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现在和过去都一样，对伟大人物的赞美是一种有价值的情感，是对有益活动的一种刺激。对充满活力与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而言，前人的成就是一种鼓励，是今后所可能达到的成就之证据。
但如果要从赞美或崇拜产生这些好结果，需要的是把赞美的对象当成只要我们充分努力便可达到的存在，而不是超越我们能力的存在。如果认为过去伟人所想的东西是永远完美的真理，已经没有再审查的必要，那么它就可能成为我们本身怠惰的借口。
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对它用"尊崇"这两个字来拥护，而把所有现代的首创精神看成不敬来谴责。这种意义的"尊崇"对人类是一件不幸的事。
过分尊崇所带来的弊病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11世纪与12世纪这短短期间，也就是西方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再度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著作造成了一种知识上的刺激。但很快地他变成了正统主义的典范。除非提出证据表示他的学说之谬误，学问便无法有任何进展。伽利略劝告同时代的天文学教授们，以望远镜观望木星的卫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教给他们木星是没有卫星的。伽利略的想法不仅被认为与《圣经》冲突，而且由于和亚里士多德持不同的意见，一辈子受到强烈的谴责。经过两个世纪后，当达尔文把《物种起源》公之于世的时候，他也面临了一个难题，即亚里士多德学说一向主张每一物种是被个别创造的。他在逻辑和美学方面的影响，过去当然不用说，现在仍然极其有害。
但大致说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属于过去的。只是求助于伟大人物的权威并把它当作绝对性的东西拿来引证的态度，是绝不会消失的。与上一代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的年轻一代，他们所碰到的不同论据必然建立在上述的观点上。"你认为自己比某某人聪明吗？"--愤怒的父母或老师会这样吼叫。其实这所谓的"某某人"几乎全部都曾经与他的父母或老师持不同意见，但这一个事实却被忽视着。"某某人"是活于另外一种环境，所以今日大家所知道的事情他未必完全知道。即使这个"某某人"正好如保守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聪明，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意见可以当作指针而有助于现代。
古人的见解并不足以构成一种教义的主题来让我们免除在新环境做新思考的必要性。获得伟大权威的人即使在他的时代也不见得怎么聪明，这种例子绝不少。在社会上获得贤者之名的一个方法是，对那个时代的偏见以热烈而动人的口才来拥护，如此便得以其浮夸之言来掩饰推理能力的不足以及同情的了解之失败。
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演说家一向以这种方式造成无限弊病。如果让雄辩成为不合法，则民主政府所带来的危险性一定比现在减少许多。然而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种养成探究和科学态度的教育制度。要想这么做恐怕还得经过两三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