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中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政府内部的研究人员也是有限的，何况面临的是这一个世界性难题。那么要如何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而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几乎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代表性学者。这与当年研究企业改革的盛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企业改革学者也有利益可图，而收入分配改革，其中没有任何利益，必须靠兴趣和良知。
学者不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方案可以采用，这才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无法推行的直接原因。
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是才应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信奉哈耶克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国现在低人权、低福利的民生是信奉哈耶克主义所致，而如果中国改善民生，也必然遭到中国哈耶克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中国要为收入分配改革扫清理论障碍，树立正确的舆论风向，就必须先过经济学家这一关，而要过经济学家这一关就必须先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分配改革正名。
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西方以哈耶克和佛利德曼为代表。但是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而经济政策必须讲道德。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他们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亚当·斯密就是不讲道德的鼻祖，然而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是道德学教授。他在发表了《国富论》之后，又再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不讲道德，不讲价值选择的经济政策，必将是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罗斯福认为，利润动机必须让位于更高贵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高于私欲，而社会价值选择的推行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讲究的是均衡，而不是公平。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定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戒条。但均衡不是效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均衡可能如同一张铁幕，掩盖着许多难以详述的灾难。反对政府干预的观念，根源于两个误解。第一，认为市场经济永远是均衡的，第二把均衡当成了社会效益。均衡确实是迷人的，曾经迷住了很多初学西方经济学的人，用几何图形和微分、积分方程来推演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均衡，那些精美的数学模式确实让人感叹不已，但很多人也因此忘记美轮美奂形式掩盖下的错误假定。
中国的新自由经济学家眼里，凡是均衡的都是合理的，市场经济就是完美的市场只需用崇拜，奥地利学派和佛里德曼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但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时候，遇到了中央银行这个理论障碍。为了彻底否定政府干预，他们最后走向了极端，反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政策的存在，让货币发行由机械过程决定，在蛇身上添上这只足，漫画式地成就了其市场万能论的荒谬和空想。
均衡不等于效益，而且一个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均衡点，而是存在许多均衡点。比如当出现经济危机时，可能因为大量破坏供给和产能，导致经济在低水平上重新实现均衡，也可能是通过政府干预，提升总有效需求，使其等于总供给，让经济在高水平上实现均衡。我们不仅要追求均衡，还要追求高水平，符合社会价值的均衡。我们追求的是体现公平正义的那个均衡。政府不能简单地接受均衡，而必须主动地寻求符合社会效益的均衡。市场和政府都必须是资源配置的力量。我们应该用均衡之箭来射中国社会经济效益的靶。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提或很少提及福利经济学，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将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纳入了自己的学术框架，这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石破天惊的。福利经济学家指出帕累托最优依然可能是经济效益低下的状态。而福利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的潜在均衡点很多，但只有一个点是最佳的，这个点由社会选择函数决定，所以福利社会更看重社会选择。社会不能做均衡的奴隶，从常态看，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低效益的，高效益只是一个特例。在现实中，高税率时期的经济表现好于低税率时期，政府干预多的时期，经济的表现好于政府干预少的时期。
抽象的自由与具体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没有用的，自由只有与支付能力相结合，才是有效自由。如果你认为富有群体和穷人享有相等的自由，那与旧晋惠帝没什么区别了。
自由和民主的实现都需要财富的相对平等。孟德斯鸠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财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平等”。
公平正义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是合理的，其本身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当今世界富有群体的过剩资金不断地转化为资本，而这种资本进入实体领域就会形成过剩的供给，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就会酿成资产泡沫。当今世界竞争的关键，仍然是总需求的竞争。中国出口比例过大，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之外，更多的就是贫富分化严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那个缺口，就成了徘徊在世界经济头顶的一个幽灵。在未来这10~30年间，谁能成功地制造出不断高速增长的总需求，谁就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谁就可能最终统治这个世界。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刺激、也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其实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这就是比其他各种竞争都更加重要的“第N维”的竞争。谁能迅速果断地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制造出足够的内部需求，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谁就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任何一条河流都有险滩。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可能遇到瓶颈。比如黄河，流久了，泥沙淤积太多，要么疏通，要么改道。这就是转型。历史这只手，已经启动了这个交替的进程。世界上许多独立思考的人都感受到了这只历史之手。历史上多次演绎过晨钟暮鼓，兴衰相替，潮涨潮落的故事。现在一场伟大历史变动的序幕又拉开了。公平是通向中国世纪的阶梯。这大约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这也将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纵深和突破口。
政府的重大政策如果脱离了中下层人民，而总是找上几个经济学家，云山雾罩地闭门开研讨会，那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国讲科学决策要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
中国现在很多利民政策迟迟不能出台，除了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阻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方式的问题。现在中国提倡科学决策，其实变成了专家决策，而专家是有利益倾向和直接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这一点还中国要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学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困难重重，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他的一位朋友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假如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总统沉郁良久，带着预言家的口吻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纽约一家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对罗斯福的宣告发表了代表报社立场的赞同声：“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增加富有群体税收太难，但罗斯福有着坚毅的决心，为了绕开精英阶层，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炉边漫谈，直接同美国中下层沟通，结交民心，以保障“新政”得以实施。炉边漫谈成了特有的治理方式。只有权力中心同中下层直接交流，才可能打破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当然，只有符合中下层的利益，这种直接交流才可能成功。罗斯福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下层成了“新政”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中下层，连续四次将罗斯福送进白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要富有群体，还是要国家？”这个严峻的历史课题，曾不知道多少次的摆在了历史的决策台上。比如在古罗马，下层公民被迫从军，是古罗马军事扩张的主力，但是这些人却分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全部属于富有群体和精英集团，但打仗就不能做从业，也不能做生意，贫富悬殊日益加剧，下层公民开始破产，而下层公民的破产又导致了政府税源的日渐匮乏。对古罗马的下层公民来说，帝国扩张的军功章上有他们的一大半，而帝国的超级繁荣却没有他们的份。十五的月亮，总是为古罗马的富有阶层圆的。富有阶层为了满足从东方进口奢侈品的欲望，大量输出黄金和财富，后来弄得帝国黄金匮乏，穷困得连铸造货币的黄金都凑不齐，于是就只好“量化宽松”，乱铸钱币，导致通胀更加严重。精英阶层则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古罗马伟大的荣誉感终于被物欲取代，曾经让古罗马强盛的进取精神在富有阶级的奢靡中逐步崩塌。精英集团的荒唐和自私，导致价值、理想、传统的全面丧失。帝国精英的瞎折腾，即使过去了几千年，都令后人侧目。而古罗马“藏富于富”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作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帝国，古罗马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面临破产的威胁，走向衰败的。而最后蛮族的入侵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国家没有了，包括富有阶层在内的所有阶级都未能幸免于难。
另外法国大革命也是“藏富于富”的结果，法国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统治下非常繁荣。但是法国政府却陷入长期的财政困境中。法国最富有的6％左右的人拥有大约30％的土地，他们是牧师和贵族，但是他们不交税，税负大部分落在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身上。农民不仅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为政府和贵族服劳役，苦不堪言。法国在七年战争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几乎破产。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法国有些地方税收上升了28％。上涨的税收几乎全部落在了穷人身上，导致怨声载道。后来路易十六打算改革税制，但是晚了，由此引发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而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不管美国的税收多么低，共和党的目的就是减税、减税、再减税，甚至减到零，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甚至他们还会主张“惩罚穷人税”。制造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导致贫困的力量，不可能成为消除贫困的推手。导致这些问题的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但民主也很难在美国落地。在美国法律程序过分烦琐化，细节化和条文化的时候，法律服务也就变成了商品，而真正的法律精神被忽略，而法律商品化的结果就是财富的不平等导致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是少数人控制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那么财富群体就会通过财富的控制来实现制定社会规则的目的。
同样财富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言论的不自由。言论传播就如打广告，销售最好的产品不一定质量最好，但绝对是广告打得最响的。政治权利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信息的选择和传播，中下层人们往往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当谎言被炒作成流行话题，那就必然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事实，长此以往，谎言就在社会里潜移默化。反复的广告轰炸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那些假冒伪劣的信息，诸如那些故意曲解和丑化的历史，就如同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被某些渠道选中并被广为传播，同样会影响信息受体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21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
美国民主如果损害到富有群体的利益的话，可以得到解决，但损害穷人的利益就很难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观念上不发生转变的话，中国也会堕落到与美国类似的状况。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有群体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以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奢侈消费品为例，都把中国市场当成摇钱树，中国市场成了它们下金蛋的大母鸡。许多奢侈品有专门的中国市场价格，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中国有钱人抬高价格。据我观察，在美国购买欧美著名品牌，即使排除关税因素，也比在中国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阶层的这些奢侈消费，中下层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得更加严重。
先做蛋糕，后分蛋糕的理论在中国已经暴露出巨大的问题，首先，蛋糕分配不公已经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了蛋糕的可持续做大。其次，中国那些掌握了蛋糕的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或者干脆移民。所谓的两部曲，最终变成了一部曲。原来的理论原理都是骗人的谎言。
其实中国心存社会正义的学者一直在为国家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悲悯与恻隐之心，为了不让社会的堕落踏破最基本的人权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