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系列》（80年代部分）所写的序。该书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撰写，主编为大陆傅璇琮、台湾罗联添先生。本文作者为80年代部分主编。该书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伴随着繁荣的研究局面，研究者对研究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进入了90年代既繁荣又深刻自省的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好转，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不断得到清算，80年代初的唐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个"复苏"的过程。如果将这个"复苏"理解为对十年"文革"中被扰乱了的学术秩序的拨乱反正，则这个"复苏"的过程很短暂，因为与此同时，正常的、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研究已蓬勃展开，80年出版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计，81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即有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刘开扬《唐诗通论》、裴斐《李白十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朱东润《杜甫叙论》、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等。许多优秀的论文尚不计。任半塘《唐声诗》上下编近90万字的巨著是82年出版的，据作者的"跋"，此书始撰于50年代，是其《唐戏弄》的"伴侣"之作。具体到任半塘，其研究的步伐即无"复苏"可言。当"文革"极左思潮横行之际，大部分研究者不过是"舍之则藏"而已，一旦政治气候适宜，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即告开始。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也是有代表性的。对李商隐及其诗歌，50年代起，就有"唯美主义"的评价，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微。70年代，李商隐被无端戴上法家诗人桂冠，所谓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但都陷入了"儒法斗争"的泥淖里。80年代初，吴调公即有一系列李商隐研究文章写出，至82年结集出版《李商隐研究》。作者在"后记"中追述其从迷恋到研究李商隐的40余年历程，其研究的路径并未因"儒法斗争"而有所中辍或改辙，一旦坚冰打破，则40余年的学术积累便喷薄而出。老年学者如任半塘、中年学者如吴调公，其学术承传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说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复苏"过程很短暂。
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宽松，研究者不再心存疑虑，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繁荣（繁荣中又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短短十年间，出版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著作有300多部，除去普及性、知识性的著作外，仍有200多部；发表于各种学术、文学刊物上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多达8000篇左右。除去欣赏性、知识性文章和为电大、函大、业大学生写的辅导性文章，仍有7000余篇，超过了此前30年的总合。这些著作和文章，几乎涉及到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无论初盛中晚和五代，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和词，无论大小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皆有涉及。个别冷僻的作家（如王梵志等）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个别热门的作家（如李白等）更是得到了"抽茧剥笋"式的研究。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80年代前期的出版业，在"久蛰"之后特别显得勃勃有生气，几无"亏损"二字可言，无论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其印数动辄在万册左右，如任半塘《唐声诗》82年初版印数即达一万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的形式复刊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全国各高校学报和各地的学术刊物、文学杂志、自考辅导刊物纷纷出刊，为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80年代是学术研究的春天，历史上唐代文学被视为"显学"，此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除了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原因外，唐代文学拥有最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除了正规大学以外，电大、函大、业大等成人自学性质的大专教育如雨后春笋，因"文革"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于此就读，而"汉语言文学"是这些学校开设的一门主要专业。这是一种自觉的"求知"型的专业选择，与90年代后成人自学更广泛的"求职"型专业选择大不相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阅读与欣赏"的节目，以古典文学作品的讲解为主，并不定期出版所播的文章，深受听众读者欢迎；中华书局旨在普及古代文化、文学知识的刊物《文史知识》也应运而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集》大受欢迎，一印再印，当年印数达到13万册。在全国读唐诗、欣赏唐诗的热浪中，上海辞书出版社邀众多知名学者撰写千余篇唐诗佳作欣赏稿，编成《唐诗鉴赏词典》，将普及唐诗知识、学习和诵读唐诗的热潮推向了更高潮，而此词典的多次印刷，也几乎创造了当代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前面说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在繁荣中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一部分即指此。
80年代初，唐代文学老、中、青研究者一时聚汇。老一代学者指50年代前即已学问有成者，以钱钟书、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林庚、傅庚生、霍松林为代表；中年学者指50年代受教育、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者，以陈贻焮、王运熙、傅璇琮、袁行霈、周勋初、罗宗强为代表；青年学者指80年代初毕业的本专业研究生。老一代学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经验，分别是各学术流派、学术风格的代表人物，受5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空气渐缩渐紧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空间也愈来愈窄，有些学者长期处于"封笔"或"半封笔"的状态。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他们以垂暮之年而焕发学术青春，著述不辍，成为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年学者的学问基础是在国内政治局面较为安定的50年代打就的，基础较为雄厚、功夫较为扎实是他们的优长，至80年代后期，随着老学者的衰病或谢世，他们逐渐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新一代研究生多数受教育于60年代，"文革"开始时，他们基本完成大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学业的中辍固然使他们受到损失，但他们原已具备自学能力，足以自我"补充"，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学问传承有自、思想敏锐、善于吸纳新思维新方法是他们的优点。以上三方面人才，皆因80年代初特殊的学术环境而激发且汇于一起，促成了唐代文学研究局面的繁荣。
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其后又有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学会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分支机构李商隐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王维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学风严谨、活动规范使它成为大陆学术团体中成效最好的学会之一。学会办有两种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前者以刊载会议论文为主，后者则反映当年学术信息。学会对加强大陆学者、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学者的学术联络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严格学术规范、开拓研究领域、倡导多元化研究方法等方面，起到了组织和推动的作用。
总的看来，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是繁荣的，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甚至出现了某种越过50、60年代而与30、40年代遥相衔接并大步向前的趋势。以下简要叙述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限于篇幅，每一方面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位研究者。
一、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
70年代以前，大陆比较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编写时尚未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叙述，也比较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受时代局限，其编写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评价文学现象、评价文学作品时，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主要标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学的人性和文学的审美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漠视。由社会科学院编写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种文学史著作后来成为大学文科的主要教材，其对唐代文学史发展规律、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评价，几乎成为"成说"，深人人心。80年代以来，研究者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唐代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以及作家（包括作家群体）作品（包括作品的题材、体裁，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等）在其中的因革与贡献。袁行霈为电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唐代部分）、罗宗强《唐诗小史》可以视为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作，其中袁行霈的《纲要》至80年代末发行已至20万册，影响甚大。这两部文学（诗歌）史反映了他们对唐代文学（诗歌）发展规律的独立思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实主义、人民性的方法已渐渐褪去，而人性的、审美的方法正在加强。林庚、程千帆、王运熙也有对唐代诗歌局部环节思考的论文发表，如林庚《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王运熙《〈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和选诗标准》（与杨明合作），或高屋建瓴，或即小见大，都是他们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厚积薄发，其共同的特点是更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陈伯海、葛晓音、赵昌平是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系统思考、用力甚勤的三位学者（陈伯海的研究将在方法论部分谈）。葛晓音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思考是从汉魏六朝开始的，她从汉魏六朝到唐选取了十数个"环节"逐一予以考察，形成个人的观点。这些"环节"的思考虽不足以形成连贯的史，但已充分显示了她不囿于成见、从"大量原始材料积累升华为理性认识"（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沈玉成序）、进一步揭示某些规律性结论的研究特点；赵昌平研究的视野始终在唐代（主要是唐诗），他更注重对每一时期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注重诗体的演进，并刻意培养自己对文本的敏锐感觉和思维能力。他常常从某一种诗体、或某一种诗风的发展演进之中探索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此期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更多，不能一一缕述。这些研究，对90年代以后新的唐代文学史的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