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107），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自称出身“细族孤门”，王充的家世似有任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今杭州市）“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至上虞（《论衡·自纪》）。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有学者以王充在其“自传”（即《论衡·自纪》）中未言及而认为不可信。综合《论衡·自纪》和《后汉书·王充传》的记载来看，可知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他先后在本县、本郡、本州作过功曹（掌管人事及参与政务）、从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属官）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以后又携家至彤阳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一说在今安徽凤阳南部）、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等地，担任一些卑微的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的著作除《论衡》之外，尚有《养性书》十六篇、《讥俗书》十二篇、《政务书》，均佚。另有《周易王氏义》，已散，清王仁俊有辑本；《果赋》一篇，清严可均有辑本。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一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阅读拓展
【原文】
《论衡·书解篇》（节选）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夫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皆传记所称，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欢，《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史记兴，无异书，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注释】
“夫”当为“失”之脱坏，“传”疑当在“经”之下。此文当为“各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
蕞（zui最）：细小。蕞残：支离破碎之物。
箧（qie窃）：箱子。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篇》：“玉屑满箧，不成其宝；诵《诗》、，负笈，不为有道。”
经：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
传：《释名·释典艺》：“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记：《仪礼·士冠礼》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据文意，下“书”字当作“传”。
韪（wei委）：是，对。“常”当为“尚”字形误。“令人”二字为“今”字讹衍。“到今尚不缺灭”，是说未遭秦火焚烧。
横议：指李斯主张焚烧儒家经书，并不准保存流传。“休”当为“徒”之坏字。分拆文字：指进行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解释。
诸子：指先秦诸子的著作。
俱：指解释经书的人和诸子百家两方面。
鸿：通“洪”，大，指博学。
传记：指历史著作，史书。
不：据文意，当作“民”。
史记：指古代史官的记载。
此处文句当作“史记与书无异”。
章句：指经书的段落字句。扣：同“叩”。问。
初：疑“初”为“仍”字之形误。既言“师师相传”，不得云“初为章句”。
【今译】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蹋，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旧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1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总理引古
“应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要贯彻我们已经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容易滋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第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公开、公正和透明。第三，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者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引古背景
2007年3月16日11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到如何有效地遏制行政领域权钱交易的现象时，温家宝分析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表示，无论身居何职，只要涉嫌贪污腐败，政府绝不姑息手软，在这里温家宝引用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语。
论今之妙
领导的权力是百姓赋予的，百姓就像水，可以让执政者的舟安然无恙地行驶，但也可以兴起风浪，将其掀翻，这就是人民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覆舟”的例子不在少数。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强调一切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发扬公仆精神，惩治腐败的问题时，语重心长地引用了一句古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语出唐太宗的“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此言合理的内核在于，它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具有改变乾坤，创造历史的无穷力量。温总理如今从这个意义上引用此言，意在强调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各级领导干部除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特殊的权力。温总理的引言具有极其鲜明的现实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历史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大至一个朝代的政权，小至一个政府的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否融洽和谐，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关系自身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甚至连帝王李世民也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所以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现实的惨痛教训也同样验证了上述的道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相继落水没顶的一批贪官污吏，他们的蜕化变质和违法犯罪，多半都是从脱离人民开始的，直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遭遇“覆舟”的灭顶之灾！
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善始善终地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鱼水关系，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能指日可待了。
古语源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出自《荀子·哀公》。后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也引述了此论点。
荀子（约前313—前238），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教授弟子并从事著述，李斯（秦代政治家，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了较大作用）、韩非（战国时期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
作为先秦后期的儒者，他对于春秋以来的儒学，既有继承，又有独创。荀子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荀子的教育思想是系统的，其著作自成体系，并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等方面。著有《荀子》共32篇。
《荀子》，为荀子著作，现存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所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应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繁荣发展；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