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永恒活力的部分，曾对整个东方文明及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大约从九七、九八年起，中国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已经开始对本学科百年以来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九七年八月，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委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召开了以"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为题的会议；九八年十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也召开了旨在总结本学科百年研究现状的会议。哈尔滨会议的主要论文，结集为《百年学科沈思录》出版《百年学科沈思录》，人民义学出版衬，1998年。，贵阳会议的论文及讨论发言，分别刊载于《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九九年号上。其他古代文学的学科，或作家作品，也有总结性的文章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已经出版的《李商隐研究论集》（1949-1997）和将要出版的《李白研究百年论文精选》《李商隐研究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李白研究百年论文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则是由李商隐研究会、李白研究会对各自学科研究的论文汇集。
因为时间较为贴近，空间的距离也未拉开，就目前总结和反思看，总结的成分最多，内省次之，前瞻又次之。随着新千年的切实的临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内省的文章渐次多起来了，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成绩面前的危机感和对新千年研究前景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召开此次旨在展望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会议，便显得非常及时。
以下我着重谈四个方面的问题。敬请与会诸位先生指正。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千年展望之一：
纷纭研究方法的清理和认定
关於研究方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变化。本世纪初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物件以经学为主，与经学相表里的文字、音韵、训诂等也是学者们主要研究物件。研究方法，则是后世称为"朴学"的乾嘉学派的方法为主流。"朴学"注重实证，曾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因其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未免支离破碎、单一死板。本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型学者取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研究显出蓬勃生机。二十至四十年代，一批中西兼通的学者不断涌现（如胡适、闻一多、陈寅恪等），两方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被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在一些学者那里（如鲁迅、郭沐若、刘大杰等）得到良好的运用。可以说，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那个时代被称为是产生大师的时代，研究成绩举世瞩目。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片面强调的唯物史观蜕化成为庸俗社会学，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来看是停滞的。八十年代伊始，"改革开放"被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元化格局被打破，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回归於其科学的、良性的一面，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再一次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八十年代中期，随著现代西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大量涌入，一批学者（主要是一批年轻学者）为了创新，完全或部分摒弃了为多数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运用所谓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这些方法包括了：心理学研究法，原型批评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甚至原属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资讯理论（即"新三论"），也被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新方法的引入，其初衷是为了扩大研究视野，开拓研究领域。事实上，新方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许多新方法的操作者，其基础是薄弱的，又难免心浮气躁；受外语水平的限制，他们可以说连这些新方法的真正含义尚未弄清，便生搬硬套地加以动用。所以，新方法研究的效果基本上是不良的，主要表现在：
一、所谓新方法研究的成果，往往只见新名词、新概念的搬弄，一个极简单明了的事实，在他们手里，变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
二、所谓新方法研究的成果，引起了学术术语的混乱，造成了无法交流的现象，即是说，一些新方法的论著，论文，变成了多数读者及研究者无法顺畅阅读的"天书"；
三、与以上相应的，是一些怪异的研究结论的产生，例如有人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母亲只是恋子情节的精神病患者而已等。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新方法"遭到古代文学研究界多数人的抵制，喧嚣一时的"新方法热"于九十年代初便基本歇止。徐公持对"新方法"的产生及消歇，是这样总结的：
"新三论"（系统论、资讯理论、控制论）本是自然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著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新三论"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得轰动效应，但其后便难以为继，不久便销声匿迹，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著巨大差异，学科性质物件都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的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术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徐公持：《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微》，见《百年学科沈思录》一书。！
徐先生的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新方法"热的骚动，可以预见到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方法上，将保持一种更稳定的、更成熟的心态，也就是说，将对纷纭的研究方法自省式地进行清理和认定，保持整齐、稳定、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此前提下吸纳多种研究方法。而传统的注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中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这种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奠定其基础的是清乾嘉学派，经当代学者陈寅恪丰富发展，遂成为一种既重实证、又重文史结合的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证诗"。长期的学术实践证明，由乾嘉学派开创、经陈寅恪等丰富发展的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是最具有学术内涵、学术成果最具恒久生命力的方法，也最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相适应。这是一条传统的方法，却也是一条无止境的方法。它又极具包容性，但凡人文意义上的研究方法，皆可以包容在内而不相悖。近五十年中国古代文学有价值的研究，俱是成功运用此种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近十数年也有发展，那就是程千帆所倡导的两个"结合"的研究方法，即文史结合，文学评论与文学鉴赏，史料考订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千年展望之二：
关于文学的研究与研究的文学
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始终未能摆脱仅仅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真正将研究的物件确定为文学（诗、词、曲、赋、散文及小说等），是本世纪初的事。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因一大批才学兼长的研究者的出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如百花竞放：如胡适之于中国文学史、《红楼梦》，鲁迅之于中国小说史、魏晋文学风貌，闻一多之于《诗经》、唐诗，郭沫若之于《楚辞》和屈原。我们其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是百花竞放式的，原因即在于他们研究的物件既是文学的，研究的手段和叙述的语言也是文学的：皆能以抒情的目光解析文学，复能以抒情的文字再现古代文学的魅力。例如关于《诗经》，胡适说：
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有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两千年的《诗经》烂帐，至今不曾有一次总结算。宋人驳倒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了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联。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舌头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吧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