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向爱投降
王 侃
一
《天鹅》是部不折不扣的爱情小说。掩卷而思,首先涌到眼前的问题是:徐小斌为什么要写一部爱情小说?
出道之初的徐小斌,以《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而引文坛注目。我曾撰文详尽地论述过这部小说——这是个布满了弗洛伊德和萨特身影的现代主义作品,是个由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相互缠绕的思想和语言的织体。在这部小说中,徐小斌通过景焕这个角色,开始了她对于“逃离”这一贯穿性主题的叙写。不过,景焕式的逃离,并非失却方向的狼奔豕突,相反,她执意地逃向孤独:这是她主动选择的投奔方向与最终选择的停泊地。就此而言,徐小斌非常早地就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捕捉、描画和叙写了“孤独”这一现代情绪。景焕式的孤独,有两个层面的批判意义:其一,在道德层面上,它是对世俗沆瀣的抗议和蔑视,是对欺世者和伪饰者的嘲弄和鄙弃,这正如尼采所说:“孤独作为对纯洁性的一种崇高爱好和渴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德,这种纯洁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上’——的一切接触总是陷入不可避免的非纯洁性之中。”①因此,景焕不惜主动犯罪以此来摆脱工作、家庭、爱情等种种被她视为桎梏的社会关系;其二,在“存在”层面上,也是更为重要的层面上,景焕视孤独为自由,因此她摆脱职业即摆脱冷酷的制度,挣脱家庭即为了挣脱冷血的伦理,最后,她也漠视爱情,因为爱情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意味着要进入对方同时也被进入,这两者都难被自由原则许可。景焕在思索昙花于白天开放这一“越界现象”时,悟尽禅机般地说:“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只要是自由的。”这一“自由选择”思想,使小说由弗洛伊德主义一步迈进了存在主义,迈进了关乎现代社会和现代生存的“本体论”。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卓然不群不被视为是超常而备受尊崇时,他/她便会被认为是反常而被遣入疯人院,即重新纳入一系列更为残暴的强制性的规训和惩罚体系。景焕便一度被送进疯人院。这不仅是她的困境,同时也是自由的困境。景焕只能耽于一个关于“弧光”的梦境以替代性的满足自由的理想。最后,她投身人群,却从此不知所终。由此,我们能触摸到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美学情绪:一种困兽犹斗般的忧愤,一种激情受挫时的悲怆,以及一种批判失效后的绝望。
我相信这部小说是徐小斌后来所有写作的真正出发地,尽管她后来的作品更为强劲,更具厚势,也更加宽广。这个从小就孤独而敏感的作家,幼年也曾耽于一个天国花园的梦境,在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通过聆听神只的呼唤,实施着对外部世界的逃离。我因此相信,景焕是她起笔之初笔端难掩的秘密以及最后敞然无忌的坦承。可以肯定的是,《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是她的锥心之作,生命之书,是她“以血代墨”的文学象征。自此以后,回应着某种神秘的呼唤,那些“逃离”的身影开始或密或疏、或急或缓地沉浮于她各种文本上下,奔突在“世界”的边缘,带着沉郁的诗性,掩身绵长的绝望。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因《双鱼星座》的出现,对徐小斌的解读进入到了另一个阐释空间。徐小斌自己说道:“在《双鱼星座》中,我第一次自觉地写了逃离的对象——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①这表明了她“世界观”上的一次演变:当她还是个少女时,与她对峙的所谓“世界”,是个“成人世界”;当她在风沙淬砺中成长为一个“成熟女人”时,所谓“世界”,是个“男人的世界”“菲勒斯中心的世界”。因此,在徐小斌的“世界体验”中,“现代”已不是构成荒谬感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根本的、终极的因素。在她崭新的世界观里,“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凯特·米莉特语)使她对存在之荒谬感的探究、辨析与判断,从保罗·萨特走向了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有关宇宙之偶然性的神秘主义讨论已然展开。在医学治疗这一工具理性的幌子下实施的爱情欺骗,以及在偶然性的支配下四处发生着的人生错位,都被归咎于宿命论与“现代社会”“现代生存”的合谋。此后,关于“错位”,关于“偶然性”、关于“宿命”的神秘叙事,带着现代博弈论的智性色彩,在《敦煌遗梦》《迷幻花园》《如影随形》《吉尔的微笑》等小说中四处挥发,只是这一次,在“现代”之外,宿命论被与“性别”捆绑在一起加以强调。如果说,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景焕、谢霓和柳锴的三角关系还是一个“现代命题”,那么,毫无疑义,在《迷幻花园》里,芬、怡和金的三角关系则显然是一个“性别命题”。《双鱼星座》被人们谈论最多;人们乐意沿着徐小斌设置的叙事线索,讨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讨论“一个女人”如何应对分别以“三个男人”为代码的权力、金钱和性欲,讨论“一个女人”在四面楚歌的危境里哭告无门的绝望。当然,只需稍拐一个弯,这个小说就会被提到另一个语义层面:从根本上说,它讲述的是“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原型—— 一个万古不变的叙事结构,它探究的是性别之间的永恒战争,以及女人在溃败之后“逃离”世界的企图,最后,它还不得不“宿命地”揭示女人作为失败者身陷永夜的哀痛。
一般而论,徐小斌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前沿。她的深刻,她的丰富,以及她一直持有的坚定、锐利的批判意识,使她的作品谱系像开阔、逶迤、肥沃的冲积平原。她的笔下,裸着断茬儿痛苦伸屈的肉体,在生死边缘低回呻吟的灵魂,反抗着宿命的意志冲动与平复于智性的命运挫折,驰骋于异域的辉煌想象与寂灭于规训的庸常堕落,乱象横生的人生开局与亘古恒定的性别终局,以及她浪漫、纵情的叙事体背后冷峻到彻骨的批判表情——凡此种种,形成了她的文学风貌,使她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队列中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但是,无论是批判“现代”时所表达的自由冲动,还是批判“男权”时所挥斥的政治激情,“爱情”都是徐小斌一贯以来旗帜鲜明地加以弃绝的他物:在她世界观序列中,“爱情”曾经是实现自由的巨大障碍,后来则是男权政治的隐秘机制。为此,她曾坚定地自称:“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使我驻足于世界的某一个点。”①她从《双鱼星座》开始,以对欲望的恣肆、深刻的叙写,破解了爱情神话。在她巫气十足又讥意四起的笔端,宣告着神话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从《海火》中的方菁和郗小雪,到《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到《吉耶美和埃耶美》中的徐茵和吉耶美,再到《羽蛇》中的羽和金乌,在这个持续、反复的人物序列中,一种渴望与同性结盟的不轨指向被表达和强调。当然,沿着“逃离”的逻辑,这样的同性结盟最终也会被弃绝:“孤独”是唯一被允许的终局。
而今,爱情这件早被挑落在地的神话外衣重被拾掇,破败处细加缝合,并以“天鹅”的名义饰以华彩。是否,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徐小斌?—— 是,也不是。
二
我倾向于认为,一次次无休止的“逃离”,渐次积聚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徐小斌和她的小说人物一起,深深地陷入了萨宾娜式的困境。景焕失踪了,卜零出走了,佩淮赴死了,羽被摘除脑叶了……“孤独”中的决绝,使她们付出了令人窒息的惨痛代价。无论是针对“现代”,还是针对男权,当批判的激情逐渐消退之后,除了心力交瘁,她们并未清晰地看到救赎的路径。她们斩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却在迷茫中深陷不能承受之轻,正如徐小斌写作《羽蛇》时就下意识地触碰到的至理:“脱离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里。”“孤独”只是暂时性地发挥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却无法承诺永世的安宁,相反,“孤独”很快被时光打造成了桎梏,陷她们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们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言相逆:她们在这次斗争中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
此时,徐小斌需要让古薇出场了。不用说,古薇是中年景焕,是出走佤寨的卜零,一出场就带着孤标超凡的气质。区别只在于,她开始向“世界”投诚,开始渐次地敞开孤堡的城门,让“世界”涌入。虽然她仍坚称“所有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她尤甚”,但是,“在真爱面前,她还是投降了”。更甚者,在真爱的互动中,古薇直截了当地表示,“她要钻进他的身体里,重新做回他的一根肋骨”。景焕或卜零曾经坚持的个人主义的或是性别主义的立场,这一次,似乎统统被放弃了。
我猜测,也许徐小斌这一次是想借助“爱情”来修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爱情”直接修复了因为徐小斌的坚执立场从而一直以来在“男/女”关系结构中赫然呈现的断裂。这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徐小斌企图尝试与由男性主导的整个世界的沟通。徐小斌罕见地用这样的笔墨正面描画一个男性形象:夏宁远是“天国的孩子”,他心理上的单纯、性格上的聪颖、气质上的坚毅以及形貌上的俊美、强健,都无法令人无视,毫无疑问,徐小斌试图让古薇通过爱情、通过爱男主角获得救赎。事实上,无论在世俗还是在精神层面上,古薇确实因为夏宁远这个男性的行为而获得拯救。显然,徐小斌在肯定某些她曾经否定过的形象和价值。也许是在“孤独”的深渊里浸渍太久,也许是在危境的暗夜里负累过多,徐小斌意外地对“爱情”有了理想主义的寄予,故命其承载重托,去填平一个又一个深邃的沟壑——比如中年音乐家与青年军人之间的年龄、身份、地位以及地域等种种差距。甚至,她还让萨满、伊斯兰、佛等不同教义在叙事中平行登场,互不颉颃,仿佛这个世界起讫于泰安。虽然,“爱情”中的人物会发生角色冲突,但这样的冲突明显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戏剧性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和谐与融洽,是为了实现和抵达我们对于“爱情”的流行理解。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徐小斌的一种叙事努力:借助“爱情”,修复曾在她的世界里触目皆是的种种残缺与断裂。
的确如此。为了实现对“爱情”进行赞美诗式的叙写,徐小斌还试图调整她一贯以来对于“母亲”形象的恶谥。早在《羽蛇》中,虽展示了一个庞大而跨度遥远的母亲谱系,但这个以母/女代际关系构成的母亲谱系并没有向我们呈现伟大而美好的光泽,相反,它被仇恨所充斥。在谈到这个小说时,徐小斌表示:“慈母爱女的画面很让人怀疑……母亲这一概念因为过于神圣而显得虚伪。实际上我写了母女之间一种真实的对峙关系,母女说到底是一种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矛盾体,在生存与死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其实有一种自己也无法证实的极为隐蔽的相互仇恨。”①因此,在她曾经的认识里,“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是末日审判时“美丽而有毒的祭品”。然而,在《天鹅》里,“母亲”的价值形象被强行调适:古薇与夏宁远之间在年龄上的代际差距,使古薇自然地在爱情角色中更多地体现出母性情怀——她成功地修复了夏宁远在成长史中母爱的缺失。古薇这个人物,是“母”与“女”的结合体,徐小斌用“爱情”修复了母/女之间的深刻断裂,让这个曾经对峙的结构在面对夏宁远时合二为一,在夏宁远那里实现了“母亲”(母)与“情人”(女)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