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此一点，国内大学尚需“知耻而后勇”。无意贬低北大，自从北大本科毕业后，已过四年时间，除了和同学、老师保持着私人之间的联系之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院系、校方的电邮、信件。就算想回去看看系里、看看老师，自己都难免觉得无趣，毕竟只是一个“80后”的新近毕业生，在校期间不怎么活跃，毕业后也难说事业有成，谁又会记得你呢？
在北大，学生之间流行这样一句话，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只有本科在北大就读的学生才配称为“北大人”，而硕士生或博士生就读北大的就被排除在外。我也承认，这样的高傲、不屑一顾、毫不收敛，确实是北大学生身上的毛病，不过我想说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按照这样的“标准”，笔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北大人”，而不是个完整的“哈佛人”，更谈不上是“早大人”。可是，对于我这个“非主流”的国际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和日本，无论是校方还是院系，都在用温情十足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学校并没有忘记你，也希望你时刻不要忘记学校。相反，作为“根红苗正”的北大学生，反而却完全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毕业若干年，北大的印象却越来越模糊，北大的认同感也在越来越淡化。
本以为自己不真正属于哈佛，且只是早稻田的过客，但是哈佛和早大的校园生活回忆却一直鲜活，并未褪色。2010年曾有耶鲁校友张磊向耶鲁大学捐下巨款888万美元，国内立即舆论哗然，纷纷质疑他为什么只对耶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却忘记了国内培养他的母校。不过我个人对张磊却是心存几分尊敬、理解和同感，猜想其中原因也系于此吧。
校友是人脉，校友是资源，这些无疑是职场上的金科玉律。但是社会上都在呼吁校友向母校捐赠、“感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恩”从何来？固然母校对己有培育之恩，可培育之后，学生就被抛进社会，从此摸爬滚打，与母校关系不再。若干年后，有人沉沦，有人发迹，于是校方出场，向发迹者讨要一杯羹，美其名曰是“报恩”。大学教育，喊了这么多年，殊不知大学教育亦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别。所谓“硬实力”，也就是那个由生硬的数字罗列、构成的干巴巴的大学排行榜。而细致入微、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友工作大概就属于大学的“软实力”范畴了吧。
美国大学的贫富差距——应该捐款给哈佛吗？
哈佛富甲天下，成功之道大半在于校友的大力襄赞。在2009年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校友捐赠有所减少，不过相比于其他大学的财政亏空负债来说，哈佛的财源仍然是源源不断，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几乎未受影响，令不少大学红煞了眼，特别是身为公立大学的UC系学校（加州大学）。其实2009年哈佛的银根紧缩还不仅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校友捐款额度减少，还因为哈佛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失败，使得哈佛的总资产值锐减了近三分之一，这个说法在学生之间也是广为流传，几乎就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大学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里要说的是美国大学的贫富分化，优质生源、资金、师资等资源全都集中在名校，未必就是好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受到冲击，财政紧缩，资金紧张。尽管如此，哈佛的校友捐赠仍然源源不断，由此也引发了不少美国人对哈佛的反感。挺有意思的是，2009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性文章，题目叫作“是否应该捐款给哈佛”，炮轰了哈佛数额庞大的捐款基金。
文章开篇就说，捐款给哈佛就好比“饥肠辘辘的人把脸贴在窗户上向屋里的人乞讨的时候，却把食品分给肥头大耳的食客”。文章提到，即使哈佛捐款基金2009年度大幅缩水，但捐款基金总额仍以260亿美元高居美国大学富豪榜之首。作个比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爱沙尼亚全国的年度GDP。再比如，在美国众多的黑人学校中，霍华德大学（HowardCollege）是捐款接受度最高的，但也只有4.2亿美元，规模仅相当于哈佛的1.6%。
2009年全年，哈佛得到的捐款数目达到6亿美元，相当于扩大了一个霍华德大学的规模。另外一家接受捐款最多的社区大学、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瓦伦西亚学院（ValenciaCollege），收到的捐款总数仅仅为6700万美元，才相当于哈佛财富的0.26%。
再引申一步说，大学的贫富差距，如果拿常青藤盟校和社区大学对比举例的话，往往还可以看出社会分层等深层次问题及其影响。
先看常青藤盟校，虽然这些名校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敞开绿灯，哈佛也有规定对家庭年收入处于12万～18万美元的学生实行学费浮动制度。
不过，如果在社区学校里，年收入能达到12万～18万美元这个级别的家庭绝对可以算是富人了。也就是说，美国名校虽然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排斥优秀学生，但是实际就读于名校校园内的，绝大部分还是富家子弟。
再看美国的社区大学（Communitycolleges）。社区大学也叫社区学院，是在美国的州或市用州民或市民的税金来运营的两年制短期大学，提供职业培训课程后直接就业的教育，相当于中国的大专。一般来说，美国各社区大学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家庭条件普遍一般，80%来自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贫穷阶层，有约80%的学生都是半工半读。本来这些学生的家境就难于支付他们的学费，偏偏这些社区大学得到的社会捐款数目又有限，学生学费又往往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在美国，本科毕业的工资待遇要远远高于非本科毕业，所以即使是穷人阶层，也会努力争取念完大学再去求职找工作，而受到家庭财产状况和教育水平限制，社区大学往往是最为现实的选择。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社区大学实际上是承载了下层社会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更担负着美国社会“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的社会政治理念，也难怪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就曾呼吁加大对基层社区大学的扶植资助。
常青藤托拉斯
捐款哈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哈佛将越来越富有，大学之间的贫富差距将会越拉越大。根据哈佛的学生报纸《哈佛深红报》（TheHarvardCrimson，深红是哈佛的颜色）统计，40%的哈佛本科毕业生都涌向了投行、咨询、基金、投资等暴利行业，再比如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平均年收入达到11.5万美元。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投行成为美国民众的公敌，被视作吸血鬼，榨干民众的血汗钱，而哈佛的毕业生却仍然乐此不疲地涌进这些吸金行业。其结果就是，富可敌国的哈佛大学培养出富有的哈佛毕业生，然后这些“吸血鬼”再把财富大量捐献给学校，保持哈佛帝国经久不衰。
于是在美国，就有不少人呼吁推行大学逐步社会化、公众化，好比高速公路或者国家公园一样，由纳税人出资供养。《纽约时报》上“是否应该捐款给哈佛”这篇文章还举例说，在欧洲许多国家实行的正是这种大学公众化的政策，比如法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大学都只是征收相当低廉的学费。
文章作者还提议试行一种新的捐款规定：在鼓励个人捐款的同时强行规定，捐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可以由捐献者指定给某一机构，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而另外一部分则必须由国家指定调配，比如给社区大学，或者是黑人集中的霍华德大学等。
由此可见，校友慷慨解囊，襄助教育事业本是好事，不过在缔造了哈佛帝国这样的名校同时也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名校变成了垄断豪门，大名鼎鼎的“常青藤盟校”成为垄断教育行业的“托拉斯”、“辛迪加”，社会公平尽失，美国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尴尬局面。
从哈佛的校友捐赠看陈光标的“慈善”
金融危机之后，不少美国人对哈佛的阔绰颇有微词，源源不断的校友捐款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顶尖的常青藤学校富可敌国，而广大基层的社区大学举步维艰。不过话又说回来，因噎废食之举也不可取，校友的捐款义举自然还是值得肯定的，做个慈善家总比做个守财奴对社会的贡献大。
于是思维发散，联想到国内“首善”陈光标和他所谓的“慈善”。忠言逆耳，望陈光标先生听之、纳之。
“慈善”有别于“救助”
何谓“慈善”？这原本见仁见智。但万变不离其宗，“慈善”和“救助”
的概念还是应该区分清楚开来的。
比如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捐款灾区，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救助”，说它是“慈善”似乎牵强了点，目的是为了救急，或者是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慈善”不同，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捐款，更要追求所捐款项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是要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关注于人的发展，而非简单的生存需要，比如襄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二者当然无所谓贵贱、高雅庸俗之别，不过定位略有不同。个人觉得，“救助”的职责当属政府一方，比如赈济灾民，完善社保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等；而个体公民——特别是富人、企业家们的行善之举更应该倾向于“慈善”事业，而非简单的“救助”，想依靠个别富人的散财拯救天下的苦命百姓，总是不现实的。
有道是，华人缺乏行善的传统，不舍得散财，缺乏回报意识，和犹太人相比实在是自惭形秽。何况，历史上中国人的行善还多拘泥于“救助”
的层面，而现代化的“慈善”恐怕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了。注视社会效益，以基金会的形式运作慈善事业，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的行善理念。
比如在美国慈善事业的代表——比尔·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社会提供援助：
1.医疗卫生领域。致力于缩小富国和穷国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差距，确保卫生保健领域取得能挽救生命的技术进展，重点领域为传染病、艾滋病及肺结核、生育保健及儿童保健、全球性卫生保健活动。
2.教育。帮助少数族裔的学生以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得到应有的教育。
3.图书馆。给美国经费不足的社区图书馆提供电脑、图书等帮助，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类似的帮助。
4.为美国西北部的建设以及当地社区提供资金，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网上也列举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具体涉及的一些援助项目，包括：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印度洋大地震赈灾活动、儿童疫苗计划、“求知新途奖”、盖茨千禧年奖学金、盖茨牛津大学奖学金等。可见，其中虽然不乏自然灾害支援这样的突发性“救助”支出，但是其基金会的设置明显具有长期的规划性和目的性，慈善基金也仍然以教科文卫这些与人文发展息息相关的主题为核心。
不仅仅是欧美的企业家们，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慈善事业也同样大大领先于中国大陆地区。
在国内各地的大中小学随处可见的“逸夫楼”，就是以香港着名的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教育捐助项目。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属下的财团基金，为教育文化事业提供资金支持，比如丰田财团、住友基金、笹川和平财团、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等，相信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受到过他们的资助。再比如在现在的大学生群体中，对于SK奖学金、三星奖学金这样的词汇一定不感到陌生。韩国跨国企业SK集团从1995年起就为北大、清华的优秀学生提供“SK奖学金”，还与卫生部共同设立“SK-卫生部联合奖学金”等。这样的“慈善”，既扩大了公司的品牌效应，公众也得到了实在的馈赠，更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于公司、民众、政府实在是一举三得。
“慈善”事业的艺术性
回到校友捐款的话题，其实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普及和推广的慈善方式，国内也确有不少大学校友开始推广捐款的方式，但在校友联络、信任机制等环节上都尚待改进，恐怕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否则为何张磊将巨款捐给耶鲁，却不捐给他国内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尚且如此，社会更复如何？当然，国内总是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中国国情”，李连杰效法西方现代模式创立的“壹基金”似乎运作得并不成功，但至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对现代化慈善事业运作方式的努力尝试。
再说中国“首善”陈光标，从“救助”到“慈善”，他大概还没有分清二者的区别。虽然在中国国内他有过不少“慈善”范畴内的义举，但出自陈氏之手的“台湾撒钱行”、“云南撒钱行”等，在行善的境界上就不敢恭维了。虽然不怀疑他的善心，但当场发“红包”恐怕是最原始的行善方式了，比尔·盖茨、巴菲特、邵逸夫或者是松下幸之助恐怕是绝对不会出此“下策”的。
2010年2月初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如果陈光标来到新加坡》。文章很有趣，其中提到“假设陈光标接下来也要带几十箱钞票来新加坡，我们该怎么办？”
“他说他要来这里为穷人抵销消费税、补贴水电费，我们能说不吗？”
“我们当然会感到不好意思，新加坡去年取得14.7％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十倍。大陆有多过新加坡人口很多倍的穷人更需要金钱的接济。更何况他那种站在街头‘让钞票飞’的行善手法恐怕要触犯新加坡的法律，可能还落得个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但我们还是应该欢迎他来，他可以效法香港大慈善家李嘉诚，捐巨款给新加坡的大学。新加坡三所大学已栽培了不少来自中国的精英学生，为两国未来的联系架起了人才桥梁。陈光标若在这方面‘加油’，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新中两国的友谊。”
“救助”只需慷慨即能做到，但“慈善”却是门艺术。
想起20世纪初时美国用中国《辛丑条约》赔付的款额——庚子赔款，创立了清华大学，又资助中国赴美留学生。美国人精明得很，这笔钱，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多大个数目，反之，拿这笔钱用在中国教育事业上，大大改善了美国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不说，还使得培养出来的一代中国精英变成“知美派”、“亲美派”。这样的案例，才是“慈善事业”的神来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