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启蒙篇(1)

1三寸金莲与反缠足运动

《诗经·卫风·硕人》大致是描写女性美的最早诗篇了：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領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本诗描写了春秋时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容貌之美，说到她的手、皮肤、颈项、牙齿、眉毛、酒窝、眼睛，却无只字谈到她的双脚，可见古代女人的双脚并没有成为特别的代表女性美的部位。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老太太也是天足，到了唐代，风气豪放，女人飒爽英姿，崇尚健美，骑马驰骋，舞刀弄枪，也并不对双脚有所约束，李白的诗还有描写女性赤脚的："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沙石上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女为悦己者容""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在封建社会里，女性为了取悦男性，无所不用其极。但在五代以前，女性是没有缠足的习惯的。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卷十对"缠足"之事作了一番考证。陶宗仪认为"缠足"最早的记载见于《道山新闻》，说南唐李后主的后宫有一位纤巧貌美善舞的叫窅娘的女子，李后主作了一个六尺高的金莲，装饰了很多的珠宝，并缀以五彩丝带，让窅娘用丝帛把脚缠成了一弯新月的样子，在金莲中翩翩起舞，飘然有凌云之态，这便是后世缠足的起源。

缠足先是在宫廷和上层妇女中流行，后来逐渐发展到中下层甚至劳动妇女。北宋时期缠足的情况有一些，南宋以后渐渐多了起来，至元代陶宗仪时，已是"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缠足一出现就受到男性社会的热烈欢迎，它反映了男性畸形的审美要求，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于其间不能自拔，成为"拜小脚狂"，上演过许许多多的丑剧。著名的元末诗人杨维桢以纤足妓女之鞋"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弄得与其同席的有洁癖的倪云林当场推翻了桌子。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清人方徇有一本小脚的专著叫《香莲品藻》，里面详细记述了小脚的各种式样，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笠翁偶集》里也有关于小脚的研究，认为小脚要瘦要柔，"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摸。"他道出小脚的最高目的在于得到"怜惜"，让人"抚摸"，是为了供男人玩弄，让妇女以肢体的牺牲完成男性眼中的女性美。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采菲录》，收集了有关缠足的众多论述和评论，虽有对缠足之丑的刻薄批评，更有旧式文人嗜癖小脚的淫辞艳语。如所录《相莲经》所谓："双钩翘然，微露膝畔，红尖一角，纤瘦如菱。"再所谓："房栊深掩，玉盆中注兰汤，背人轻濯双莲，时闻红中蘸水声，若竹梢泻露，濯毕抱膝展素帛，作者蚕自缚状，潜以玉尺偷量，恰在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之折中度数。"更有视缠足为必然，所谓"盖足自具可缠之性，人但因势利导，顺理成章"，高唱"缠足之乐无疆，缠足之福实大，缠足实为舒心快意之事，缠足更为消愁解闷之方"等等。

用长长的裹脚布把妇女的脚裹小、裹残，使其不能自由行动，其本质乃是对妇女的摧残和管制，是把她们彻底地压在男性之下。《女儿经》把这一点说得最明确："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统治者甚至把妇女裹脚作为一个特权，不许"贱民"拥有。明代统治者就规定了"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把裹足与读书一同视为是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天下的父母们也就有"娇男不娇学，娇女不娇脚"之说了。尽管缠足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肉刑，可是越是慈爱的父母，越不能娇任儿女。"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或说"大脚一双，眼泪一缸"，总之缠足这个"肉刑"不管妇女是否接受，其所受的苦难是注定了的。接受苦，不接受也苦。这真是有点像白居易所说"生人莫作妇人身"了。

反对妇女缠足历代早已有之，赵宋车若水所著的《脚气集》里面就有反对缠足的话："妇女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但缠足之风经元、明两代而愈演愈烈。

李汝珍在他的《镜花缘》里，发表了对女性同情的许多见解，包括反对女子修容，反对女子穿耳，反对女子缠足，反对算命合婚，反对男子讨妾，主张女子参政等等。关于缠足，《镜花缘》第十二回便借君子国人之口批判说：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为此，即不为美。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历史变革的新动向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有了原始的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潮的滥觞，其中，同情妇女疾苦、关心妇女生活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甲午海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促使更多的爱国人士起来探索救国的道路，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发展成维新变法的爱国主义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缠足，提倡男女平等。

早在光绪八年，康有为（1858－1927）就在广东谋划创建不缠足会，《大同书》中，康有为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了妇女问题，列举种种残害妇女的行为："……甚其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康有为大同论三种》第1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并且指出，妇女裹足一事"最骇笑取辱"于万国。"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他主张严禁妇女裹足，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这样，"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章末也痛斥缠足："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明确主张废除缠足。梁启超在拟定《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进一步指出："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并作出入会的五条重要规定：

（1）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

（2）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

（3）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

（4）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备刊登会籍之用。

（5）凡入会后所生子女，当随时陆续报名，以备续刊会籍。（同上书第105页）

随着西方进步思潮的涌入以及国内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反缠足运动几经周折，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大总统曾令发布《劝禁缠足》文，文中痛陈缠足之害，要求各省，一体劝禁。但由于政令不一，动作不大，特别是北方诸省的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缠足恶俗，实际上仍然盛行。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南京政府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的条例，共十六条，涉及对缠足妇女的规定，对放足限期的规定和对劝导放足办法的规定，各省各县在民政部门的组织下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放足"运动"。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顽固分子"，特别是那些遗老遗少把裹脚看成"国粹"，倡导"保脚"，自称是"莲国不叛之臣"等等。在结束这段以女性身体为再造以取悦男性的历史时，"三寸金莲"已历宋、元、明、清四朝将近1000年，其间有多少女子的血和泪，还真是难以言说。

2女学的兴办

史书上有"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太学"（《大戴礼记·保傅》）的记载，除了太子，贵族人家的子弟到了一定年龄，也要接受国家所办学校的正规系统的教育。在民间，还有很多乡先生所开的私塾、诗礼之家也可以教授自己的子弟识文断字等等。由于历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的不同，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女子历来被排除在教育的大门之外，但这并不等于放弃对女子的教育。相反，"一妇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宋杨万里《诚斋易传》卷十"家人"），女子教育关系到家庭、社会、国家的秩序和安定问题，关系至为重大，所以历朝历代的有关女教、女训、女诫的著作重重叠叠，蔚为大观。不过，这种教育的目的不过是"学事人之道也"（班固《白虎通义·嫁娶》），女子接受的教育只不过是要她们更好地遵守"三从四德"，做好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的内助仆役而已，与近代的女子教育的目的旨趣截然不同。

在清末的维新风潮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倡导女学，使女子接受能使她们自立自强的知识教育。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章说："居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梁启超认为，因为妇女在经济上不能自立，不能自立是因为没有学习，言下之意即是女子教育是女子经济独立的前提。而女子之经济独立了，则可以富国强民。如果女子经济不独立，则只能靠男子养活，男子负担沉重，自然不能富足，个人不富，国家也不富。其次，妇女要有知有识，才能做真正的贤妻良母，梁启超"兴女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强国保种。

戊戌前一年，康广仁在上海创办女学堂，在当时甚为轰动，翻译家林纾在福建，有《闽中新乐府·兴女学》一首赞道："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可惜不久维新失败，维新派的有关妇女的变革举措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妇女的启蒙解放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的呼吁。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主张等等。

在金一的《女界钟》里，提出男女平等，女子应当恢复的权利有六个方面，其中第一项就是女性入学的权利。《女界钟》特别强调女子教育之重要作用："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女子教育的目的，在金一看来，是要造就全新的、理想的、对社会有益的革命女性，那就是：

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

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

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

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

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

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

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

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造就出革命所需要的女性，而只有通过女性与男性的共同努力，才能改变现有的社会，实现强国保种的梦想。教育，在革命者的眼里，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这是最早的新式女学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早兴办女学堂的浪潮中，西方教会力量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比如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就提到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开始，中国就有了西洋人办的女学，不过，他们办女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传教。随着民主革命运动进程的发展，女性逐渐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而对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来讲，她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民主革命的弄潮儿，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朽英名。

3女权的提倡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人人都禁锢在宗法社会的秩序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分，从来未曾想到自己有什么权利，从来都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有什么人权，更遑论女权。

在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之下，清末民初，一批有关妇女问题专著相继问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署名"爱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钟》（1913）。金一，时称"中国女界之卢骚"，又名金天翮，江苏吴江人，光绪二十九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主张民主革命。《女界钟》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该书最大特色在于对女权作了系统的阐述。

首先，《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认为男女平等："道德智识，乃天赋此身以俱来，无男女一也。"女性之所以长期以来处于劣势，有社会的原因，更有自己的缺陷。《女界钟》认为女子最大的缺陷有四方面，其一是缠足，其次是装饰，第三是迷信，第四是拘束。针对缠足恶俗，《女界钟》痛斥："从古灭种亡国，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今吾中国吸烟缠足，男女分途，皆日趋于禽门鬼道，自速其丧魄亡魂而斩绝宗嗣也！"而说到装饰，则认为此番是"玩物丧志，借琐耗奇，夫安有余暇以攻书史谈天下事也！"为了破除迷信，金一希望女子投身革命，说到拘束之害，金一主张社交公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