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生气，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的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我将这事写在《鲁迅的故家》的一节里，我的族叔冠五君见了加以补充道：
“鲁老太太的放脚，是和我的女人谢蕉荫商量好一同放的。金鱼在说了放脚是要嫁洋鬼子的话以外，还把他们称为妖怪，金鱼的老子也给她们两个加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并责备藕琴公家教不严，藕琴公却冷冷的说了一句，‘我难道要管媳妇的脚么？’这位老顽固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一声不响的走了。”所谓金鱼的老子即《故家》里五十四节所说的椒生，也就是冠五的先德藕琴公的老兄，大扫帚是骂女人的一种隐语，说她要败家荡产，像大扫帚扫地似的，南池乃是出产扫帚的地名。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
“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
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一八九三至九六）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这样的说了；便是像我那样六年间都不回家，她也毫不嗔怪。她虽是疼爱她的儿子，但也能够坚忍，在什么必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那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迟延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将这一件与上文所说的“一幅画”的事对照来看，她的性情的两方面就可全然明了了。
先母不曾上过学，但是她能识字读书。最初读的也是些弹词之类，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很佩服过左维明，便是从《天雨花》看来的，但是那里写他剑斩犯淫的侍女，却又觉得有了反感了。此外还有《再生缘》，不过看过了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随后看的是演义，大抵家里有的都看，多少也曾新添一些，记得有大橱里藏着一部木板的《绿野仙踪》，似乎有些不规矩的书也不是例外。至如《今古奇观》和《古今奇闻》，那不用说了。我在庚子年以前还有科举的时候，在“新试前”赶考场的书摊上买得一部《七剑十三侠》，她看了觉得喜欢，以后便搜寻它的续编以至三续，直到完结了才算完事。此后也看新出的章回体小说，民国以后的《广陵潮》也是爱读书之一，一册一册的随出随买，有些记得还是在北京所买得的。她只看白话的小说，虽然文言也可以看，如《三国演义》，但是不很喜欢，《聊斋志异》则没有看过。晚年爱看报章，定上好几种，看所登的社会新闻，往往和小说差不多，同时却也爱看政治新闻。我去看她时，辄谈段祺瑞吴佩孚和张作霖怎么样，虽然所根据的不外报上的记载，但是好恶得当，所以议论都是得要领的。
先母的诞日是照旧历计算的，每年在那一天，叫饭馆办一桌酒席给她送去，由她找几个合适的人同吃，又叫儿子丰一照一张相，以作纪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先母八十六岁的生日，丰一于饭店为照相，及至晒好以后，先母乃特别不喜欢，及明年去世，唯此相为最近所照，不得已遂放大用之于开吊时，一九四三年四月份日记云：
“二十二日晴，上午六时同信子往看母亲，情形不佳，十一时回家。下午二时后又往看母亲，渐近弥留，至五时半遂永眠矣。十八日见面时，重复云，这回永别了，不图竟至于此，哀哉。唯今日端正状安谧，神识清明，安静入灭，差可慰耳。九时回来。
二十三日晴，上午九时后往西三条。下午七时大殓，致祭，九时回家。此次系由寿先生让用寿材，代价九百元，得以了此大事，至可感也。
二十四日晴，上年八时往四三条，九时灵柩出发，由宫门口出西四牌楼，进大平仓，至嘉兴寺停灵，十一时到。下午接三，七时半顷回家，丰一暂留，因晚间放焰口也。”至五月二日开吊，以后就一直停在那里，明年六月十九日乃下葬于西郊板井村之墓地。
本文是完了，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附录，这便是上文所说范啸风替晴轩公写的那封信，因为文章虽并不高明，内容却有可供参考的地方，而且那种“黄伞格”的写法将来也要没有人懂得了，所以我把它照原样的抄写在这里了。原题是《答内阁中书周福清（两字偏左稍小）并贺其子入泮》：
忝依
玉树，增葭末之荣光，昨奉
金缄，愧楮生之。兹者欣遇
令朗入泮，究喜择婿东床，笑口欢腾，喜心倾写。
恭维
介孚仁兄亲家大人职勤视草，
恩遇赐罗，
雅居中翰之班，爱莲名噪，
秀看后英之茁，采藻声传。
闻喜可知，驰贺靡似。弟自违粉署，遂隐稽山，蜗居不啻三迁，蠖屈已将廿载。所幸男婚女嫁，愿了向平，侄侍孙嬉，情娱垂晚。昔岁季女归第，今兹快婿游庠，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不禁笔歌，用达絮语。
敬贺
鸿禧，顺请
台安，诸维
亮察不庄。
先母行述
胡适
先母冯氏，绩溪中屯人。生于清同治癸酉四月十六日，为先外祖振爽公长女。家世业农，振爽公勤俭正直，称于一张外祖母亦慈祥好善；所生子女禀其家教，皆温厚有礼，通大义。先母性尤，最得父母钟爱。先君铁花公元配冯氏遭乱殉节死，继配曹氏亦不寿，闻先母贤，特纳聘焉。
先母以清华绪己丑来归，时年十七。明年，随先君之江苏宦所。辛卯，生适于上海。其后先君转官台湾，先母留台二年。甲午，中东事起，先君遣眷属先归，独与次兄觉居守。割台后，先君内渡，卒于厦门，时乙未七月也。
先母遭此大变时，仅二十三岁。适刚五岁。先君前娶曹氏所遗诸子女，皆已长大。先大兄洪骏已娶妇生女，次兄觉及先三兄洪（孪生）亦皆已十九岁。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十余年。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以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这；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
先母自奉极菲薄，而待人接物必求丰厚；待诸孙谐如所自生，衣履饮食无不一致。是时一家日用皆仰给于汉口、上海两处商业，次兄觉得往来两地经理之。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俟诸兄归时，令检阅之。
先君遗命必令适读书。称母督责至严，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言：“我一生只知有此一个完全的人，妆将来做人总要学尔老子。”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及适十四岁，即令随先三兄洪至上海入学，三年始令一归省。人或谓其太忍，先母笑颔之而已。
适以甲辰年别母至上海，是年先三兄死于上海，明年已巳先外祖振爽公卒。先母有一弟二妹，弟名诚厚，安敦甫，长妹名桂芬，次妹名玉英，与先母皆极友爱。长妹适黄氏，不得于翁姑。先母与先敦甫舅痛之，故为次妹择婿甚谨。先母有姑适曹氏，为继室；其前妻子名诚均者，新丧妇。先母与先敦甫舅皆主以先玉英姨与之，以为如此则以姑侄为姑媳，定可相安。先玉英妻既嫁，未有所出，而夫死。先玉英妻悲伤咯血，姑又不谅，时有责言，病乃益甚，又不肯服药，遂死。时宣统已酉二月也。
姨病时，先敦甫舅日夜往视，自恨为妹主婚致之死，悼痛不已，遂亦病。顾犹力疾料理丧事，事毕，病益不支，腹胀不消。念母已老，不忍使知，乃来吾家养病。舅居吾家二月，皆先母亲侍汤药，日夜不懈。
先母爱弟妹最笃，尤恐弟疾不起，老母暮年更无以堪；闻俗传割股可疗病，一夜闭户焚香祷天，欲割臂肉疗弟病。先敦甫舅卧厢室中，间檀香爆炸，问何声。母答是风吹窗纸，令静卧勿扰。俟舅既睡，乃割左臂上肉，和药煎之。次晨，奉药进舅，舅得肉不能咽，复吐出，不知其为姐臂上肉也。先母拾肉，持出炙之，复问舅欲吃油炸锅巴否，因以肉杂锅巴中同进。然病终不愈，乃舁舅归家。先母随往看护。妗氏抚幼子，奉老亲；先母则日侍病人，不离床侧。已而先敦甫舅腹胀益甚，竟于己酉九月二十七日死，距先玉英姨死时，仅七阅月耳。
先是吾家店业连年屡遭失败，至戊申仅余汉口一店，已不能支持内外费用。己酉，诸兄归里，请析产，先母涕泣许之；以先长兄洪骏幼失学，无业，乃以汉口店业归长子，其余薄产分给诸子，每房得田数亩，屋三间而已。先君一生作清白吏，俸给所积，至此荡尽。先母自伤及身见家业零败，又不能止诸子离异，非愤咯血。时先敦甫舅已抱病，犹力疾为吾家理析产事。事毕而舅病日深，辗转至死。先母既深恸弟妹之死，又伤家事衰落，隐痛积哀，抑郁于心；又以侍弟疾劳苦，体气浸衰，遂得喉疾，继以咳嗽，转成气喘。
时适在上海，以教授英文自给，本拟次年庚戌暑假归省；及明年七月，适被取赴美国留学，行期由政府先定，不及归别，匆匆去国。先母眷念游子，病乃日深。是时诸兄虽各立门户，然一切亲戚庆吊往来，均先母一身拄其间。适远在异国，初尚能节学费，卖文字，略助家用。其后学课益繁，乃并此亦不能得。家中日用，皆取给于借贷。先母于此六七年中，所尝艰苦，笔难尽述。适至今闻邻里言之，犹有余痛也。
辛亥之役，汉口被焚，先长兄只身逃归，店业荡然。先母伤感，病乃益剧。然终不欲适辍学，故每寄书，辄言无恙。及民国元二年之间，病几不起。先母招照相者为摄一影，藏之，命家人曰：“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倩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已而病渐愈，亦终不促适归国。适留美国七年，至第六年后始有书促早归耳。
民国四年冬，先长姊与先长兄前后数日相继死。先长姊名大菊，年长于先母与先母最相得。先母尝言：“吾家大菊可惜不是男子。不然，吾家决不至此也。”及其死，先母哭之恸。又念长嫂二子幼弱无依，复令与己同。先三兄洪出嗣先伯父，死后三嫂守节抚孤，先母亦令同居。盖吾家分后，至是又几复合。然家中担负日增，先母益劳悴，体气益衰。
民国六年七月，适自美国归。与吾母别十一年矣。归省之时，慈怀甚慰，病亦稍减。不意一月之后，长孙思明病死上海。先长兄遗二子，长即思明，次思齐，八岁忽成聋哑。先母闻长孙死耗，悲感无己。适归国后，即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年冬，归里完婚，婚后复北去，私心犹以为先母方在中年，承欢侍养之日正长；岂意先母屡遭患难，备尝劳苦，心血亏竭，体气久衰，又自奉过于俭薄，无以培补之；故虽强自支撑，以慰儿妇，然病根已深，此别竟成永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