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疑伪之作未可遽定者。共14篇：1．《下邳侯革华传》，2．《范蠡招大夫种议》，3．《诗之序议》，4．《三器论》，5．《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6．《送浮图令纵西游序》，7．《与路鹄秀才序》，8．《赠别序》，9．《送毛仙翁十八兄序》，10．《记宜城驿》，11．《直谏表》，12．《论顾威状》，13．《监军新竹亭记》，14．《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夫人墓志铭》。
以上14篇，基本可以判定为伪作者，是《下邳侯革华传》。按"革华"为"靴"（即"鞋"。"靴"异体字为"鞾"）的析字，《革华传》即"靴"的自传，是所谓游戏之文。韩愈既为毛笔作传（《毛颖传》），按韩愈"陈言务去"的个性，不可能再故伎重演，为靴作传哗众。此《革华传》为效尤者之仿作，大致可以判定。其他十数篇，其所以不可遽定其真伪，原因在于既无否定、亦无肯定的坚实理由。例如《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一篇，朱熹《考异》云："此篇方本有之，今疑非公作，当删。"又如《与路鹄秀才序》、《赠别序》两篇，方崧卿《举正》云："二序语意无伦，脱误不可读。"脱误的原因在于长期散乱失真，无可整理，所以暂作疑伪之作较好。《范蠡招大夫种议》、《诗之序议》、《三器论》等篇，亦应作如是观。"外集"中有《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数篇议论文，方崧卿、朱熹等俱未以为伪，原因是数篇文通字顺，是长期流传散乱而未失其真者。洪兴租《韩子年谱》云："《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或云皆少时作。"方崧卿《举正》引陈齐之语曰："《通解》之乎者也皆未当，此虽少作，然亦本讹也。"都很有见地。皇甫湜《韩愈神道碑》云："（愈）七岁属文，语意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子而侈其文。"今所见韩愈第一首诗是贞元初年（二十～二十五岁）之间的《条山苍》、《出门》、《烽火》等十余首，多为古体，与中唐时少年举子苦心为五律以准备应进士试者不同。律赋（唐进士试必考科目）则一首也无。白居易自云其少时"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与元九书》），走的是由才子、诗人通向仕途的路；皇甫湜谓韩愈稍长即"悦古学，业孔子"，说明韩愈自幼时即定下由议论、思想家通向仕途的路，仕途不通，则以著述终其身。《韩集》中有《后汉三贤赞》一篇，所赞后汉三贤为王充、王符、仲长统。《赞》大体以四言韵语复述《后汉书》王充等人的生平，惟在末尾用"吁嗟先生"、"呜呼先生"表示感慨，并无"赞语"。《唐宋文醇》评云："后汉三贤皆不为时用，著书垂后……而愈为仕未达，其行事亦骎骎相似，故赞之以明已志也。"（卷二）韩愈尝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韩愈是先立志于古道，在学古道的过程中，着意锤炼其语言文字，简约深刻其词句表达，由"文章家"进而成为"文学家"。从这个意义讲，"外集"中的少作，可以使我们窥见韩愈人生成长的途径，个别因脱误较多而语意散乱的少作，也应予以足够的注意，未可遽定为伪作也。
第四类：并非散佚之文，但因某种背景而被韩愈或李汉有意刊落不予编入者。共16篇：1．《明水赋》，2．《上贾滑州书》，3．《与少室李拾遗书》，4．《上考功崔虞部书》，5．《答刘秀才论史书》，6．《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7．《通解》，8．《择言解》，9．《鄠人对》，10．《河南府同官记》，11．《除崔群户部侍郎制》，12．《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13．《皇帝即位贺宰相启》，14．《皇帝即位贺诸道书》，15．《皇帝即位降赦贺观察使状》，16．《宪宗崩慰诸道书》。
以上16篇，《通解》、《择言解》、《鄠人对》三篇前已语及，此不赘。《皇帝即位贺宰相启》、《皇帝即位贺诸道书》、《皇帝即位降赦贺观察使状》、《宪宗崩慰诸道书》数篇，皆作于袁州时，反映了韩愈在宪宗崩、穆宗即位之初急切欲回到长安的躁进心情，皆是韩愈晚年之作，本不当漏编。其所以漏编，非独为李汉之疏忽，而是韩愈生前自己的安排。其他各篇，皆应作如是观。在讨论其他各篇何以是"韩愈生前自己的安排"之前，须先明确40卷《昌黎先生集》的编纂情况。前文尝言《韩集》为李汉所编定，并不完全对，《韩集》应为李汉与韩愈共同编定，第四类文章刊落不予编入，大半是韩愈生前的安排。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云："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韩愈长庆四年八月以疾免官，至病殁，韩愈有四个月时间在李汉协助下处理自己文集的编辑之事。同为韩门弟子的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已经提到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有集四十卷。"李翱的《行状》应该在韩愈病逝后不久写就，李汉编辑《韩集》，撰写序言，不可能更早于李翱《行状》。所以，凡因某种背景被有意刊落不予编入之文，皆是韩愈自己的安排。这是以下讨论韩愈佚文的前提，而种种"背景"，对考察韩愈人际关系及时局皆有重要意义。以下逐篇分析之。
《明水赋》。是韩愈贞元八年应进士试时所作。当年进士及第与韩愈同榜如李观、冯宿、王涯、崔群等皆有同题之作。《明水赋》以"玄化无宰至诚通感"为韵，是所谓律赋。韩愈《与冯宿论文书》云："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明水赋》就是"下笔令人惭"的"俗下文字"。虽然韩愈凭借此赋取得了功名，但仍予以刊落之。
《上贾滑州书》。贾滑州为贾耽，贞元六年为滑州刺史。韩愈三试于礼部无成，自长安返宣州途中上书贾耽干谒，贾耽未予理睬。贞元十一年，韩愈中进士而三试于吏部（博学宏词科）无成，有《三上宰相书》，皆不报。当时的宰相就是贾耽。贾耽是四次令韩愈受辱者。此书被刊落，原因盖在于此。
《与少室山李拾遗书》。元和三年作，李拾遗为李渤，隐于少室山。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秉河南尹杜兼之命为此书，劝李渤出山应朝廷征聘。此书语气强直，殊少宛转之致，大约因此而为韩愈刊落。
《上考功崔虞部书》。这是韩愈佚文中最重要的一篇，于考察韩愈人际关系亦颇为关键。崔虞部为崔元翰，贞元九年博学宏词科主考官。本年博宏试，韩愈已被录取，后来为另一人所置换，另一人即宪、穆、敬、文间赫赫有名的宰相裴度。韩愈因为被人置换，盛气之下为此书致崔元翰，讽刺另一人为"华实兼者"，称自己被覆落的原因是"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暗示裴度是走了公卿大夫的门路才后来居上取代了他。韩、裴关系，贞元至元和初未见有交往，而贞元十四、五年裴度有《寄李翱书》，书中却对韩愈颇有批评："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全唐文》卷538）"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几乎成了韩愈文章负面批评的定谳。按韩愈真正"以文为戏"之作如《毛颖传》作于元和三年，较为"怪怪奇奇"的如《送穷文》等也在元和五年以后，贞元十四、五年韩愈的"怪奇"之作，最多是《杂说》、《获麟解》数篇而已，岂可以"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视之？裴度对韩文的批评未免过甚其词，是否是对韩愈昔日攻击的报复？韩、裴关系，至元和十年因淮西平叛战争见识相同而热络，最后成为政治上坚定的盟友。何焯《义门读书记》批评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前半嫌于自暴而讦人者"（卷34），韩愈因为晚年与裴度的关系而删去此篇，在情理之中。关于此文，我曾在《说韩集的几篇佚文》（载西大学报1999年第1期）中有较详细考证，可以参看。
《答刘秀才论史书》。也是一篇韩愈重要佚文。作于元和八年，时韩愈初为史馆修撰，有刘秀才者，致书韩愈以勉励，而韩愈答书历数古代为史官者遭遇，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表示要"行且谋引去"云云。时柳宗元在永州，"私心甚不喜"，作《与韩愈论史官书》，猛烈批评韩愈的畏祸心理，言辞十分尖锐，至于尖刻，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表面上看来，韩愈理屈而柳宗元理直气壮，实际上是柳宗元并未读懂韩文，并未理解韩愈的"曲笔"及用意所在。我曾在《说韩集的几篇佚文》中用"讦以为直"评价柳宗元文，现在仍持此看法。针对柳宗元的批评，韩愈有答书；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论段太尉逸事书》有云："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奉答，诚中吾病。"所谓"前者书"，即《与韩愈论史官书》；所谓"奉答，诚中吾病"，即韩愈答书，至于韩愈答书如何"诚中吾病"，因为韩愈答书今不存，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关于史官的一场辩论，韩柳之间有两个回合，最后是柳宗元承认自己错了。韩愈刊落《答刘秀才论史书》，是韩愈忠厚的一面，不愿意将他与柳宗元的"无谓"辩论（因为柳宗元的误解，所以辩论其实是无谓的）公开，无论是柳宗元对他的批评和他对柳宗元的反批评，与己与友都不好。然而宋人辑入了前书而遗失了后书，使韩柳的这场辩论失去平衡；又因为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本身存在理致不足的弊病，这场辩论就成了柳宗元大获全胜的一场辩论了。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贞元十三年作于汴州。韩愈时任宣武军观察推官，为董晋僚属。先是，汴州军乱，俱文珍（宦者，任宣武军监军）平息叛乱，董晋受命为宣武军节度使，韩愈与俱。一年后俱文珍离汴赴京，韩愈作此诗并序送之。序云："相国陇西公（董晋）饮饯于青门之外，谓（俱文珍）功德可歌之也，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韩愈不得已而为诗歌颂宦者的心理，在这一段话中有委婉表述。晚年编集，删去此诗及序，耻之也。
《河南府同官记》。元和四年作，时韩愈为都官员外郎守东都。文中记录了贞元间几位河南府同僚官场得意、升迁的过程。所谓"河南府同官"，重点是裴均。元和元年韩愈在江陵府任法曹参军时，裴均待韩愈甚厚。但裴均其人人品极坏，谄事宦官窦文场，甘为其养子。韩愈因受到裴均礼遇，淮西战时曾作为主和派攻击他的口实。因是之故，韩愈删去此文，免后世之非也。
《除崔群户部侍郎制》。这是韩愈为中书舍人唯一一篇制辞。宪宗元和九年韩愈为知制诰，十一年正月至五月，又为中书舍人，其为制辞，决不至此一篇。按制辞皆以骈文书写，韩愈不得已而为之，与他平生反对骈文主张相左，故编集时尽行汰除，唯此篇见于"外集"。
（收入《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