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文革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
林毅夫：经济学者，出身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
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三十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三十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2.9%？
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做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
“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林的这个论点，也说明了竞优的难处）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
“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
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
“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
显然，林毅夫在作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
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升吗？
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9寸黑白电视机，一直做到平板、液晶、等离子，中国并没有占据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地位。
再以音像产品为例。中国从录音机、CD、VCD，一直走到DVD，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
再以照相机、手表、药品、服装面料、软件、汽车……为例，
……
没有。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的希望。
因此，林毅夫说：“技术变迁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不知道他能举哪些产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断。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只能得出正确的推论是：非核心技术的变迁，一定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毫无关系！
即使通过技术引进，或凭一时的灵机一动（突发性的、一次性的创新，如中国人碰巧开发出了VCD，从无到有地创造了VCD产业），有了一时的核心技术，同样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迁！
接着，林毅夫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进行了长篇论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制度创新当然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连中学生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有时这种反作用极为巨大。但林毅夫的这种常识错误与本书论题无关，限于篇幅，不多做讨论）。他又回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谈到政府发展战略的问题，他问道：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次世界大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采行的发展战略。”
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
“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 ，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这段引文较长，但其中的逻辑还是十分清晰的：
要提高产业结构，必须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要增加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具体到志强厂，林毅夫的话体现为：张小花应该花钱参加培训（不论是由她自己出钱或由志强厂出钱），志强厂应该添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将逐步提升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结构，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李志强们即使不用学习林毅夫的文章，心里也有这样美好的打算。
但这一切需要钱。
钱从哪儿来呢？林毅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
这话也说得非常正确。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李志强对打工妹竞底，所以打工妹们没有钱进行培训。而李志强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因为他要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张志强们和国家、外资的多重竞底。
国家对李志强的竞底，我们从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GDP增长的百分点，就可以管中窥豹。
在这种竞底的环境下，李志强想提升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不过是穷人梦里娶媳妇——过过干瘾。他只能蹲在车间的空地上，用最简陋的方法，寻找用水泥制作加重块的最佳办法。
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此多的头衔，可谓是立于庙堂之上的参与决策的学者，但就在其参与宏观经济决策的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以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也是中国对民营企业竞底力度最强的岁月，李志强们根本无法形成“剩余积累”，去进行“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不知林委员在参与决策时，记不记得他自己写的这些文字。
正是国家对企业的竞底，导致企业无法积累财富，不得不连续对员工竞底。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中国竞底的大环境下，林毅夫貌似正确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很难找到实施的基础。
案例：“产业升级”，站着说话不腰疼：东莞的竞底困境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在广东珠三角工业转型的大潮下，富可敌省的“制造之城”东莞，经过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07年的GDP增幅创下新低。面对政策调整、成本增加、土地紧缺、污染严重、治安不良等五大难题，外商迁出数目逐年增加，夹在广深之间的东莞正面临空心化的威胁。
东莞靠外商投资“来料加工”起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之一。目前，东莞的外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一万四千多家外商中，港商占六成，有八千多家。美国IBM亚洲区一位高层曾言：“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七成的电脑产品缺货。”
但由于实行竞底战略，和珠三角其它城市一样，在扣除倾向贬值因素后，过去20年里， 东莞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直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战中不得不尽力压低土地价格，而能源价格则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低于国际价格。
即使是这样，这列经济列车近年还是在不断减速。虽然07年东莞GDP预计达3151亿元，富可敌省，但GDP增长率为18%，创出新低；预计08年的GDP增幅更差，只有14%。
据统计显示，近年东莞外商撤走数目逐年增加，近年内地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要求珠三角企业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创立自己的品牌，这种新维思令东莞处于尴尬境地。
“就制鞋业而言，东莞确实受到较大影响。我们估计，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个行业的情况是，30%左右的企业会倒闭，50%的企业在盈亏之前摇摆，10-15%的企业日子比之前更好过。”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亚洲鞋业》杂志主编李鹏说，他1995年就在东莞涉足鞋业，见证了东莞鞋业的兴起、鼎盛和下行。
东莞市经贸局有关负责人坦承，产业升级对东莞而言并不容易。「早些年港台资的大量进驻，快速推动了东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使东莞基本上被『固化』在低成本的OEM制造上，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比重很低、民营企业没有充分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业升级十分困难。」
显然，东莞已经无底可竞了，但他们的产业又无法升级，最终可能面临产业空心化困境，这是竞底战略发展到某个阶段所必然出现的结果。
案例：追逐竞底优势 富士康大规模北迁
据2008年12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全球第一大电子制造厂商富士康，斥资百亿元进行中国大陆大陆版图的大挪移！业界指出，富士康中国大陆三线城市提供优惠税制，近期来展开「逐水草而居」的大迁移，内部规划，深圳龙华厂员工将由26万人大降至10万人，转向湖北武汉及山西晋城等内陆地区扎根。
由于大陆各省市二税合一之后，企业所得税在25％，但是三线城市提供鸿海在税制、公用设施等极为优惠的条件，因此吸引富士康将大陆布局大挪移。此外，富士康除了考量节税之外，并要求各部门大砍明年营运费用预算。
11月匈牙利两工厂已裁员1,500名，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裁员行动，直至最近才展开。富士康为股东追求的「营利」目标，面对景气的下滑，如此大幅度精简人力和严控成本的动作，应该会逐步在科技产业中扩散。
如果中国内地的成本相对越南、印度没有竞争力，可以想见富士康会毫不犹豫地迁往越南、印度。
富士康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的动向明确显示了竞底式企业的战略。
发生在东莞、深圳的问题，是否会发生在长三角呢？
那是当然的，因为一旦长三角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只要上涨到外资认为没有比较优势，产业大迁移马上会发生。
我们为什么要竞底呢？因为我们的产业无法升级！
我们的产业为什么无法升级呢？因为我们忙着竞底！
多么令人扼腕的两难局面，该如何打破呢？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难题！
最终，我们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结束这个案例，他中肯地说：
没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社会便毫无自由可言。
《财富的诞生》作者伯恩斯坦也写道：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物质或自然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繁荣必须是制度性的。他认为以下的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1、产权，保护包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及作为个人所有的各项公民自由权；
2、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即分析和解释世界的系统方法；
3、现代资本市场，它可以为新发明的开发与生产提供融资；
4、交通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可以传递重要信息，能够将人员和商品运输到世界各地。
显然这四项先决条件，基本都与竞底无关。林毅夫或者没有看到这些制度的重要性，或者他看到了，却基于“屁股指挥脑袋”的原则，只能言不由衷。
九、相关案例
竞底不是中国人的独有战略，外国人同样会竞底，只是中国人的竞底战略使用得太广泛，在很多不应该用竞底战略的地方，都不智慧地加以运用。下面且看看美国人如何使用竞底战略。
案例：南北战争——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竞底
战争是一种典型的竞底活动，在战争中，参战各方都尽量使出自己的竞底绝招，争取克敌制胜。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北方的实力大大超过南方，拥有人口2234万，工业发达，铁路网四通八达；而南方仅有910万人口，其中380万还是黑人，几乎没有工业和铁路，但南方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军队武器精良，大批优秀指挥官纷纷加盟南方，使其实力大增。
南方的战略是：通过速战速胜，迫使北方签订城下之盟，然后争取南方的独立得到国际承认，继续在全国实施奴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