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北方区委决定发动北京地区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陈乔年的看法与大多数同志不同,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北方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北京地区的群众运动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组织还不够完备,尤其是自己的武装尚未建立;国民革命军虽然倾向革命,但态度并不坚定,实力也不够强大;而段祺瑞的武力后盾奉系军阀虽因郭松龄倒戈受挫,但由于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仍有较强的实力。因此,举行"首都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当时区委没有接受陈乔年的意见,通过了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并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准备和指挥这一重大斗争。陈乔年的意见虽然被否决了,但他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坚决服从区委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北方区委及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举行集会和示威,一度还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包围了段祺瑞住宅,要他下台。但由于国民军上层人物临时动摇,未能履行武装进城与人民合作的诺言,"首都革命"陷于失败。这场斗争的实践证明了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同志们都很佩服他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对他严格遵循党的组织原则的坚强党性,同志们更是钦佩。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这天,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六十多个团体和八十多所学校的五千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和事后强词夺理,纠合英、美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的罪行。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请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群众在李大钊、请愿。当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反动军警突然封闭了胡同的东西出口,并用机枪、大刀、刺刀等对群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场杀害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陈乔年正在请愿队伍的前面进行指挥。当反动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时,他临危不惧,立即与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退却。这时,一个敌人冲过来举枪刺伤了陈乔年的前胸,几乎伤及心脏。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剧痛使他脸上的汗珠滚落下来。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咬紧牙关,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大家都散开后,区委的同志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陈乔年时刻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惦记着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安危,哪有心思在医院安然疗养。他在医院只住了几天,没等病愈就走出病房,投入了更加紧张的战斗。
前仆后继1927年四五月,陈乔年作为北方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之后,陈乔年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
在此期间,全国的形势极为险恶,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乔年的领导者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狱中;亲爱的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新军阀乱刀砍死;相处多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赵世炎也在上海遭敌毒手??陈乔年满腔悲愤,万分难过---这些领导人、兄长、战友,一时间竟纷纷惨死在敌人的绞架和屠刀下,纷纷离自己而去。特别是亲爱的哥哥延年的死,对乔年的打击太大了,多年来兄弟俩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一起度过了缺少父爱的童年,一起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一起在上海艰苦求学,一起漂洋过海到国外勤工俭学,又一起找到了真理,参加了革命。他们之间除了一母同胞的亲情,同甘共苦的手足情之外,更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情。人世间,也许没有比这更珍贵、更深厚、更伟大的情义了。如今,亲爱的哥哥惨遭毒手,离他而去,而且死得那么惨,怎能不让乔年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但这撕心揪肺般的悲痛并没有动摇乔年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他把仇恨深埋在心底,决心前仆后继,竭尽全力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在此期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新军阀在各地纷纷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到了7月15日,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陈乔年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发言,对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调陈乔年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当时的武汉,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疯狂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险恶的形势,陈乔年毫不畏惧。为了组织、领导革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陈乔年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奔走于长江两岸。繁重的工作终于压垮了他原本瘦弱的身体,他不幸染上了伤寒。同志们对他都很关心,急忙秘密送他到医院治疗。但他病情稍有好转,便立即投入了斗争第一线。
1927年秋,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陈乔年也在不久之后被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他和同志们不断地变换方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顽强地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他们经常秘密深入工厂、学校和机关,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恢复和巩固大革命失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重新聚集这一地区的革命力量。
这时候,乔年的父亲陈独秀也来到上海。他在被撤销党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但没有从大革命的失败和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主张取消革命,把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对此,乔年坚决反对。一次,乔年偕夫人去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的错误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严肃指出:"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乔年"儿子竟教训起老子"的做法十分恼火。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乔年气得连饭也不吃就离开了父亲的秘密住所。
正当陈乔年为恢复和巩固党的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而日夜奔走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伸出了罪恶的魔爪。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由陈乔年主持,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海总工会召开的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也同时进行。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两个会议的会场。陈乔年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这是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自1927年6月以后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上次,哥哥延年落入魔掌并惨遭杀害;这一次,厄运又降临到弟弟乔年的头上。
陈乔年被捕后,先被囚禁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第二天就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落入魔掌,身陷囹圄,镣铐锁身,势难生还,但陈乔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任何的惆怅,他要把牢狱当战场,继续与敌人进行较量和斗争。
疑,搞不清他的真实姓名和身分。这时,陈乔年的牢房内又来了一名囚犯。这个人鬼头鬼脑,对乔年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注意,并且颇费心机地寻找一切机会与乔年搭话。乔年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富于对敌斗争的经验。此人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乔年的高度警觉。一天,这个人突然问乔年:"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看你的口音很像。"乔年立即机警地答道:"我是中国人。"后来,接到党组织从狱外传来的通知:此人正是叛徒唐瑞林。由于陈乔年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敌人利用叛徒套密的阴谋最终遭到可耻的破产。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多次进行营救。与他一起被捕的同志也想方设法使乔年尽快脱险。当时,在被捕的十一个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叛徒不认识,敌人搞不清他们的身分。因此,同志们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职务,来蒙骗敌人,使乔年尽早出狱,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周之楚也是个英勇坚强的同志,甘---一个华侨大商人,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营救。于是,敌人搞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分,陈乔年便自然暴露。
陈乔年的身分暴露后,敌人加紧了对他的监视和审讯。为了从他的口中获得党组织的活动机密,敌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使用了各种酷刑。陈乔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紧咬牙关,怒视着残暴的敌人。同监的难友们见他被灭绝人性的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都很心痛,他却淡淡一笑,毫不在意地说:"吃几下耳光,挨几下火钳,受几下鞭子,算个啥!"他不仅自己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而且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给大家讲古今中外仁人志士与黑暗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故事,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气节,与凶残的敌人斗争到底。乔年知道,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因此,身分一暴露,他就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而耗费精力和钱财。陈乔年和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不久,凶恶的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和其他两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时,将其他被捕的同志从龙华监狱迁出,与他们三人分开。迁出的同志们怀着痛惜的心情与乔年告别。乔年语气深沉地要大家保重身体,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知道他们三人即将被害,同志们心如刀割,陈乔年却神态安然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同志们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豪迈地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七岁。
1927年7月4日,他亲爱的哥哥延年在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不到一年,弟弟乔年又在这同一地点惨遭敌人毒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杀不绝的,这伟大的两兄弟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二十年后终于推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