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实行自由放任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时，德国弗莱堡的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莱茵河一般被看作是德国的象征。
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应该实现的国民经济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这四大目标由于其实现的难度而被经济学家称为“魔鬼四角”。
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包括二战后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莱茵河谷两岸的国家。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今日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国家。联邦德国创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莱茵资本主义的基础。
德国虽然信奉市场机制，但原则上，只要国家能够比市场提供更好服务的地方，都应该让国家积极活动。国家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建立和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应当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包括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通讯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生产，这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与信贷政策建立金融秩序，维护国家的货币稳定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还负担维护秩序的责任，负责确定市场参加者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条件，并且负责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德国把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比作足球赛中的裁判员的角色。
除此之外，国家还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维持经济繁荣，阻止或者延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也叫作反经济周期的景气政策，德国反对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国家，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强调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与结构的同时，具体又将他们划分为四种类型：
英国的制度，强调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但是规定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金。
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高额征税，十分出色的国办的服务事业，包括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中欧制度，没有十分庞大的社会服务福利，但是具有数量可观的福利金，主要通过就业关系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
南欧制度，与中欧制度比较类似，但是不那么广泛，国家提供救济水平较低。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甚至说，英国人贡献了自由，法国人贡献了民主，德国人贡献了社会市场经济，其实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实行莱茵模式的国家都相对比较平等，收入差距明显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小。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在德国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德国模式抛弃了传统的放任，而是驯化了资本主义，给野蛮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通过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建设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抑制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自由一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自由也像法律一样神圣，然而中国人对消极自由强调过多，对积极自由强调得少，这是最大的问题。自由最通俗地讲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不包含违法的事情。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钱的话，很多事情都干不了，因为要保障民众的自由，首先就要保障民众先有钱。德国不仅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而且建立了从哲学到法律，再到社会管理模式一整套的东西。
在西方世界中，德国的所得税率几乎最高，包括社会保险金在内的税率超过了50％，而美国不到30％。这样的高税率，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免费教育造就了高水平的劳动力，在这一点上，德国与美国的反差特别强烈。美国新一代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婴儿潮一代，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教育退化现象。这使得风雨飘摇的美国制造业更加难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受挤压的主要动因。
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中，连美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承认，西方世界如果要维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和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效仿德国模式，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保障社会公平和限制两极分化。这都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秘密。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德国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为什么北欧能够幸福和谐？
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总体上是差不多的，北欧模式从总体上也属于发源于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其不同的是德国更注重“社会国”原则，北欧更注重“合作主义”。社会国原则是一种政治原则，合作主义则是经济行为方式。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不仅创造了最好的经济发展的局面，也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
北欧并非文化重镇，其模式的建立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北欧模式是典型的高福利模式。
历史上，人们对北欧模式的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楷模，变成了危险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稳定增长率，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
活得长久一点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这些，就是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更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北欧是真正帮助穷民实现了“积极自由”。
而福利国家如何理解呢，他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而是它们的总和。社会保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人把最先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称为“福利宰相”。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所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原则：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统一性原则（Unity）和均等性原则（Uniformity）。
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部欧洲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此后，这一理念又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福利国家的“橱窗”。而作为福利国家策源地的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规模，引入市场因素，实际是走上了“去福利化”的道路。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北欧国家始终被世界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好的地区，一些国家屡屡被评为诸如“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最廉洁的国家”、“最好的国家”等称号，人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经济模式”褒誉有加。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国民素质高，充分就业，高收入，高福利，工会强大，社会民主、平等和公正。其经济运行体系可以简化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合作主义+平等的精神。
北欧的经验充分证明高增长和公平分配是可兼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不仅并不冲突，而且福利和社会公正是有利经济发展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同时，福利导向体制和民主、自由之间也没有冲突。
当今瑞典，国家掌握有5％的工业企业，国有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瑞典福利经济的特点是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战后以来，瑞典政府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官方的统计，繁荣时期失业率在1.5%，危机时期不超过2.5%~3%。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高比例的福利保障支出、丰富而慷慨的社会服务都使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提高。瑞典、丹麦、挪威、芬兰都是人均GDP排位在世界上很靠前的国家，同时历年来基尼系数都以较低的状态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
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至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提供福利更多的并非现金，而是提供服务。这样，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比如，社会、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大约90％的雇员由政府雇佣，而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仅为40％～80％。故而北欧诸国也被视为服务型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一般主要负责制定国民福利的政策、标准，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网络，而管理的主要职责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来承担。资金来源上，政府投入是大头，一般约占40％以上，丹麦则高达60％。公共福利保障费用占GDP的比重很高，一般至少在1/3以上，瑞典经常波动在35％～40％之间，芬兰在新世纪的十年里维持在1/4～2/5的区间，挪威基本为33％。而同期美国一般徘徊在18％～20％，日本才略高于1/10的水平。
一般福利的非商品化倾向与合作主义因素具有某种关联性。非商品化程度越高，合作主义倾向也越高。北欧国家的非商品化程度就最高，雇员、雇主和国家三方伙伴协商合作的社会机制作用也最大。
北欧实行普享型的福利保障模式，其原则是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种中产阶级品味的生活品质，而不只是满足贫困者的最低需求。
北欧模式非常强调充分就业，政府要求“能够工作的人都要工作”，人们普遍崇尚劳动，鄙夷不劳而获者，很多人工作都是为了理想、兴趣，而非金钱。所以西方世界一般认为北欧国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更是对外公开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公平的分配体制，在这一点上，北欧国家做到了。
没有平等的精神，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而外界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当他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时候，其实就暗含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要想有好的社会保障，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建立他们的理想社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而是苦心琢磨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战后，瑞典逐步建立了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随着这一项项计划的逐步落实，瑞典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公平、透明、幸福、和谐而且富裕的社会。这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就可以看清楚。
瑞典人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瑞典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在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其实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世纪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