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房中的灯光还亮着。他拿着文工团送来的几张《不要杀他》的剧照，还在思考。
这时，杨得志推门进来，看见桌上的剧照和罗政委凝目深思的神态，便问：
“你被这个剧感动得吃不下、睡不着了吧！”
“演员的形象、声音、表情给人深刻的印象。戏的内容更使人深思猛醒。周副主席的意见很宝贵：预见的艺术，是创造性的艺术，哭后化眼泪为力量。我们应当照办。看了剧团的戏，大家流了泪，要化悲痛为力量啊！我们用什么回答人民群众拥军爱军的热忱呢？群众要求不杀贾振武，这说明人民热烈拥护解放军，这是我们决胜的保证条件，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解放区那样歼灭更多的敌人呢？集宁战役，老百姓挖出仅有的山药蛋给军队吃，指战员们拼死奋战，但最后我们还是撤退了，我们欠了账。”
“你提的问题，正是我在考虑的问题。集宁战役为什么失败？我刚收到一份情报，请你看看。”杨得志从皮包中拿出一份《傅作义谈集宁战役》的情报，递给罗瑞卿，说，“这是傅作义1947年2月对他的军官所作的内部谈话。”
杨得志说完，就端起白搪瓷碗喝茶。
罗瑞卿两眼盯住情报，全神贯注地仔细阅读之后，昂起头来，对杨得志说：“哎呀！傅作义这个讲话，果真是一面镜子，敌我立场根本对立。他们的正面，是我们的反面；他们的反面，是我们的正面。他们的胜利是我们的失败；他们的失败，是我们的胜利。傅作义这个谈话，并没有吹嘘。的确，集宁战役他有失败的可能。他认为他的胜利是一个侥幸，这确是事实。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获得不小的胜利，可是最后却不得不撤退吗？我的意见，把杨、耿、潘找来，请他们看看这份情报，研究一下今后的仗怎么打法。”
杨成武、耿飚、潘自力很快来到了。他们传看了《傅作义谈集宁战役》的情报之后，经过一阵沉默，罗瑞卿说：
“晋察冀边区在战略上占据重要地位，它连接华北和东北，为各解放区的枢纽。且因平津所在，更为敌我必争之地。我区战争的胜败如何，对战局有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分析和检讨。从去年7月到现在，这8个月的自卫战争中，就全国范围来讲，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有几仗没有打好：整师整旅地歼敌，一次也没有过；蒋军将级军官的俘获较少。东北是新解放区，也已经跑到我们的前面，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了。如果我们也消灭他几个师，蒋介石今天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东北最近消灭的第八十九师及第五十四师1个团就是从热河抽调去的。傅作义也调动了6到9个冈到晋西北配合进攻延安，我们拖敌人也没有完全拖住，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检讨的。”
“我们胜利不大的原因，从远的来说，是备战不足，有和平幻想，对蒋介石国民党，听其言观其行不够；从近的来说，备战工作抓得不紧。练兵，是当时中央指出的中心任务之一，可我们没有抓好，兵虽然练了，可是不太认真，训练的内容也有些不对头，用很多的时间搞制式教练，干部也没有很好准备。”耿飚说。
“你的意见对。今天要打大规模的运动仗，而且是这样残酷的战争，一方面现有的干部的指挥能力与军事素养应当提高；另一方面还应当大量培养干部。可是军政干部学校，因为受了美国人的骗，根本没有办。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例如张家口的机器很多，我们也搬出来了一些，可是搬的太少，那时在宣化建立了一个硫酸厂，建设一阵，听说用不得。幸喜用不得，不然倒好了傅作义。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就连手榴弹、追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一些。现在一个战役就要几万甚至几十万手榴弹，连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有些问题直到今天尚影响战争。所以直到枪响了，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带一点仓促应战，吃很大的亏。”罗瑞卿说。
“我看，和平幻想别的地区也有。和平已被美蒋破坏，但当时的几个月，是最好休整和准备的机会，我们没有很好利用，因而几仗打得不理想，是指导上的问题。”杨成武说。
“我同意这个意见。胜利不大，检查起来，我看是军事指导上有毛病。”杨得志说。
罗瑞卿对作战指挥作了检讨，并分析说：
第一，初战没有打好。没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看来要打傅作义应该集中更多的力量。
第：二，在战役指导上，没有好好学会力争主动。运动战可以说是主动战。凡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总是打得好。运动战的思想应该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里不好打就到那里打，要善于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一下运动到敌人冷不及防的地方去打。
第三，军事指挥思想上，应更多地照顾到战略方针范围以内的事。很多时候，缺乏全盘地考虑情况，不能充分地调查与研究，因而在战役的过程中，不能很好预见和预计敌我双方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不能掌握全面的情况，决心就容易动摇，或者是客观情况与决心之间根本不相符合，而被迫改变；或者因某些不正确的反映，就轻易改变决心了。
耿飚参谋长说：“我们的参谋工作、后勤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的战役组织工作也差，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得要很强的组织工作。几万人的行动，吃饭就是很大的问题。军队到一个地方，柴油盐菜就都贵了，所以现在前方搞随军仓库。一打起来，担架就是好几千副，还要多少辆大车运输弹药，这是一套细密的组织工作。打起仗来，就是对表也都是很大问题，不然就不能很好组织战斗。战役组织工作，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套大学问，叫做参谋工作，我们还不很熟练。有的地方仗刚打起来，电话就来了，某个部队没有按时到达呀，地形没有侦察好呀，手榴弹用完了呀，担架没有上来呀，等等。要把多少万人的行动，统一成一个人一样，是非常不易的。在战术指导上，我们做的工作太少。打了仗，很好研究、总结、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得也比较少，因此，不能提高，中央军委指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这一条，谁也会讲，但到今天也还有些人不会运用。”
杨成武说：“你说得对，是这个问题。在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时，要有一个组织工作，比方用两个旅来打驻在两个村的两个团，可能有两种打法，一个旅打一个团是一种打法；用5个团打一个团，一个团牵制另一个团，又是一种打法，这里就有一个组织问题。我们应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丰富生动的实际，这就是很好的学习教材。战役组织不好，战术问题解决不好，有时虽然决策是正确的，也会影响到战役的成功。”
耿飚从皮包里抽出一个文件，这是1946年10月间，中央军委一局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的总结。文件指出，怀来之战，战斗上大体算成功，但战略和战术上，值得检讨。他一面翻页，一面沉痛地说：
“我们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没有集中兵力首先击破进入利害变换线的一股敌人，因此仗打得不理想，歼敌不多。”
罗瑞卿接过这份指示文件，再次详细阅读。他念道：
第一，内线作战的着眼点在于各个击破，就是确定某一点为核心，再以适当之空间距离（这种距离是以我可能先后打击敌人的时间及空间计算为标准）作为半径，画一圆线，谓之利害变换线，如有两个以上的敌人，由不同方向向我核心前进时，我必须将先进入利害变换线的一个予以击破，再击破后来的一个（如果两个或3个敌人同时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那我一定失败的）。
例如，我们以张家口为核心，而以怀来、赤城、沽源、康保、尚义、兴和和以西30公里的阳高、阳原相连之线，作利害变换线，那么傅作义是先进入利害变换线的，我们就应先将傅作义击破，再转运兵力击破孙连仲部。否则我们要先击破孙连仲部，就应在未击破孙连仲之前，将傅作义阻止于尚义、兴和、阳高以西地区，否则战役不会得胜。
第二，必须优势兵力集结于怀来方面，而不必把3万以上兵力浪费在平汉线。平均使用兵力，是兵之大忌。即是我们要分散敌人之注意力，顶多要1万人，击破平汉线。第三，防御，是攻击所用的一种手段，但最后胜利，还是靠战略转移为攻势来完成，而不是靠战斗上的逆震动作所能奏效的。
读完文件，杨得志说：“军委的指示，完全正确。我建议，把刚才我们检查、讨论的问题，作为晋察冀边区8个月的自卫战争报告要点，向边区党政军民干部作一次报告，进行检讨，并且把会后作战部署精神告诉大家，鼓舞军民胜利信心。”
杨得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举行了干部大会，由罗瑞卿作了关于目前边区军事形势报告。大会刚结束，他又在野战军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了边区军事形势，检查8个月胜利不足的原因，以及胜利的条件。
罗瑞卿讲话完毕，用眼光横扫全场，问道：“钢铁第一营干部在哪儿？”
“在这儿！”钢铁第一营教导员起立回答。
“你们的仗打得好，记大功！”罗瑞卿接着大声问道，“你们的群众纪律好不好？”
“……”没有回声，显然不知所措。
“你们王道、霸道，群众纪律坏，记大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