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虽然主要写李光弼在中原作战的功绩和威仪，但并不是没有写到此次镇压浙东袁晁的战争："函谷绝飞鸟，武关拥连营。意在斩巨鳌，何论脍长鲸？""巨鳌"就是史朝义。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又杀史思明。安史之乱后期，叛军的首恶元凶就是史朝义。"意在"句表示李光弼中原战场的主要任务是讨平史朝义。"何论"句意思是说，至于那长鲸，要把它切成细丝（脍），更不在话下。"长鲸"何指？看他把"长鲸"与"巨鳌"分而言之，其凶恶程度又在"巨鳌"之下，"长鲸"无疑是指浙东袁晁。
郭沫若似乎已有见于此，但又轻易地滑过去了。他说："上元二年（761）他又离开了豫章，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之间。在这一年，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便是八月间去参加李光弼的东征，但半途在金陵生病而中止了。他有诗记其事：《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其实因病而废，却成了李白意外的幸事。李光弼的出兵还有第二个用意，是要镇压东南的人民。第二年的宝应元年（762），也就是李白去世的一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县）袁晁起义，聚众二十万，接连占领了上饶、永嘉、宁波等地，声势浩大。……李白去从军，幸而生了病，不然岂不在一生中会真正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大"耻"吗？"（《李白与杜甫·关于李白》）郭老把时间搞错了，事实上李白正是去参加"镇压东南人民"的军队去的。郭老曾以杜甫《喜雨》中"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杜甫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两句，论证了杜甫仇视袁晁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意识和立场，却将李白轻轻开脱了。我颇疑心郭老是有意如此，他把"东南征"换成了"东征"，使之符合李光弼的"出镇临淮"，因为临淮确在长安和中原以东。
在李白（也包括杜甫）看来，浙东的袁晁起义，与中原的安史叛军虽有区别，但既是叛乱，便都在必须讨平之列。是否这样便证明李白也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和立场？此已是题外话，不准备辞费，不过，我认为既弄清了这段从军本事，研究界就大可不必替李白将这一段真事隐去。
三
这里想继续本文第一节的思路，讨论一下李白从军不果、离开金陵以后的行止问题。可以看出，将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系于上元二年秋，我们研究界对李白去世前两年游踪行止的叙述，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
李白离开金陵，就去依从叔当涂宰李阳冰。他初至当涂写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最能看出与《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的衔接。下面是《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的后半段：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
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
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
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黥。
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
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
长叹即归路，临川室屏营。
"小子别金陵"就是他从军中途不果告别金陵。白下亭在金陵北长江岸边。"群凤怜客鸟"以下六句，写他告别金陵时金陵官吏僚属相祖饯。李白离金陵时，"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到当涂时，"严风起前楹"，"霜落牛渚清"，已是初冬光景。从《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还可以看出，李白是初访李阳冰。诗中备颂李阳冰之才："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皓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豪多逢迎。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说他对李阳冰早已心向往之，此次相逢，有如晋之大小阮竹林之游："遥知礼数绝，常恐不合并。惕想结宵梦，素心久已冥。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
李阳冰《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可知李白来当涂不久，病（腐胁疾）就很厉害地发作了。李阳冰马上就要离任（"临当挂冠"），所以匆匆地为李白编集作序。依我们前面所说，李白两诗及李阳冰序的写作时间应是：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
如果依旧说，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系于上元二年，李白的游踪行止，将怎样呢？
郭老注意到了李白两诗地点、时间上的不可分割性，将《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亦系于上元二年。但郭老忽视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草堂集序》亦不可分割，使两诗一序之间的时间距离拉开到一年多。按郭老的安排，李白在当涂住了一年多，其间李白似乎只到当涂附近的横望山去过一次。创作呢？只有在横望山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和在当涂龙山赏菊的两首诗：《九日龙山饮》和《九月十日即事》。一、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草堂集序》拉开一年多不符合李阳冰序的原意。况且，李白既与李阳冰相处一年余，腐胁疾日渐沉重，为什么要到自己病危、李阳冰即将离任时才让李阳冰为其编集作序呢？二、郭老也肯定李白此期以金陵为中心，往来于历阳、宣城二郡之间；因为宝应元年一年李白都在当涂养病，不好再让他出去，所以这些游历就一齐压缩在上元二年夏秋间。在半年时间里，李白几乎要走马灯一般往来于历阳--金陵之间（历阳在金陵以西），又要往来于金陵--溧阳--宣城之间（溧阳在金陵南，宣城又在溧阳西南），还要去从李光弼军，半途而废再退回金陵。这可能吗？三、今存李白此期写于历阳的诗，有几首明显作于冬天，如《对雪醉后赠王历阳》："白雪飞花乱人目。"《醉后赠王历阳》："举酒挑朔雪。"《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既然李白游历历阳仅在夏秋，这几首冬天的诗，是何时写的呢？
王琦未能确定《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的写作时间，其《年谱》含混地说："是非辛丑（上元二年）即壬寅（宝应元年）二年中之作。"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从之，对其含混模棱之词未置可否。王琦与詹锳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序之间的不可分割，但无法圆通其中的矛盾，只好使《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跨在两年之中：若在前一年，则与《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衔接，若在后一年，则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衔接。支绌其辞，何其狼狈！《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若在前一年，其漏洞与郭沫若说同。若在后一年，则：一、上元二年秋，李白既因病从军不果而告别金陵，为什么随之漫游于历阳、溧阳、宣城及宣城附近之铜陵、五松山等地长达一年之久？他登临游览，步履健旺，豪饮不休，全不象大病之人；二、既然离开金陵周游一年之后始到当涂，为什么初见阳冰，又称其"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难道他周游一年之后，又重新回到金陵，再来一次金陵群官祖饯？
然而，依我们所说，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系于宝应元年，则以上矛盾和难以圆通之处，便都迎刃而解了。
四
李白到当涂的时间，无可置疑地应当推后一年。这样，李白的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九日龙山饮》）"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月十日即事》）龙山在当涂县。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初冬至当涂，十一月病亟，按现在传统说法，病亟之后，随之而死，他就不可能在重阳节写赏菊诗。
从李白的游踪和创作看，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旧说巳足以使人怀疑；而旧说的唯一凭据，即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本来就靠不住。李阳冰只说到"疾亟"，顶多只是将死的意思，并没有说到李白已死。当时李阳冰就要离任他去，病危中的李白可能预感到自己沉疴难愈，再加上李阳冰是知名当时的词章家、书法家，所以急于托付后事。李阳冰接受了李白文稿，写了序，离任而去，李白死与未死，他并不知道。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在这一年里他还有一次宣城、南陵之行，有当涂赏菊的豪兴。后人乃据李阳冰的话，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实出于臆度。
推翻旧说，其主要障碍或在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李华是李白故交，与李白同时而晚死。《墓志》全文如下：
呜呼！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呜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轻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巳矣。铭曰：立德谓圣，立言为贤，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哀哉！
李从军在《李白卒年辩》中曾力证《墓志》为伪作。参见李文，兹不赘。我以为，李华《墓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李华倘为李白撰《墓志》，关于李白家世和生平遭际，固有难道其详的困难及忌讳之处，但绝不至于一语未及，完全违背了唐人及唐以前人撰写墓志的通例。《墓志》全题为《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勰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文心雕龙·诔碑》）序即是志，指用散文体写的关于墓主的贯里事迹。墓志铭而称"墓志铭并序"，更表示唐代形成的以志文为主体的前序、后铭的墓志铭撰写通例。然而，《墓志》一开头就"呜呼！姑熟东南……"发一通立德立言的大议论，极使人疑心这个《墓志》并非原志的全豹而只是其后半。其中"有子曰伯禽，天然能长持，幼能辩"数语，语意含混不清，莫能有一定之解。郭沫若谓""天然"以下八个字似有夺误，意不甚了了。姑照字面解释，似言其（按指伯禽）性情不矜持，对于长者能奉侍，对于幼者能自损"（《李白与杜甫》第33页）。詹锳先生谓"天然"与"伯禽"并列，"天然"当是李白幼子（《李白诗文系年》第146页）。据此推之，《墓志》所说的"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岂不也值得大大的怀疑？
检《新唐书·李白传》有云：
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唐代宗曾以左拾遗召李白，当是实有其事。稍晚于李白的刘全白和范传正都提及此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
代宗之立，在宝应元年四月。其时宫廷内部斗争隐蔽而激烈，代宗受制于宦官，根基不稳；唐官军与史朝义的战争相持未下，浙东袁晁起义也已经发生。宝应元年，代宗无暇亦不可能腾出手来搞"广拔淹瘁"的门面工作代宗初即位（宝应元年），发布赦文，其末云："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弟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荐闻，投匦者不须堪以停处姓名，务招直言，以副联意。"（《唐大诏令集》卷二，《全唐文》卷49）其"搜扬荐闻"云云，恐只是一纸空文。另外，李白的左拾遗之诏也不可能在这一年。依本文所说，宝应元年李白正在金陵一带游历，不可能"闻命之后，君亦逝矣"。。广德元年春，史朝义自缢死，北方和中原基本安定；同年四月，袁晁被擒，东南方也算安定。只有此时以后，代宗才可能有此装饰太平的举动。《新唐书·代宗纪》恰有记载：
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剌史、县令者。
李白的被召为左拾遗，即在此时。代宗下诏之时，并没有李白死讯传到朝廷。在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闻命之后，君亦逝矣。"（刘全白《碣记》）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冬，与代宗之诏是前后发生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以李白的名气，他的死不会如此寂寥无闻。当时交通无论怎样不便，也不至于一年以后朝廷还不知道李白已经死去。
同样的道理，我虽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广德二年李白倘仍在世，李白不是要应代宗之诏，作了左拾遗了吗？
"享年六十四"说见于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但这个"六十四"显然是有误的。至德二载（757），李白为宋若思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己"年五十有七"，李白这个年龄，曾巩是肯定的。从这一年算起，曾巩在《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江夏，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寻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对于李白晚年的踪迹游历，曾巩似并无发明，也是误以李阳冰《草堂集序》的"病亟"之时为李白卒年。
故其"六十有四"的"四"，必有讹误。
（原刊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