活动。学期中，会组织各种校友返校聚会、以院系为组织的聚餐，或是干脆各个实验室、各个seminar（讨论组）的小型party等。到了期末，往往还有最终的年度总结会。
而所有的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免费向所有人开放的，你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可以仅仅是为了轻松休闲，甚至还可以仅仅是为了蹭一顿免费的晚餐。
听过一种说法，说美国大学教授的时间安排大概如下：1/3的时间从事各种network，1/3时间拉赞助跑项目找资金，最后的1/3时间用来作研究。
很多华人教授正是因为难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network的能力不及本土美国教授，从而导致项目资金方面的短缺，因此才不得不以更加辛苦的科研工作弥补network方面的不足。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学生在找导师时往往不愿意找华人教授，原因是跟随华人教授做科研太累、太辛苦。
可见，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network的功用也可见一斑。
不过，中国的“关系”和美国的“network”虽有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点是中国学生的“关系”往往都是来自家庭父母的“关系”，而美国人则更加提倡通过发挥个人社交能力，积极外向地建立起自己的“network”。
中国年轻人往往都是吃“父母饭”，被动地享受家庭内既有的社会关系网。
美国的年轻精英们反而是利用各种朋友资源，特别是校友资源，积极地架构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努力本身也是对于自己人际关系交往能力的锻炼，这恐怕是中国学生所缺乏的。
中国的乞丐和美国的流浪汉
初到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如果对比一下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扑面而来的感受可能不是繁华，而是随处可见乞丐流浪汉。
NotBegging，butHomeless（不是乞讨，而是流浪）在美国，往往不使用“乞丐”这样的歧视性字眼儿，对于在大街上的乞讨者，官方统一使用的是“流浪者”这样的称谓，英文叫作homeless。
2010年8月，位于华盛顿的一家致力于帮助流浪者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流浪者联盟”给出了一份全面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美国大约有350万流浪者，占美国总人口的1%和贫困人口的10%，其中，单身男性占41%，单身女性占14%，有孩子的家庭占40%。报告还从人口学的角度作了一些综合比较，比如，所有流浪者中，年龄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占39%，黑人占了4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62%，完全没有健康保险的占58%等。
当然，这样宏观统计数据还过于抽象。在美国生活的几年里，大小城市转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流浪汉也见了不少，多多少少瞧出些名堂来。如果细心留意的话，似乎可以把美国的流浪汉大致分成几种类型。若再和国内的乞丐作个对比的话，还真能折射出一些文化差异。
第一种是“坐等施舍”型，流浪汉中的大部分大概都属于这种类型，可谓美国流浪汉的主流。基本上这类流浪汉都是衣衫不整、面无表情，长年待在较为固定的地点，大多是商业街、城市广场或是地铁出入口等人员密集的地方，一坐就是大半天。通常身前都是放着一个纸杯或者铁盒，见了过路人就要钱。其中不少还会在身边放一个牌子，潦草地写着几行字，大意就是自己的悲惨处境。不过这类流浪汉通常都比较“内敛”，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你不搭理他他也绝对不会主动来骚扰你。
第二种是“行善骗人”型，这类流浪者在校园内颇为常见。他们的通常做法是衣着整洁，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与流浪汉联系起来。他们往往都是以慈善捐款为名义，偶尔也会举个牌子，上面写着诸如为艾滋病人募款、为非洲儿童献爱心等。这些人一般都会主动出击，特别是盯住看上去是大一大二、涉世未深的学生，或是干脆就选国际学生，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他的慈善理念如何如何，希望你能够慷慨解囊。这类流浪行骗者既然是打着募捐行善的名义，通常要价较高，动辄索要10～20美元甚至更多，如果你真的善心大发，那就中计上当了。
第三种是“强行推销服务”型，这种类型在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不常见，反倒是让我在西部加州和南部得克萨斯州偏僻城镇中赶上过几次。比如，遇到红灯停在路口处，会突然上来一个黑人，拿着刷子水桶，不由分说就给你擦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然后就敲你的车窗要小费，至于给多少就随你的便了。其实他那几下胡乱一擦，原本挺干净的挡风玻璃可能会被擦成一片花，所以后来干脆眼疾手快，看见有这种哥们过来，直接给钱即可，至于擦窗户还是免了吧。
其实这些行乞手法现在在国内也有出现，只不过还不曾到达“强行推销”
的境界，比起美国弟兄的大胆嚣张，还是收敛了不少。
中国乞丐的“职业化”
都说流浪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处处体现了所谓“资本主义社会”
的“罪恶”。其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流浪乞讨都是一个社会问题。
既然是社会问题，就不仅仅是供人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谈资，而是涉及社会制度和人情文化的诸多方面，更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是否牵扯所谓的“罪恶”
先按下不说，从流浪汉群体看美国社会制度却是一个不错的角度，能带出不少花样，看出不少内容，特别是和咱们国内的乞讨者作一个横向对比后。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曾经选过一个讨论课，课程的名字叫作“中国的消除贫困之路：再分配、社会权利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其中一堂课的课下阅读和课上讨论内容就是关于中国的流浪乞讨问题。有些来过中国考察社会福利制度的美国人都把研究角度放在了中国的乞丐身上，更有不少对中国了解有限的美国社会学研究者炮轰中国人“冷漠、缺少同情心”，因为“中国人面对乞丐时的无动于衷要远远甚于美国人”。
之所以初到中国的美国人会对中国的乞丐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乞丐和美国的流浪汉大有不同，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乞丐的“表演性”色彩要远远浓于美国的流浪汉。虽然不排除个别情况，但是在内地，不少地方的乞丐通常需要各种娴熟的技巧，伪装出极度的悲惨状，或身残、或丧亲等，以博得路人的同情。而在美国，青壮年男子竟然占到了流浪汉的将近一半，堂堂五尺男儿沦为流浪汉，说得直白些，无非是一个“懒”
字而已，反正可以拿到国家的贫困扶助金，再加上沿街乞讨同样也可以混个生计。想象一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拿个纸杯盒子呆坐在马路边上，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乞讨，如果是在内地大城市街头，恐怕一整天也要不到几个钱吧。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乞丐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特别是相对美国的流浪汉而言。
流浪汉、政府职能和文化差异
课堂上的学生主要是美国学生，当然也有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还有不少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学生，通过课堂的讨论，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流浪乞讨问题的认识差异。而这种认识差异，又可分为表、里两个层次。
所谓“表象”，来源于美国人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比如美国学生看到阅读材料中所描述的中国乞丐的“惨状”后，自然会对中国民众的“缺少同情心”心生指责。而中国学生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过多的欺骗现象，即使是在乞丐当中，以此为“职业”骗人骗财者也不在少数，患病、残疾等不过是乞丐瞒天过海、欺骗路人的把戏而已，媒体上类似的曝光已经屡见不鲜。所以，并不是中国人“没有同情心”，而是“美国人和美国的流浪汉们太单纯”。
而所谓“里象”，也就是问题的实质，更折射出在看待流浪乞讨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虽然中美两国各有各的国情，美国佬单纯，中国人精明，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待街角上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美国人的确是比中国人更富有“同情心”。不过之所以美国人对流浪汉富有“同情心”，原因并不在于美国人天生就比中国人更加慈善，关键在于美国人看待流浪汉问题的角度。
美国人崇尚自由，即使是流浪汉，也有乞讨流浪的自由。虽然美国政府会向贫困线以下公民发放救济金，甚至在不少城市中还出台了专门的联邦预算案，以帮助各地的流浪者，但美国人看待流浪汉问题的本质仍是秉承传统的“自由”角度的。所谓“自由”，有两方面内涵：其一是政府无权干涉；其二就是政府也没有义务管理和救助。所以美国人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地认为，流浪汉问题的解决“不关政府的事”。流浪乞讨本来就是懒洋洋的流浪汉们个人的事情，更多地应该由民间组织和“发挥每个公民的爱心”来参与解决，这才有了美国民众对于街头流浪汉们“慷慨”的同情心。
而中国人的思路就完全相反了。中国人也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地觉得，解决流浪乞讨问题，个体公民的“同情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就算我给他一百块钱或更多，也只是授之以鱼，而不能授之以渔，乞丐们吃了上顿还是没有下顿，救得了急救不了穷。所以社会流浪乞讨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需要政府的统筹参与，同时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一来，政府的介入，自然是要剥夺所谓“行乞的自由”，民意授予政府“管理、救助”
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政府“干预”的权力。所以才产生了正面意义的集体收容、职业救助培训，当然也产生了负面意义的、效果并不明显的“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