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翱任中舍仅两月，即以柏耆犯罪牵连而左迁。《旧唐书》本传云："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旋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柏耆，唐大将军柏良器之子，"素负志略，学纵横家流"《旧唐书·柏耆传》。，元和十二年裴度率大军讨淮蔡，柏耆以处士献策于行军司马韩愈，奉书如镇州说王承宗归朝廷，以功授左拾遗。关于柏耆"擅入沧州"事，《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大和三年云："（沧州李同捷叛），戊辰……李祐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祐书请降，祐并奏其书，诏谏议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耆）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祐，祐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廷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循州司户。"《旧唐书·柏耆传》云："……诸将害耆邀功，争上表论列，文宗不获已，贬循州司户。……内官马国亮又奏耆于同捷处取婢九人，再命长流爱州，寻赐死。"柏耆奉诏，仅在宣慰沧州，"擅入沧州"，杀万洪，诚有罪。又杀李同捷。然事出仓促，情有可原。无论如何，与李翱无关。《新唐书·李翱传》云："柏耆使沧州，翱盛言其才。"如此而已。《旧唐书·柏耆传》末史臣之语曰："柏耆恃纵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诛，宜哉！"未免责之过苛；而诸将疾柏耆夺功，竟致柏耆以死罪，武臣之威，挟制君主，可以想见。李翱大约素与柏耆交善（大和元年，翱曾为耆父良器撰神道碑），所以在汹汹舆论下左迁，旋又出为郑州（今属河南）刺史。
大和五年（831）十一月，翱自郑州刺史迁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治桂州）。大和七年（833），改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治潭州，今湖南长沙）。八年十二月，征为刑部侍郎。九年某月，转户部侍郎。同年八月，以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旧唐书·文宗纪下》。"检校礼部尚书"，《旧传》作"检校户部尚书"。八月，《旧传》作"七月"。
关于李翱之卒，《旧唐书》本传仅云"会昌中，卒于镇（山南东道襄阳）"，误。按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处厚）集纪》《刘禹锡集》卷一九。云："公（处厚）……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毕词，疾作暴僨，以朝服委地……诘旦，以不起闻。……后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馆，编次遗文七十通，衔哀贡诚，乞词以冠其首。……初，蕃既纂修父书，咨于先执李习之，请文为领袖，许而未就。习之怃然谓蕃曰：……无何，习之梦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语，余感相国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几能世其家，故不让云。"据《旧唐书·文宗纪》，韦处厚卒于大和二年（829）十二月壬申（二十一日），"后十年"即开成三年（838），是韦蕃编就韦处厚文集之时，也是刘禹锡为之撰序之时。韦蕃求李翱文，在编集之"初"，或编而未就之时，当在大和九年李翱赴襄镇之前，否则，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馆的韦蕃无由"咨"于李翱，李翱也无由着蕃转请于刘禹锡。"无何，习之梦奠（死的讳饰语）于襄州"，足见李翱是带病赴襄州任的，赴任未久就卒于任所。依理推之，李翱之卒在赴镇的第二年即开成元年（836），享年六十三岁。李恩溥《李翱年谱》定翱卒于文宗开成四年（839）至武宗会昌二年（842）间，李光富《年谱订补》定翱卒于开成三年（838），都是不确的。其错误，或皆源于将"无何习之梦奠于襄州"理解成刘禹锡为韦处厚集撰序时（开成三年）之事，而没有细绎"蕃具道其语"之前的一段文字，是刘禹锡记叙韦蕃"荐诚"于己时的言语，所谓"习之梦奠于襄州"已是两年以前的事了。据《旧唐书·文宗纪下》，开成元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为殷侑，是李翱卒后朝廷派来接替此职的新一任官员。这也可以作为李翱卒于开成元年的一个有力佐证。总之，李翱断不会至会昌年间"卒于镇"。
李翱自贞元九年应进士试、贞元十四年第进士，至开成元年去世，其一生行迹大略如上。其入仕凡四十余年，位至州刺史、侍郎，晚年历任重镇藩帅，不可谓不显。考察他的一生，与中晚唐之际的政治、经济以及当时的人事纠葛、朋党关系等，相对而言都较为平淡无奇，不似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那样，或大起大落，或纠葛重重，深深陷入其中，并在其中极显个人性格光彩和人生价值。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李翱晚年仕宦虽显，但一生有相当长时间沉于下僚，或者远在政治中心长安以外。虽然他先后任过国子博士、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谏议大夫及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等中央职务，但总共时间仅六、七年，使他在中央政治舞台上难有所作为。二、李翱作为文人，其创作仅限于古文，而唐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诗歌却非其所长。这自然大大限制了他的人际交往，限制了他与社会的沟通，也使他不能以诗应酬、参与社会的变改和发展。李翱的古文，创作量亦不甚多，大多数属实用文，较少敏锐地感受当代社会现实问题之文，尤其缺少韩愈那样"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韩昌黎集》卷二一《送高闲上人序》。之词。三、李翱尝说过"以及物为首"《李翱集》卷八《与淮南节度使书》。的话，就是把及物辅政、干预社会置为人生价值追求的首位；他还有人生短暂、急欲有所作为的紧迫感："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几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十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李翱集》卷二《复性书（下）》。不可否认，李翱与韩、刘、柳、元、白等一样，都是贞元、元和间成长起来的思考的一代，是企图改变世事日颓现状的一代，如他的反佛教、反藩镇割据等等主张。但是，相较而言，李翱似乎更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更注重个人节行操守的完善，推己及人，同样也是如此。在从仕的态度上，他不如韩、刘、柳、元、白那样汲汲以求。既从仕，也不如他们那样积极参预社会的变革，主动地投入到变革的漩涡，那怕是人事纠葛是非的漩涡之中去。以上这些，造成了李翱一生相对比较平淡无奇、无大波大澜。
虽然如此，李翱政治思想之大端仍有可述之处。与韩愈一样，李翱反对藩镇割据，要求革新弊政，其《进士策问第一道》、《又第二道》对两税法之积弊和以和亲贿赂、致酿边境土蕃"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杀其老弱，系累其丁壮"《李翱集》卷三《又第二道》。的现状都有中肯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他的长文《平赋书（并序）》，很能显示出身下层的李翱对农村田亩制度、赋敛问题的深刻思考。文云："四人（即"四民"，唐人讳"民"为"人"）之苦者，莫甚于农人。麦栗布帛，农人之所生也，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人先受其害。""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平赋书》重点论述的是轻赋敛，李翱贡献给统治者平赋的一帖良药无非是孔、孟以来儒者乐道的"节用而爱人"的"什一"之税。这并不算新鲜，或者不免有迂阔不知变通之处，但他关心农事、同情最底层农民的感情却跃然纸上。他对州县乡村土地宽狭生息出产情况的精细了解和研究，就非一般空疏的知识阶层可比。据《新唐书·地理志四》，李翱为朗州刺史时，曾"因故汉、樊陂"开堰，"溉田千一百顷"，因为李翱以考功员外郎任朗州刺史，所以当地人称此堰为"考功堰"。据《新唐书》本传，翱为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翱下教使以田占租，无得隐，收豪室税万二千缗，贫弱以安"。这些利民措施与他关心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一贯的。
李翱坚决排抵佛、道二教。与韩愈一样，李翱排抵佛教除了哲学上、伦理上的原因以外，还在于佛道二教的坐食耗财伤民，其《去佛斋（并序）》云："故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衣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养己者，至于几千百万人，推是而冻馁者几何人可知矣。于是筑楼殿宫阁以事之，饰土木铜铁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虽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弗加也。是岂不出乎百姓之财力欤？"
《旧唐书》本传谓李翱"性刚急，议论无所避"；翱自谓其"直词无让"《李翱集》卷八《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可以说，"性刚急"、"直词无让"是李翱作风的突出特点。贞元十九年，翱分司洛中，因黄卷故事与司录林某发生激烈冲突，林某"盛词相毁"，李翱毫不退让，至于辞官。元和四年，翱在岭南幕府，因节度使杨于陵造石门大云寺佛殿事连续上书，认为杨于陵此举"不中圣贤之道"《李翱集》卷一〇《与本使杨尚书请停率修寺观钱状》。，如果杨于陵"尚不改易，则弊端无已"《李翱集》卷一〇《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元和六、七年，翱在浙东幕府，因李逊处分陆巡官不当而与之发生争执，声言如果李逊一意孤行，自己将"不惟公命"，一如古人穆生，"见醴酒不设，遂相顾而行"《李翱集》卷一〇《与本使李中丞论陆巡官状》。。元和十四年，翱在职方员外郎任，有《论事于宰相书》，谓宰相崔群"奸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为刺史，疏而不止；韩潮州直谏贬责，诤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阁下尚自恕，以为"犹可以辅政太平，虽枉尺犹能直寻，较吾所得者，不啻补其所失，何足遽自为去就也？"窃怪阁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来高枕不寐，静为阁下思之，岂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终不信？阁下天资畏慎，又不能显辨其事，忍耻署敕，内愧私叹，又将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为贤相矣，我若引退，则谁能辅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李翱所责之宰相，明赵汸以为指裴度，见清光绪冯焌光刻本《李文公集》所附《<李文公集>后》一文。按翱《书》中有"阁下居位三年矣"语；据《新唐书·宰相年表》，裴度元和十年六月为相，至元和十四年首尾已五年，崔群元和十二年为相，至元和十四年首尾三年。当宪宗以"奸邪"皇甫镈为相时，裴度尝数上书反对，言辞激烈，声言耻于与皇甫镈同列，欲自免相而宪宗挽留之（见《通鉴·唐纪》"元和十三年"及两《唐书》《皇甫镈传》、《裴度传》），与李翱书中所责不符。另，裴度为翱从表兄，素为翱所尊敬，亦不可能以此种口气说话。言词之激烈，态度之激动，是李翱一生参与当代政局之称是非分明者。按元和十三年宪宗以皇甫缚为相，以术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崔群虽表反对，但态度不如裴度坚决，未能与裴度取同一步调，李翱因有是书。崔群为韩愈进士同年，是元和间贤相之一，韩愈对其操守备极推崇《韩昌黎集》卷一七《与崔群书》。，然而李翱"直词无让"，一点情面也未给崔留。对于自己以师友事之的韩愈和裴度，他也有直词不让、出言不逊的时候。他责备韩愈之好贤，"必须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无所忧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则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若有一贤人或不能然，则将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为之先后？此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俊耳！"《李翱集》卷六《答韩侍郎书》。责备裴度东征淄青是"如始进之士，汲汲于功名"《李翱集》卷七《劝裴相不自出征书》。，都是不留情面、披沥肝胆的言词。至于宝历元年的"面数李逢吉之过"，尤是李翱生平中精采的一笔。
李翱尝自称"为官不敢苟求旧例，必探察源本，以恤养为心，以戢豪吏为务，以法令自检，以知足自居，利于物者无不为，利于私者无不诮"《李翱集》卷八《与淮南节度使书》。；李翱一生，应该说是认真履行了这些行为准则的。元和十五年，李翱为考功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有《论事疏表》上于宪宗。表中对宪宗有一段委婉而尖锐的批评："以臣伏睹陛下，上圣之姿也。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词，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平，可不劳而功成者也。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群臣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已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窃惜陛下圣质，当可兴之时，而尚谦让未为也。"种种近邪、远贤、逸乐、拒谏等行为，都是元和末年宪宗真实情状。李翱所条疏的六事，是：一、《疏用忠正》。云："臣以为察忠正之人，盖有术焉。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矣，且以为相朋党矣……"可以说是不点名的专指裴度、韩愈。二、《疏屏奸佞》。云："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而已矣。必好甘言谄辞，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以献蓄聚敛剥之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可以说是不点名的专指皇甫镈、柳泌等。三、《疏改税法》，请对实施了四十余年的两税法积弊的改革。四、《疏绝进献》，请禁绝节度、观察使苛剥百姓，进献羡余。五、《疏厚边兵》，请充实边备以防外患。第六疏《疏数引见待制官问以时事》，今本《李文公集》佚其文而仅存其目，从题目看是要求宪宗了解下情的。以上六疏，颇反映了李翱在重个人身心修养、"知足自居"之外，踏实务实的一面。
二、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
李翱尝云："翱自十五已后，即有志于仁义。"《李翱集》卷八《与淮南节度使书》。翱十五岁当德宗贞元四年（788）。"有志于仁义"不但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文家眼里，"有志于仁义"就是学习和写作古文的同义语。翱又云："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李翱集》卷八《寄从弟正辞书》。就是这个意思。李翱贞元九年应进士试时以其所业之古文谒梁肃，得到梁肃很高的赞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李翱集》卷一《感知己赋（并序）》。。贞元十四年，即翱谒梁肃之后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旨，而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于梁君之文弗啻数倍"《李翱集》卷一《感知己赋（并序）》。，古文的写作已颇具规模。翱识欧阳詹、韩愈在贞元十二、三年，足见李翱古文写作开始甚早，不比韩愈晚多少。韩愈为了踏入仕途，尝不得不违心地练习并写作了许多"下笔令人惭"的"俗下文字"《韩昌黎集》卷一七《与冯宿论文书》。和"类于俳优者之辞"《韩昌黎集》卷一六《答崔立之书》。，即骈文和音韵拘限极严的律赋，而李翱似乎没有这一段为应付考试、学习骈文的经过。李翱云："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李翱集》卷一《感知己赋（并序）》。，"予联以杂文罢黜，不知者亦纷纷交笑之"《李翱集》卷五《送冯定序》。；所说的"文章"、"杂文"即进士试中的杂文两通：诗、赋各一。足证李翱在进身之际没有降心自屈写作"俗下文字"。李翱的古文写作，是在中唐古文先辈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感召之下开始的，然而李翱与梁肃的相识，特别是与韩愈的相识并得以指点传习，使他的古文创作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