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
《天鹅》说是写了七年，其实断断续续都不止。
之所以写了这么久，简单地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本来想写一部“爱之书”，但写了半截已不知何为真爱。
突然有一天，我重听圣桑的《天鹅》，如同一个已经习惯于浊世之音的人猛然听见神界的声音——有一种获救的感觉。这时，来自身体内部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响起：“写作，不就是栖身于地狱却梦想着天国的一个行当吗？”难道不能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一个神界吗？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它至少会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
就这样，经历了四年的瓶颈几乎被废弃的稿子重新被赋予了活力。但是我沮丧地发现，除了极少的一部分文字外，大多数都需要重新来过——因为整部小说都涉及了音乐，还不是一般的涉及，是主脉络都与高深的古典音乐有关——故事的层层递进是伴随着手机里的几个乐句如何变成小品变成独奏曲变成赋格曲最后成为一部华彩歌剧来实现的。于是只好报班听课。
——在二○一一年的炎夏，我永远穿着同一套灰色夏布袍子往返于课堂与家之间，与那些下了课还不断问问题的人们相反，每次刚刚下课我便神秘消失。以至于培训班结束时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子告诉我，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幽灵”。
我十分务实地想：我才不想去追究那么高深的古典音乐呢，小说里够使足矣。然而，写起来却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怕露怯，我再度展开了自虐苦旅，沉迷其中，竟几度被我的男女主人公虐得潸然泪下。
我历来不愿重复，可是有关爱，不就是那么几种结局吗？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摆脱爱与死的老套吗？恰在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介绍了几种治疗失眠的办法，其中的一种便与西方的灵学有关。说是灵学，其实相当地唯物主义：物质不灭嘛。物质不灭，但是可以转换形态，所谓生死，堪破之后，无非就是形态物种之转换——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情节——男主角的遗体始终没有被找到。而在女主角按照男主角心愿完成歌剧后，在暮色苍茫之中来到他们相识的湖畔，看到他们相识之初见过的天鹅——男主人公曾经说过，“你知道吗？天鹅是最忠诚的伴侣，如果一只死了，另一只也绝不独活”。她看见那只孤独的天鹅，于是她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她绝非赴死，而是走向了西域巫师所喻示的“大欢喜”——所谓大欢喜，首先是大自在，他们不过是由于爱的记忆转世再生而已，这比那些所谓爱与死的老套有趣多了也新奇多了。
其实最初的想法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典”时期曾经有一对恋人，男的疑似“非典”被隔离检查，女的冲破重重羁绊去看他，结果染上了“非典”，男的反而出了院。男的照顾女的，最后女的还是走了，男的悲痛欲绝。这个错位的真实故事让我颇为感动。
我喜欢那种大灾难之下的人性美。无论是冰海沉船还是泰坦尼克都曾令我泪奔。尤其当大限来时乐队还在沉着地拉着小提琴，绅士们让妇孺们先上船，恋人们把一叶方舟留给对方而自己葬身大海，那种高贵与美都让我心潮起伏无法自已。
《天鹅》尝试了一种“仿真”式的写法。我弃绝了惯用的华丽句式尽量让她素朴自然。恰恰二○○○年前后我有一次“走新疆”的经历，于是把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有异域风情的边疆。为了完成小说，我又前后两次去新疆，成本巨大。本来我以为，这样的写作会比之前容易得多，但是进入叙事语境后才明白原来难度如此之大，我又把自己逼向了绝境。而这部小说最不一样的，是关于生死与情感，是用一种现代性来诠释一个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故事。
我的写作与自幼读书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我一直在追求纯粹的文学，追求一种混沌复杂多义之美，追求“五四”以来被忽略的审美与审智的传统。写作于我，有时就像海涅的诗所说：“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这种追求本身，就注定了我的写作会与社会语境错位。
但我的所谓独特不是刻意的，不是做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本色写作。我跟同代人在一些经历上有很大的不同。我的童年是在分裂的环境下度过的：有来自学校和父亲的宠爱和来自母亲的排斥。出于好奇心我很早就读了《红楼梦》，从此不幸被文学绑架，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我变成了一个因内心有秘密而自闭敏感的孩子，当小伙伴们都在跳皮筋的时候，我却沉迷于林黛玉的“孤标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我的小说《末日的阳光》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儿，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封闭在她的房子里看那些被当时批判的禁书，然后直到有一天窗玻璃碎了，太阳变成了红色的碎片，映照在她身上，她才感觉到这个屋子空了，爸爸妈妈好像不在了，那个小女孩儿，当然就是我。我当时在外面高音喇叭的喧嚣中，为自己营造了那样一个小世界，读了大批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谢天谢地我家没被抄），完全是不谐和音。我想大概没几个小孩儿在那个时代像我这样吧？
我在青少年时期去了东北兵团，我去的那个地方，冬天的平均温度是零下四十多度，最冷的一天是零下五十二度，大家难以想象，在这么冷的天气之下没有煤烧，我们为了生存只好到雪里去刨豆秸烧。夏锄时节，我永远落在最后，这就意味着我吃不上饭，因为那个老牛车永远是拉到人多的地方送饭，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在那样的劳动强度下天天饿肚子，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青春的力量？所以我与同代人不同的，是不愿去描述那种艰苦，而是把那个苦难的现实转化到了一种幻觉世界，好像到了那个世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最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人依然有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儿，当时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把所有小时候看的书都讲完了以后，无法拒绝她们的渴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有了编故事的能力。
写作对于大多数人是获得，对于我来讲却是不断地丧失。包括丧失金钱，丧失健康，甚至丧失生活。当我从沉迷的文字世界中走出来的时候，面对现实终于明白，自己的余生将在“青灯照壁，冷雨敲窗”的寒冷中度过。
我不愿说“用生命写作”这类疑似夸张的词，但实际上，我的确是把自己整个的性命放进了文字之中磨砺至伤。我也曾经怀疑曾经焦虑曾经羡慕那些付出很少却收获巨大的人，但是后来终于明白，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是我的血液决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直到蜡炬成灰，我也别无选择。
想起伟大的巴赫那首举世闻名的主题乐曲《音乐的奉献》。巴赫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里充满了音符与文字的游戏，这里有各种形式的卡农，有非常复杂的赋格，有美丽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渗透各个层次的狂喜。它是赋格的赋格，是层次的自相缠绕，是充满智慧的隐喻。人类社会正如这样一首赋格曲，它不断地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构成一个个螺旋式上升的怪圈。
文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高度的商业化之后将需要新的返璞归真。任何社会都不会没有孩子，任何孩子都不会没有美丽的梦——而文学的梦应当是所有的梦中最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