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发了全球关注。报告认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终究受到地球资源有限性的束缚，因而存在着极限。然而，40多年过去后，世界经济不仅没有遭遇任何极限，反而在20世纪末迎来了又一次财富大爆炸——软财富大爆炸。虽然那些昔日的钢铁巨头、汽车巨头、石油石化巨头纷纷跌出财富排行榜；但是一批新面孔，诸如苹果、谷歌（google）、脸谱网（facebook）等软财富巨头，则摆脱硬资源、硬财富、硬资产、硬需求的束缚，纷纷闪亮登场……
软财富观新突破
摆脱了硬财富和硬资源的“地球引力”，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而且更需要人们在财富观念上的突破。
人类最早的财富观是完全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依赖的基础上，这种原始的财富论叫做“财富自然论”，他们不仅认为财富是天然存在的，而且认为财富因为地球物质能量守恒定律而保持总量不变，人类只不过是把这些早已存在的财富通过劳动发掘出来，加工转化并不增加财富总量。重农主义虽然比“财富自然论”前进了一步，认为劳动也是财富之母，但是却更强调土地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作用，并把商业活动称为“投机倒把”，否认一切工业、金融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的价值。
硬财富时代的财富和价值理论有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和边际报酬理论。劳动价值论认为商业、服务业、知识产业、金融业等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否定土地、资本、商业、服务业、金融的财富创造作用。随着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开始直观地表现出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当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所认识，要素价值论又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管理和技术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虽然承认了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都是财富的源泉，但是硬财富观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对地球资源的依赖。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财富创造过程对地球环境资源的依赖才变得越来越小，逐渐挣脱硬资源的“地球引力”。
软财富，主要包括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和其他社会服务等财富形态。上述信息软财富、知识软财富、文化软财富、金融软财富、服务软财富的源泉和创造方式不再是对地球生态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加工使用，而是来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和人体的其他活动。
比如，信息软财富的生产和传播虽然也需要电话机、电报机、发射基站、纸张、油墨、电脑等物质媒介，但是所有这些硬资源都只在信息产品中占了极小的比例，而信息的生产主体是“软资源”——“人脑”工厂和“电脑”工厂，其财富表现形式除了人脑和记忆之外，主要是各种通讯符号、数码程序、互联网络以及其他信息载体。
又比如，在知识软财富中，学校需要有住所，书籍也有印刷成本，但是知识软财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硬资源，而在于软资源——教师的教学活动和作者的思维生产活动。
再比如，在文化软财富中，也需要剧院、乐器、绘画的涂料等硬资源投入，但是文化软财富的价值主体并不在这些物质成本，而在于软资源——歌手、演奏家和画家等自身的创作和表演能力。
还有，在金融软财富中，大部分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办公场所都是租赁使用，而电脑等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也不值钱，真正有价值也是软资源——这些金融机构所承载的信用创造能力、投融资能力、金融产品、金融资源、客户价值等软财富。
最后，在医疗、保健、美容、理发、餐饮、茶馆、养老、旅游、甚至色情、博彩等各类社会服务业中，虽然也需要房屋、器皿、器械等硬财富作为活动载体，但是其财富和价值主体无一不是人类的思维和服务活动等软资源，而并非地球硬资源。
此外，在软财富时代，除了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服务技能等五大类财富之外，大部分硬财富本身也承载着越来越多的“软价值”：比如品牌、专利、知识产权、票证、融资能力、配额、甚至吉祥的汽车牌照或手机号码等——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硬财富本身所包含的软价值甚至会远远超过其“硬价值”。
总之,软财富时代,人类的财富源泉最终摆脱了对物质世界硬资源的约束,其财富价值也以能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来衡量。那些不能够及时抛弃硬财富观的国家、企业和家庭将在新一轮财富大爆炸中将看着自己的财富一天天缩水。
软财富引领未来消费潮流
作为解决人类温饱的产品，食品是最普通的商品。可是很多高档次的休闲食品、补品、酒类、香烟等归之为广义食品的东西，它们的财富价值很容易超出其物理成本和供人食用所创造的效用，而更多地反映着凝结于其中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需求——这些“软消费”、“软效用”、“软需求”，正是消费性软财富的主要体现。
以服装为例，事实上，当石油化工革命之后，人类服装的原料来源就超越了传统的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而是从黑乎乎的石油里提炼出五颜六色的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于是这个世界的服装总量及其创造出的财富价值就远远超出了人们“遮风避寒”的需求本身。人们购买服装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美感、取得自豪感、彰显身份与地位——这种自豪感和炫耀的欲望同金银、宝石等饰品所满足的欲望别无二致。于是，服装制造商们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服装所能够承载的舒适、华丽、夸耀、品位、文化等精神和社交要求，越来越多地在款式、品牌、文化上下功夫，结果围绕着“软消费”、“软效用”、“软需求”的“软价值”、“软投入”、“软成本”逐渐成为服装价值的主体，而面料、加工费等“硬成本”则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饮食类产品同样如此。如果仅仅作为满足温饱的商品，其价值必然是有限的，消费者的需求量也必然有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者愿意为与自身收入水平和身份地位相称的更高档次的产品支付溢价，同时为了扩大自身利润，厂商也必然不断迎合消费者日益攀升的消费档次的“软消费”、和“软需求”，从各种角度挖掘商品的历史底蕴、特殊功效等特点，扩大其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软效用”和“软价值”，于是很多饮食类产品虽然仍然保留着硬财富的外观和满足硬需求的原始功能，但是其价值早已被软财富侵蚀了。
消费性软财富不仅仅寄身于服装服饰和食品饮料当中，各种家居用品、消费电子产品乃至汽车、住宅等所有可以供人消费的实体商品中几乎都充斥着软消费、软财富、软效用、软需求、软价值的身影，更遑论影视作品、信息产品等“软件”产品和“软服务”。
显然，不论是迎合人们奢侈和夸耀的需求，还是开发人们潜在的精神和社交的需求，那些能够在消费品行业中打造知名品牌、赚取高额利润的商家不但不是“黑心商人”，反而都是掌握了正确的现代“软财富观”的成功商家——他们创造并满足了人们实实在在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精神需要，因而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者（当然，如果过分夸大商品的实际功能，误导乃至伤害消费者，则另当别论）。
在美国文化风靡世界的年代，美国的一个大众品牌，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性高档品牌。很多美国的低端快餐食品，到了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中产阶级显示情调的消费对象。如果中国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中国唐朝的丝绸在西域的价格是杭州的数倍，在罗马的价格是杭州的几十倍——只要说是“天朝大国”、“唐帝国”来的商品，价格立刻暴增。所以在美国100美元的商品，跑到中国来卖2000元人民币，也没什么稀奇。因为隐藏在消费性软财富背后的，是美国现代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吸引力——“软实力”。
当拥有“软实力”的国家掌握了消费性软财富的潮流和主导权，那些仍然满脑子“硬财富观”的厂商和劳动者就只能做苦力赚取微薄的“硬报酬”。比如，中国的服装纺织品出口到国外，毛利率就是5%到15%，因为大部分中国服装在欧洲和美国只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硬需求，却满足不了消费者奢侈、夸耀、社交、审美等“软需求”。表面上都是卖服装，其实中国厂商卖的是硬财富，赚的是加工费“硬报酬”；美国厂商卖的是软财富，赚的是“软报酬”超额利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物质与精神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两部分。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情感满足、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是温饱、安全等物质需求的延伸和升级。与之类似，在人类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历程中，旨在满足人类更高层次“软需求”的消费性软财富和软价值也必将成为财富和商业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