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家庭规模日渐缩水的统计数据，有人哀叹“四世同堂”的式微，焦虑拉开的物理距离会造成亲情的淡漠。但根据2011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两代人都认同“一碗汤”的距离是最理想的代际间居住模式。老人和成年子女中都有超过6成的人认为“住在附近”最合适，而希望住在一起的仅两成。
何谓“一碗汤”的距离？老妈周末在她家煲了一锅汤，给你拨个电话：“闺女，刚熬了一锅你最喜欢的冬瓜排骨汤，鲜得很！”你趿好拖鞋出门了，十分钟后，坐在老妈的桌子前，喝着鲜美的热汤。客观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跨代同堂不再是一种必须的选择，而是可以根据情感需求、生活习惯来衡量的选项之一。主观上讲，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距离产生美，情人间如此，家人间亦是。
曾有生物学家在寒冷天气中将一批刺猬放在空地上，生存本能让它们靠在一起取暖，但又被对方的长刺戳痛而被迫分开，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靠近与分开后，它们终于找到一个既可以相互取暖又不会刺伤彼此的最优距离。心理学家就此提出了“刺猬效应”，大意是：人际关系中，太远了会生疏，太近了会摩擦，保持适度距离，才能使双方关系处在一个和谐、融洽的氛围中。“一碗汤”的距离其实就是一种“刺猬效应”。
※ “一碗汤”浇灭婆媳关系的“火”
对年迈的父母而言，与成年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心里踏实有着落，但是怀着切切的爱子之心偶尔好心办坏事，老人事后不免心头泛苦楚。婆媳关系向来是入戏的好料，细究婆媳矛盾的缘由，75.6%的市民认为是代际之间的习惯差异，还有46.3%提出是婆婆对老公的态度，比如“婆婆总是偏向丈夫”“婆婆总想要老公听她的话”，或是“表现出对老公的占有欲”。如果说生活习惯的差异会随着社会发展进入稳定阶段而缩小，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这种微妙目前看来似乎没有“勒马”的倾向。
也许，有了这“一碗汤”的距离，婆媳关系会有所缓和。毕竟眼不见心不烦，不是吗？2012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还发现：那些和父母同城但不住在一起的子女，比那些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子女，能更清晰地记住父母亲的生日。这组数据不知能否从一个角度验证“一碗汤”的距离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工作，寻找合适的“战场”
不同年代的“恨嫁榜”最能折射出人们对特定职业的艳羡，坊间流传这样的说法：50年代（上个世纪，下同）嫁工人，工人阶级有固定收入，吃香；60年代嫁农民，农民根正苗红，可缓解成分不好的压力；70年代嫁军人，部队福利有保障；80年代嫁文凭，“老九”吃香；90年代嫁大款，不能嫁也要傍；而零点2011年“城市生活调查”显示，这个年头，公务员才是香饽饽。
※ 职业价值观：从“大海一浪”到“坐收渔利”
1968年，周志新进入了电信工厂工作，“那时候没什么想法，就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把工厂的事儿干好呗，给国家建设作贡献。”后来周志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来了北京，3年学习之后分配进了邮电局，周工程师这个头衔一戴就是15年。1994年，周工程师南下深圳，与朋友开起了最时髦的IT公司。2004，儿子小周研究生毕业，没有继承家族产业却当了一名国家公务员——“家里总要有个安稳工作的人。”2011年，老周光荣退休，将半数财产投入公益事业，交给基金会运作。周志新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源自职业价值观的改变。从集体主义时代到个人主义时代，从物质匮乏年代到物质丰腴年代，工作价值和创造工作价值的最优路径不断变换。
心中有大海，我甘做一浪。从建国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择业的自由性相当有限，工作是服从分配的。集体至上的职业价值观与这种就业形式达成了默契，“被分配”的朵朵小浪花，满怀热情地奔赴农村、工厂、部队，汇入不同的江河湖海。这个时期，工作的最高价值在于为集体贡献力量、为人民服务。
我要下海，没有大海，创造大海也要“下”。1978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震天，让随后的80年代形成了“10亿人民9亿商”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人们的造富之路更加多样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土。
这个时期人们转而考虑工作为个体带来的价值，工作价值的标准是物质回报的丰厚程度，甚至出现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
与此同时， 随着1 9 8 5 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学生就业从统包统配转向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年轻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也开始萌芽。同一时期名为“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调查显示，75.6％的青年都希望“把人民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干结合起来”。
不愿出海，但也想满载而归。千禧年后的10年，80后与90后纷纷步入职场，身为独一代，施展的空间大了，“野心”却似乎没那么足了，以安全稳定为导向的职场心态渐渐浮出水面。2010年零点对人们择业时看重的因素进行了调查，除了“收入水平高”这一首选（26.8%），“工作轻松、压力不大”（10.6%）的比例较高，不低于“发展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和“能力与兴趣匹配”。
前辈的中庸和老成在80后与90后们身上似乎已经有了烙印，虽然有44.3%的90后中学生把兴趣作为选择职业的第一标准，但选择收入高、地位高和工作稳定性好的中学生也分别占两成左右。1999年到2011年，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排名下降最快，而收入和社会地位双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吃香的教师、医生等“安全职业”跃居前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公益梦。2011年零点“90后调查”显示，12.9%的90后中学生积极参与网络组织的线下公益活动。对于新新人类而言，公益是名利双收的美差，公益不再是一份无法触摸的崇高，也可以是一份可以踏实献力的职业，这个新兴领域，给予职业价值另一种诠释，集体的、精神性的价值取向再次被重视。
※ 今日，我为仕狂
从1994年公务员首次公开招考至今，我国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翻了八番还多，2011年录取率仅为1.57%，用挤破头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从科举中第，到公务员放榜，时隔千年而热度不变。2010年零点“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把“公务员”作为理想职业的人最多（41.5%），排名第二的“企业家”入选率还不及其三分之一。即使是不谙世事的90后中学生，“公务员”在他们的理想求职单里也已经跃居前列，而在10年前的中学生的眼中，这一职业排在第十名开外。
究竟什么原因，让这一情结难以割舍？被挤、被压、被诱惑是痴狂的根源。
被挤满的公开求职平台。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0年，大毕业生数量从280万增至631万，显然比社会职位需求的增长要快，职业竞争的白热化程度可见一斑。公务员招考，作为一个公开的求职平台，眼球爆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被压抑的职业诉求。随着高校扩招，人才的竞争力也被稀释，随之而来的竞争焦虑让人们疲惫，谁愿意在后浪的拍打下讨生活？找一个甩不掉的铁饭碗不失为一种慰藉。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要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具有稳定职业的人所花费的成本更低，他们可以更大胆地去探索除工作以外的世界，而不用对炒鱿鱼太过担心。
种种隐性利益的诱惑。社会利益均衡从来都是敏感话题，没有人不愿意瞄准大蛋糕。在人们眼中，公务员们蒙着“体制内”这张面纱，似乎他们拥有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还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社会保障待遇甚至特权。这样的认识未必正确，但却足以让人心潮涌动。
“公务员热“并非悲剧，但也让人笑不起来。当原本被寄予希望的人放下了去闯荡的单刀，当还没经过岁月历练的心就长满麻木的茧，当激情老去，当勇气退场，我们又要依靠谁去成为披荆斩棘的建设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