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赤涂高如天，四海黔首纷於蝝。众屧望天若无路，区区有意常能宣。
乃知听卑四聪达，万里呻笑如邮传。朝阳门外登闻鼓，鼓下章飞如急雨。
— —毛滂《登闻鼓诗》节选
宋太祖年间，开封某市民跑到宣德门的登闻鼓院，猛敲大鼓。鼓声骤响，惊动了圣上。据该市民自供，他走失了一头猪，请皇上帮忙找寻。宋太祖甚感宽慰，给宰相赵普下了一道手诏：“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宋太祖的断言似乎过于乐观了，但宋代确实是一个比较开明和宽厚的王朝。开封平民有困难，不仅可以找包大人，还可以找皇上解决。
在电视剧《包青天》里，开封府衙门口放着一面大鼓，供老百姓鸣冤之用，这背景正源于宋代的“登闻鼓”制。然而，登闻鼓并非为宋首创。相传，先秦时已设专供黎民向国君申冤与建言的路鼓和肺石①。《晋书·帝纪》始有登闻鼓的记录：“西平人伐登闻鼓，言多妖谤，有司奏弃市。”隋唐的登闻鼓制渐臻完善。宋初，朝廷始置司管登闻鼓、隶属谏院的专职衙署“登闻鼓院”，“鼓在宣德门南街西廊”“院在门西之北廊”，当事者可先去击鼓，会有本部的官吏来接访，再将他们的词状转呈皇帝。登闻鼓院向朝野士民开放，击鼓者不受身份所限，“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均许到本院陈情。荣退的武
将高化才向宋仁宗抱怨：“毎进文字，须诣登闻鼓院，与农民等。”老将虽感有失尊贵，但他与农夫同于登闻鼓排队击鼓，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
大宋生民亿万，世务剧繁，皇帝只是世俗世界的至尊，而非无所不能的神人。要不要先请文臣审核官民递交的状纸，再酌情选呈御前，以减轻皇帝的重荷呢？宋仁宗曾让晏殊等文官审阅登闻鼓院所进的呈文，却被谏官范讽劝阻：“非上览决可否，则谁肯向陛下亲言者？”国人到登闻鼓院，只为自身的诉求能“上达天听”，中间如果隔着一道关卡，人们上书言事时，就会多了些顾虑。连被史家指为昏君的赵佶，都曾降旨鼓励臣民进言：“中外臣僚士庶并许实封直言投于登闻检院、通进司，朕当亲览悉行施用。”有了皇帝的作保，国人才更敢于在登闻鼓院实话实说。
国人挞鼓申诉的理由真是五花八门。俗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有人就绕过包大人，特请天子圣裁。太宗时，京城女子李氏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皇帝御批道：“诏本府（开封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氏既得皇帝授权，即可随意处置家庭财产。太宗朝还有一件富有戏剧性的案子。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封寡妇刘氏派婢女到开封府报案，举报先夫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元吉向刘氏下毒。王元吉被捕后，屈打成招。不久，刘氏死了。司法官在复查本案时，仵作验尸后说刘氏“毒无显状”，因此不能断定刘氏是死于中毒。开封府免除了王元吉的死刑，改判徒刑。因本案疑点重重，王元吉前妻张氏击登闻鼓称冤。
宋太宗接谒了张氏，将案子发回重审后，方知刘氏是因为自己的奸情被继子撞破，惭悸成疾，临死前尚不悔悟，还派人诬告王元吉。
宋真宗时，有落榜的举子恳求皇帝给他们安排差事。景德元年（1004 年），百余名落解的士子一齐击鼓，自陈：“素习武艺，愿备军前役使。”经过皇帝的面试，“能挽弓者才三，各赐缗钱，令赴天雄指使”。
并非每个百姓上登闻鼓院，都是奔着私事而来的。福建罗源县衙原处于两条溪流中间，给县民带来诸多阻碍。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县民陈智津、倪昱等人击登闻鼓请求迁移县衙，得到获准，将县衙移往本县的东北部。
民告官的案例也不少。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辰州知州董继业，公然贩卖私盐，并强行贵价卖给州民，在阵阵鼓声中，被革去了官职。端拱初年（988 年），平民翟马周击鼓控诉宰相李昉的不作为：“北方宿敌契丹人怀有纵马南侵之念，李昉不修边备，只知赋诗宴乐。”宋太宗便将李昉罢为右仆射，“且加切责”。宋光宗时期，立誓要以言报国的吕祖泰到登闻鼓院上书，请斩
权相韩侂胄 ：“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
登闻鼓要是敲得好，即敲掉政治对手的权位。所以官告官是常见之事。有些恋栈的官员，便曾指使管下的“良民”到登闻鼓院打鼓，为官员的连任造势。
景德元年（1004 年），宋真宗诏责这种不正之风：“诸州民诣阙举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愿……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辄诣阙庭……如敢违越，其为首者论如律。”赵普即便身为从龙谋臣，却不能凭绩业而久据相位。翰林学士卢多逊是赵普的政敌，屡在帝座之前诋毁赵普。赵普在卢多逊导演的告发案下渐被皇帝疏远，终致罢相，出守河阳。
然而，官告官并非多为私仇，也有出于公义的凛然之举。宋将曹翰横蛮暴戾，率军征服江南时，犯下屠城的罪行，他在颍州任职时，仍不悔改，“掊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阴县令孙崇望激于义愤，上京弹劾曹翰。最终，曹翰被处以流放之刑。
不过，官民还是得慎用登闻鼓院的那面大鼓。原则上，朝廷有禁人越级上诉的例禁，击鼓鸣冤只是纠正司法错误的权宜之计，人人若都到京城申冤，州郡的守官就显得尸位素餐了。因此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朝廷颁令：“今后只有经过县、州、路三级官府审理而不服者，才允准到登闻鼓院投诉。”若是牵涉原告的长官、朝廷命官，或呈报机密之事，方许到登闻鼓院递状，应由州县优先裁判的案子则不予受理。另据大宋刑律，击登闻鼓诉事若不实，将判80 杖的肉刑。
在登闻鼓院守待并不能当场面见皇上，那些心急的人转而挡拦皇帝的车队，直接申诉。皇帝对上访者的态度相对宽大为怀，因为他们能从中获知今下的民情，真遇上违规诉冤的人，皇帝通常也会法外开恩。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正月，宋真宗的车队遭到上访群众的拦截。真宗念其情可悯，下令从轻处罚。这并不是宋真宗和他们初次打交道，早在景德四年（1007 年）已和他们“狭路相逢”。真宗并未动怒，只是稍感无奈：“开广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泊至披详，无可行者。”
拦路可以，但不能堵路啊！
真宗子赵祯也深有雅量。皇祐四年（1052 年）十月，他前往景灵宫，登车时告谕随行的扈卫：“今岁天下举人皆集京师，如有投诉者，勿呵止之。”仁宗时期，一日皇帝行程中，有军人拦驾进状，卫士也不加拦阻。“有司欲论罪”，宋仁宗连忙向辅臣解释，称警卫没有失职，只是奉命行事。幸得皇上说情，文官方肯饶过那班武人。
只要有上访，就必有截访。王安石大兴水利时，原武等地的200 多县民“因淤田侵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约去登闻鼓院抗议。在各地监督水政的朝廷专使责成县令在半路截住上访者，以暴力相威胁，要他们取消原定计划。
县民谎称自己去首都只为赞美朝廷的德政，朝使也不笨，替县民写好200 多份谢表，委托两名吏员代表县民送往登闻鼓院。王宰相见表大喜，宋神宗“亦不知其妄也”。朱熹有一番话道出了掌控一方的父母官的心声：“今若有个人不经州县，便去天子那里下状时，你嫌他不嫌他？你须捉来打，不合越诉。”朱熹话虽刻薄，却是实实在在的官话。父母官治下的百姓进京击鼓，只会彰显他们的管治无方。
登闻鼓制或许有不足之处，但唯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方能全面权衡其利弊。击鼓鸣冤多次推动帝国变革车轮的前进。宋初学子多次在京城敲响战鼓，向不公不义宣战。宋太祖开宝六年（973 年），落榜举子徐士廉击登闻鼓，状告本届主考官李昉在录取中取舍非当。皇帝震怒，依从徐士廉的提请，自任考官，在讲武殿出题重试本届考生，此为“殿试”之始源。自此士子考过省试后，再参加皇帝亲
考的殿试，遂成定式，历元明清三代未改。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因先前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受诏担任主考官后，不再归还私第，而立即驰往贡院，为的是避嫌与谢绝请托，名为“锁院”。此例后成定例。同年的殿试，皇帝采纳陈靖的提议，首用“糊名制”，即在考前先糊盖考卷的姓名、籍贯等项，以确保考试的公正性。
自此，豪门贵子想要独霸科场，唯只有寒窗苦读一途，想借重父祖的势力一步登天，已非易事。杜衍、富弼、范仲淹、苏东坡等出身寒门的名臣，可道是击鼓鸣冤的间接受益者。
“登闻鼓”也是检验政治清明与否的一张镜子。北宋末年，朝廷被迫向金国割地求和，罢免主战派大臣李纲。太学生陈东率领数万市民涌上开封街头，呼吁复用李纲与名将种师道，并罢去妒贤嫉能的李邦彦。适逢李邦彦入朝，民众群起怒骂。之后，他们来到登闻鼓院，击鼓求见皇上。因官员的措置不当，和平的请愿演变成暴乱。宋钦宗迫于汹汹群情，起复李纲为“京城防御使”，稍稍扳回战场上的劣势。宋钦宗与父亲宋徽宗被女真人掳走后，钦宗弟赵构在应天府继位。陈东连续上书请留李纲，并请赵构御驾北征。黄潜善、汪伯颜等权贵以“言不亟诛，（陈东）将复鼓众伏阙”等言语来激怒宋高宗。靖康二年（1127年）八月二十八夜，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陈东惨遭杀害。黄潜善之流不是惧怕陈东，只是惧怕万人齐击鼓的正义声浪！
30 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 年前的人也一一离世，然而30 年前的故事还没道尽。杭州临安登闻鼓院不设登闻鼓，理由如下：“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登闻鼓院不设登闻鼓，这是可资捧腹的事，但笑过之后，诸位可感唏嘘？
任何人定的制度在实践中，想要毫无偏差地运转，不免强人所难。总体上，登闻鼓制还是有良效的，它是国人昭雪冤情、下情上达的通天之路，也使窦娥的悲剧晚了300 年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