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李商隐《韩碑》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韩碑》诗历来备受重视。最习见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于七古一体（包括七言乐府），杜甫以下，中唐选五首，其中韩愈、白居易各二首，柳宗元一首；晚唐仅选一首，即李商隐《韩碑》。玉溪生最权威的注本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列《韩碑》在卷端，按语云："煌煌巨篇，实当弁冕全集，故首登之。"（卷一）以今天的眼光看《韩碑》，其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地方很多，"信息量"甚至超过了李商隐的"无题"诗。约而言之，是诗中体现出来的商隐对前朝历史事件的卓越识见和《韩碑》堪称"弁冕"的诗歌艺术。
一、《韩碑》的史实背景
《韩碑》是一首咏"前朝史"的咏史诗。其史实背景须先略作回顾。
唐宪宗元和间，藩镇中最强悍、朝廷最难控驭的是平卢（淄青）、魏博、成德（恒州，元和十五年改镇州）、彰义（淮西）。四镇之中，以淮西地域最小（领蔡、申、光三州）而最狂妄凶暴，其不服王命，不在三镇之下。当时，三镇互相勾结，暗中协助，在抗拒朝廷上结为联盟。元和七年，宪宗用李绛怀柔之策，使魏博归顺。魏博归顺后，等于在平卢、成德与淮西之间插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原先四镇声气相通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淮西彰义军成了隔绝无援的孤镇。于是宪宗乃专意用兵淮西。但是，由于朝臣中主战、主和纷争，而前方"将心不一"，淮西战争旷日持久，并无进展。元和十年六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刺死主战派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宪宗不为之少动，用裴度为相，决意一战。元和十二年（817）七月，裴度自请督战，宪宗许之，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前往淮西。时任太子右庶子的韩愈是朝臣中少数主战派大臣之一，裴度奏请韩愈为行军司马，随大军往淮西。因为皇帝坚执求战，又因为宰相亲统大军，所以将士用命，淮西战事立即发生根本变化，至十月，唐、随、邓节度使李愬奇袭蔡州，生擒淮西贼首吴元济，淮西遂平。韩愈以军功迁刑部侍郎。元和十二年正月，群臣请刻石纪功，宪宗命韩愈撰碑。韩愈精心写作，历时七十余日，《平淮西碑》成。宪宗命树碑于蔡州紫极宫。此碑即李商隐诗题之"韩碑"。碑树之后，发生了李愬之妻诉碑文不实的事件。李愬妻为唐安公主之女，按辈分为宪宗之姑。愬妻以为入蔡擒吴元济，愬功为第一，而愈碑文多归功裴度。此后又发生了李愬部下石孝忠愤碑文不实、推倒石碑之事（详见罗隐《说石烈士》）。宪宗当时正欲倚重武臣，不敢挠其志，于是下诏磨去韩文，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韩、段文今俱存，韩文见《韩昌黎集》卷三十，段文见《全唐文》卷六一七。李商隐《韩碑》写了从宪宗淮西用兵到韩愈《平淮西碑》被废去的全过程。
二、《韩碑》的史识
至宋以后，随着韩愈儒学和古文地位的提高，韩碑的遭遇和韩、段碑的优劣引起不断的议论和纷争。但在当时却是相当寂然的。韩文被磨去了，重镌以段文，不过是一篇文章的遭遇而已。但这场风波对韩愈来说不可谓不小，因为他是当代的"文章巨公"（李贺语），其文被称为"不实"，兹事体大，韩愈的自尊一定受到极大的伤害；段文昌是骈文高手，以骈代散，也是对韩愈提倡古文热情的伤害。韩愈一向是"不平而鸣"的，对他自己的伤害，生前一直保持缄默，大约是碍于"磨去碑文"是皇帝之命吧。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约二十余年之后，乃有李商隐《韩碑》之作《韩碑》作年不可确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是按编年排的，他将《韩碑》列为第一，所看重者"在其"煌煌巨篇"，编年的理由却不充分；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以为此篇"恐是少作"，只是风格上的猜测。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集集解》系《韩碑》在宣宗大中初（847年左右），理由较充分，姑从之。，第一个站出来以诗歌的形式评论韩碑，为韩文的遭遇鸣不平。初入中年的李商隐（李商隐约生于813年）摭拾这一段前朝旧事发为诗歌，一是因为这段前朝旧事有诸多触发他创作的诱因：当事人韩愈、段文昌皆是"文章巨公"，唐宪宗号为中兴之主，裴度是宪、穆、敬、文四朝元老，而李愬也堪称名将。二是因为这段前朝旧事确有值得后人深思之处，尤其是当宪宗元和之后，藩镇跋扈愈演愈烈的状况。韩碑的遭遇，绝不仅仅是一篇文章的遭遇，其中有重要的大是大非需要总结并藉以警告世人。对于喜欢以往代史实写作咏史诗的李商隐来说，第二点或许是最重要的。而李商隐恰恰在《韩碑》中表现了他超出一代的卓越的史识。
《韩碑》卓越的史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褒美宪宗。
《韩碑》起首一段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何焯评云："起颂宪宗，得大体。"（《义门读书记》，冯注卷一引）固是。但我以为李商隐此诗起手先颂宪宗，不是一般意义的尊王颂圣，而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至李商隐时代，唐业已传十五、六帝，中晚唐诗人笔下，但提及前代之事，屡屡提及予以褒美者，太宗、玄宗、宪宗三帝而已。三帝之中玄宗往往褒美与讥刺兼而有之，而于太宗、宪宗，则多纯粹的褒奖之辞，如李商隐同代诗人杜牧的长篇史诗《感怀诗》，述及有唐一代历史，即颂以上三帝，甚至大半篇幅是对"英明汤武上"的"元和圣天子"的歌颂和赞美，与李商隐同。太宗是唐基业的创建者，玄宗是盛唐巅峰的缔造者，宪宗何能与他们相比？以今日之眼光看宪宗，他不过是中晚唐诸帝中颇平常的一位帝王，在位十五年，唐世基业并没有根本的好转，倾颓的趋势也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远不能与太宗、玄宗相比侔。但是在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眼中，宪宗却有其值得褒美的特殊的理由。何以言之呢？宪宗在位的十五年之中，几乎未停止过对藩镇的用兵：元和三年三月，斩叛将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同年十月，执据蜀自立的叛将刘辟斩之；又同年十月，执斩镇海节度使李锜；元和五年七月，讨平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十年，发十六道兵讨淮西吴元济……。宪宗与藩镇的战争有胜有负，元和十二年讨平吴元济是他对藩镇用兵取得的最大胜利。以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的眼光来看，宪宗是自肃宗以来对藩镇用兵态度最坚决的一位，也是最能给中晚唐诗人带来希望（哪怕是幻想）的一位。元和年间的政治、军事局面，给中晚唐文学的发展也注入了"兴奋剂"，中唐两个有影响的文学运动--"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都肇自元和年间，原因就在这里。《旧唐书·宪宗纪》史臣赞语云："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宪宗谥号章武）而已。"（卷一五）《旧唐书·宪宗纪》史臣赞语略同。新、旧《唐书》对宪宗的批评在于他晚年的"信用非人，不终其业"；然而宪宗的晚年，也仅两三年而已（元和十三到十五），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代英主的基本事实。宪宗即位之初，对以王叔文、韦执谊为首的所谓"永贞党人"进行了清除，因为王、韦等曾有有益于国家的政治举措，尤其是受株连的还包括了柳宗元、刘禹锡等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在内，所以自宋以后对宪宗的批评渐多，至今世，王、韦等被冠以"革新"的令誉，宪宗就成了扼杀"革新"的总代表。当我们读到有关所谓"永贞革新"的历史著作，尤其是读到有关柳宗元、刘禹锡的研究著作，总会看到种种加在宪宗头上的恶评（典型的著作是章士钊《柳文指要》）。一种多少有些狭隘的"历史"眼光遮掩了另一种历史现实，今人没有了李商隐、杜牧等的急切的现实感，评判宪宗，便成霄壤之别。以我看来，宪宗对王、韦的清除无非是封建社会改朝易代之际习见的宫廷斗争，其中是非可作具体分析，并不影响对宪宗的评价。所以在说到李商隐《韩碑》的史识时，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2．对裴度的颂美和对李愬等的定位。
《韩碑》下一段云："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恕武古通作爪牙，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这一段在全诗中显得尤其重要。裴度自宪宗元和十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文宗开成四年卒，四朝元老，二十余年未离开宰相之位，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淮西用兵，有赖裴度的支持，宪宗才能矢志不移。淮西战事经年收效不大，最后的取得胜利，与裴度以宰相之尊亲临前线协调指挥有关。"帝得圣相相曰度"一句，用"圣相"赞美裴度，罕有所见。"圣相"者，宰相之神圣者也；"天王旗"，天子之旗也，暗示裴度是代天子出征。"愬武古通作爪牙"以下四句，分写随裴度出征的文武官员：愬（李愬）、武（韩公武）、古（李道古）、通（李文通）都是方面军的节度使，"爪牙"，羽翼、辅佐之谓也，与裴度的"作都统""天王旗"主副分明。按淮西一役，参与的武将很多，除愬、武、古、通外，还有李光颜、乌重胤等，对于这些武将淮西一役的安排部署，韩愈在《平淮西碑》中，借宪宗之口（"皇帝曰"）一一有所交代，此不赘。韩愈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说："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旬涉月，不敢措手。"一篇文章使文章大家韩愈"震骇"如此，虽是客套话，也未尝不是他写作《平淮西碑》时某种心情的反映。裴度是当朝宰相，淮西一役有筹策指挥之功；李愬是当代名将，入蔡擒贼首吴元济，功在诸将之上。碑文中如何处置裴、李次第，韩愈不能不有所考虑。韩文是借皇帝安排部署的次序，将裴度的坐镇指挥之功和李愬的冲锋陷阵之功予以区分，至于孰为第一，孰为第二，韩文并无明示，最多是借文章"章法"暗中有所显示罢了。所以韩文的态度是公允的。李愬妻诉碑文"不实"，就是要韩文明确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未免以宗室之贵强人所难段文昌碑文，对裴度坐镇之功舆李愬擒贼之功的叙述，大体与韩文同，亦末能明确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事实如此，不在于何人执笔撰文。李愬妻未再申诉，大约无理取闹，自己也觉无趣了吧。柳宗元有《平淮夷雅》（《柳宗元集》卷一），歌颂淮西大捷，诗分两章，一章专写裴度，另章专写李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对评价裴、李的左右为难。。李商隐《韩碑》与韩文小同而大异：他在突出裴度、降低武将的态度上比韩愈更旗帜鲜明，更略无顾忌。他以四句写裴度，一句总写李愬等四将，一句总写文职随从，一句写韩愈（行军司马），一句写"十四万众"。从分量上讲，李愬的重要性与众将同，远逊于裴度，而且暗含了对韩愈、韩文的肯定，为下文蓄势。中晚唐的藩镇大患酿成痼疾，不在于没有一二良将，尤在于没有如裴度那样的良相和如宪宗那样的皇帝，处在晚唐的李商隐实有感于当代史实发为痛心疾首之言。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在"爪牙"下引《史记·萧相国世家》云："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侯功，狗也：萧何功，人也。"列侯位次，萧何第一。"一如刘邦之论，李愬及诸将之功，狗也；裴度之功，人也。这就是李商隐超乎一代的史识所在。
3．对韩愈、韩文的颂美。
《韩碑》以下，可作一大段，主要是对韩愈和韩文的颂美："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炬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追攀？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