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
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
《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
“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
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
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
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
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
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
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
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
中的这段话：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庄子这段话说出了“道”的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道是实存而无形的，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在作用上可以取得验证以证明其有，虽不见形象而真实存在。第二，道是自存的，它的存在根据在它自身。第三，道产生天地万物。这一思想仍然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道不受时空的限制，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在“哲学的突破”的“轴心时代”，儒、墨、道三家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思想根本，各自的“道”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根基。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每一种“道”的内涵都衍生出不同的理想人格。儒家在孔子手上，形式的礼乐被赋予“仁”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以“仁”来重新诠释礼乐，铸造思想核心，“仁”也变成为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品质。
孔子之后的士更是凭借“道”开出一个与“政统”完全不同的“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以恃以批评政治社会，礼抗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成为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批评社会的价值凭藉与精神资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儒家之道，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种树立起来的精神力量。而在哲学的突破中诞生的道家的“道”，超越了伦理意义而成为一种本体论。庄子的“道”来源于老子，而早在老子时期，便提出了“道法自然”，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后退与堕落。《道德经》中便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样，“道”的儒学“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
‘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王先谦注“同于大通”时说：“成云：冥同大道。”这样，庄子的“道”
打掉了儒家“道”的内涵核心仁义礼乐之后，要达到“大道”，就要逐步超越仁义观念，超越礼乐观念，进而超越整个文化观念。儒家所恃的是“仁”这样一种精神凭借，引出固守这种精神的理想人格，而庄子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而把“仁”这一精神凭借抽去，由实存无形，自生自在的道作为无凭借的凭借，结果导向适己逍遥，导向旷达无为，导向遁世求真。
2、“逍遥”的人格
庄子的“道”衍生出来的理想人格，是逍遥人格。从老子到庄子，“道”
的本体论落实到人生观上，便是“自然”，即打掉生死、有无、彼此、是非的界限，一切顺归自然本性。孔子的人生态度着重落在“生”上，因此他的道德教诲，便是教人如何实践“仁”。而在庄子，所重视的并不是“生”，而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保存生命的本然状态，一切人为的都是造作的，都将使人丧失原始的淳朴，为人生带来无穷的困惑。庄子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而且他认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真正的本质自我，只有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生命状态，才能祛除来自社会浑浊，来自仁义道德的对生命的污染，追寻得到本质自我。
为了追寻本质自我，庄子开辟出一片“无何有之乡”的精神天地。
《逍遥游》说：“今之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叶海烟先生评述道：“无何有之乡乃无为精神所开拓出来的广大的生活空间，它已不是客观意义的自然界。无为而自由，无为而逍遥，并非现实社会的实践行动所能达成，而是吾人心灵世界中无所依傍无可企求的自足状态，它超乎任何实用的意图，并因此得以自全自保，而摆脱任何之危险与灾难。”
“无何有之乡”的精神空间中，人的精神状态是“无所待”。《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在庄子看来，列子御风而行，犹有待于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心灵大自由。人经常要圄于名利、权势、毁誉，而在庄子看来，人一旦受圄于这些东西，不啻于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一具枷锁。因此，要在体道认道的过程中，放弃一切违背生命本性的东西，直接扪摸心灵本身。
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在社会中实现，也不可能在家庭中实现，而只能在体验宇宙真理，拥抱那个原始的、自然的本质自我中实现。只有无“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以一种审美心理审视生死变幻，“生”与“死”在庄子这里，不再是两种截然的绝对状态，而是两种自然支配下相对的、自适的、对等的状态。生与死，就像梦与醒，都是自然的状态转换，都没有意义。
生亦无乐，死亦无悲。而在作为哲学命题的“自杀”上，庄子的回答是巧妙的：既然生是一种状态，死也是一种状态，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栩栩然蝴蝶与蘧蘧然庄周，本就是对等的，互通的，那么“自杀”还有何必要性呢？安之此生之“我”，不正是死后之“我”呢？庄子不但否认了“生”的意义，而且否认了“死”的意义。徐复观先生从这个梦蝶语言的“物化”思想，“怀疑在庄子或庄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已有了精神不灭的观念”。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3、人格理想的精神：神人
在《庄子》中对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类型有几种命名：至人、神人、圣人、全人、大人等等。对这些称谓名词，庄子似乎并没有严格统一的用法，不像儒家，用一个“君子”便可几乎囊尽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庄子描述得最完整的是“真人”。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在精神上比较能够代表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的是《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有人把庄子对“神人”的描述理解为“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它表现的与其说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不如说是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征服限制、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的幻想。”
在我看来，庄子对“神人”的描述，并非一种可以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实然状态，与儒家描述的“君子”不同，“君子”的境界是生活的境界，是可以达到的，而庄子的“神人”，乃至“至人”、“圣人”的境界，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精神超越的企求。
三、余论：儒道理想人格的调和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又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推荐贤良的标准，民间的儒学迅速传播。孔孟开辟的道统，成为“士”的精神凭借。儒家与道家在人格理想上是不同的，儒家重于入世，道家重于出世，儒家重于居庙堂之高，在庙堂上实现生命价值，道家重于处江湖之远，在江湖中思想精神超越。但是两者又有调和的空间。
儒家无疑是提倡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但同时，也为拒绝过于热衷政治社会生活留下空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个人“达”的时候，文人们便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
而孔孟的“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则为传统文人在面对政治感到无力的时候，在遭到罢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返归内在精神追求内在精神的超越提供了一片思想空地。当然孔孟教诲中的“隐”与“独善其身”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拥抱老庄之学，但是在历史上，当文人们对政治绝望，甚至走向山水田园的时候，老庄之学总是焕发出极强的魅力。因此，儒家的君子理想与庄子隐逸型的人格，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
4、庄子语录
（1）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便会感到很疲倦；既然如此还要不停地去追求知识，便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
（2）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名是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相互斗争的手段。两者是凶器，是不可以尽行的。）
（3）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也。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
（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只能保全生命。
现在这个时代，仅仅可以避开刑戮。幸福不过像羽毛那样轻，不知怎样才可以去承受；祸患重得像大地一样，不知怎样才能避免。）（4）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但不懂得无用的更大用处。）（5）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了，好多鱼被困在陆地上，相互用嘴吐气，用吐沫相互沾湿，但是比不上从前在江湖中生活自由自在，相互忘掉。）（6）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
（大自然给我形体，用生使我操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所以称善我生存的，也同样称善我的死亡。
（7）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因此盗跖的门徒问盗跖说：“做大盗的也有法则吗？”盗跖回答说：“无论哪个地方都怎么会没有法则呢？凭空猜想屋里储藏着多少财物，这就是聪明；带头先进入屋里的，就是勇；最后退出屋子的，就是义；酌情判断是否动手的，就是智；分赃均等的，就是仁。这五种不具备而成为大盗的，天下是决不会有的。”）
（8）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9）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10）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11）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賷。
吾葬具岂不备邪？《庄子·列御寇》
（12）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
5、关于庄子的典故和寓言
视权贵如腐鼠
《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想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急忙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哩。”惠子很慌恐，想阻止庄子，派人在国都中搜了三日三夜。哪料庄子从容而来拜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鹓雏，您可听说过？这鹓雏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鹓雏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视之道：‘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宁做自由之龟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