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人口的老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风险，他说，“养老金的领取者实际上专门指的是依赖性的人。福利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有可能会造成政府以法定的形式主动地产生出一批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这些人事实上是政府所不愿面对的；也有可能使得一些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被迫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还想继续参加工作的愿望受到了限制，或者使那些身体早已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只能等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够退休。
政府所要做的是“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解除目前有些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社会应该尊重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的意愿，并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便利的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规划中，而非把他们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确实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社会投资型国家
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不仅关心人的经济福利，而且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而他的这些观念都是建立在风险社会思想上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包含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产生的风险及人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吉登斯认为取消管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应当维持在欧洲的水准上而不是向美国看齐，但是，应当把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因为人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威胁，因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应当注重和加强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协作。
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福利主张是在分析和概括左右两派的社会福利分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介于左右两派的中间主张，也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其实也是有理念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折中。
这也正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写到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经济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
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人民。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
吉登斯主张将经济增长放在首要的位置，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只有这样，所有公民才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另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保障领域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社会福利的改革只有一种消极的内涵，即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公民所享有福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营养、健康、住房、教育水平，对于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
吉登斯认为当个人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能使他们感受到幸福感的是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其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福利政策措施是对外部风险采取的一种事后风险的重新再分配，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的是“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前，社会和个人就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这里必须提到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吉登斯打算用提高社会投资，来抵抗社会风险。
什么是风险社会理论？
“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
这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通俗表达，“风险社会”是社会学界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定性，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由此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实，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1956年就在德国出版了，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接受。以后贝克、吉登斯等人都是这一理论的构建者。特别是吉登斯的著作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吉登斯则是继凯恩斯之后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学者。贝克、吉登斯两人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
吉登斯认为，“在中世纪，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而危险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危险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而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无法估计。在近代之后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因此也出现了“风险社会”的雏形。
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后工业时代，人为风险渐发展成为主导。人为风险是现代制度成熟的结果，其发生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此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现代风险其实很多是由制度引起的，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激励冒险行为，而现代国家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而无论是鼓励冒险还是提供安全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会出现风险管理危机，生活在高度现代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其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现代性”，因此我们没必要对风险社会过于悲观，因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够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作用。
其实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风险社会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债务危机，包含早期的美国次债危机和后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信息革命导致的借贷便利化，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民众或国家的信贷都不可能这么便利，没有电脑的发明，人们不可能进行如此复杂的债务交易。所以这也是新科技给社会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方式，社会学只能解释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需要经济学。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人口生育与养老，这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社会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一种更加难以预料，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即“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正是因为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福利社会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理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布莱尔、施罗德、克林顿都是吉登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而且在这几个人的任内，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尽管如此，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危机重重，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
第一，西方政治没有连续性。经过撒切尔、里根等人的“去福利化”，英美等国家都已经不再属于福利社会，当年撒切尔、里根这些右翼势力可以借滞胀这样的危机大幅削减福利，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左翼势力显然没有那么好的时机。西方政治其实就是危机政治，只有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才能实现更大改变。在他们任内，尽管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社会福利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等他们这些左派势力下台后，这些纲领就被束之高阁，没能彻底执行下去，比如克林顿下台后，小布什又走上了削减社会福利的老路子，布莱尔和布朗下台后卡梅伦开始削减福利等。
第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缺乏实质性创新，更多是理念创新。其实在没有这一理论之前，福利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本身就是社会投资，比如免费的大学教育、免费的就业培训、公立养老机构等都是社会投资。这些领导人上台后，也并没有想出太多具有投资性质的新福利举措，这是因为以前人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另外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还主张去掉那些不符合投资理念的福利，这导致了去福利化，比如推迟退休就是去福利化。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福利社会的危机不是财政危机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现代公民越来越依靠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来生活，比如免费的教育、医疗、公共道路等，这些都给现代政府造成了非常大的财政负担，英、法、德等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上都占到GDP的40％以上，北欧更是占到50％以上，负担不可谓不重。
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这都严重威胁到了富人的利益，因为这些人是纳税的主体，所以高福利一直就遭到富人的反对。
第三，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这个理论是有正确性的，但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并不好，吉登斯主张加大社会投资，比如加强就业培训，比如鼓励老年人就业等，这些并非上策。
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问题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领取救济金的人增多，而这最终还是要通过缩短工时来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间一直就是不断缩短的趋势，将来工作时间还会更短，这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工人还按原来的工时工作，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失业，当前世界出现的无就业型经济复苏其实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人的寿命逐渐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费用增加，使人人都能享受的健康保障体制成本增大，这些都使福利国家在财政上走到极限。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养老金缴纳比例来解决。老龄化不是猛虎，是有极限的，人类只要将现有的养老金缴纳标准提高几个点，对付老龄化一点问题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不宜过分夸大。
风险社会理论，毕竟是社会学理论，但吉登斯提出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问题，从具体上说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大学教育的例子，在德国、北欧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而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接受大学教育并非是件必要的事情，因此政府的负担不会很重，而现在接受大学教育几乎是每个国民所必需的，因此随着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政府的教育成本肯定越来越高。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的药物越来越多，治病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的医疗成本也在增加。
而医疗、教育、食品等的改善和提高，如果由个人来负担，那就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如果由政府来负担，那就是福利成本升高的问题，因此现代社会出现“福利超载”一点也不奇怪。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就是这种“福利超载”所致。因此只有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有希望，这在后面我们再介绍。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富人减税、鼓励信贷消费、长期低利率、向穷人放高利贷，小布什几乎采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利近害远”的经济政策，因此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毫不稀奇。
学习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观察其长期趋势，从长期趋势来看，社会福利肯定是不断增加的，只可能发生形式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数量的变化，倒退没有出路。小布什模式的失败就在于走上了历史倒退的道路。
现在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大国，但早已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美国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但现在失败了，美国模式从成功到失败期间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成功的，不仅仅要看其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要看其是否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模式都不是成功的，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而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
美国经济模式在20世纪以来，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可以定义为罗斯福模式、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一般来说，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模式，应该是使这个国家成功、走向强大的模式，而不是使这个国家失败的模式，而使美国走向成功强大的是罗斯福模式，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是最强大的，而里根模式则是美国盛极而衰的模式，里根模式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了小布什模式，最终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罗斯福模式和里根模式，在学术界早就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极其细致的研究，但小布什模式因为最近才失败，而奥巴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模式，因此人们对小布什模式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