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那年的七月让我永世难忘，因为在这个月里我有幸和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破案方法。这三个案子是：《第二处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第一个案子因为事关重大，跟王国的王公贵族有所牵连，所以多年来一直没能公之于众。但，这个案子在所有福尔摩斯的案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了。同时，它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我至今还保留着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记录。他们为这个案子费了不少神，但到头来却是白忙活了。这个案子恐怕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公之于众。所以，我现在只好先把我记录的第二个案子发表出来。这个案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也事关国家命运，案情非常独特。
我学生时代有个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密友。他和我差不多大，但比我高两级。他聪明过人，获得过学校设立的一切奖励。因为成绩特别好，毕业时，获得了去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所需的奖学金。我记得他有几个贵族亲戚。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他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亲戚不但没让他在学校沾光，相反，我们还因此常常在运动场上捉弄他，用玩具铁环撞他的脚踝，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后，就沾光了，我好像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加上他舅舅的权势，在外交部谋到了一个美差。后来我慢慢把他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从沃金布里尔布雷寄来的信才又想起有这么一个人，信里这么写道：
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你可能也听说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弄到外交部去工作了，而且很受信任和尊敬。然而，一件可怕的事突然从天而降，毁了我的前程。
我现在不想告诉你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可以亲自讲给你听。我神经错乱了九个星期，现在刚刚恢复，身体还很虚弱。你能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一趟我这里吗？尽管警局说这事只有不了了之，但我还是想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看法。请你一定把他请到，尽快来我这里。我在这惊恐不安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请你跟他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没及时向他请教，并不是我不相信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难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清醒过来，但我仍然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现在还很虚弱，我怕旧病复发。你一定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的亲笔信，而是由我口述，别人代笔的。请你一定把福尔摩斯请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看完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一再请求我邀福尔摩斯去他那里，他的态度真让人同情。我被他感动了，决定一定帮他把福尔摩斯请到——当然，我知道福尔摩斯很喜欢侦探，只要有人相信他，他总是乐于助人的。我和我妻子一致认为，应该赶快把这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都耽误不得。所以吃了早餐，还没一小时，我就赶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正全神贯注地做着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酒精灯上烧着，瓶里的液体猛烈地沸腾着，蒸馏出来的液体滴入一个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他头都没抬。看来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便坐在扶手椅上等。他看看这个瓶子又看看那个瓶子，每个瓶子都用吸管吸出几滴液体，最后拿出一支装满了某种溶液的试管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华生，你来得正好，”福尔摩斯说，“如果这张试纸还是蓝色，那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红了，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试纸立即变成了污浊的暗红色。“嘿！果然如此！”他大声叫道，“华生，我这里的事马上就完了。烟叶在波斯拖鞋里，你去拿吧。”他转身走到书桌旁，草草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小听差，然后抱腿曲膝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了。
“刚才是一件很平常的谋杀案，”福尔摩斯说，“不过，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肯定有趣多了。华生，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信没给我们透露多少情况，是吗？”福尔摩斯把信递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什么都没说。”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有点意思。”
“但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不是他的，这是女人的字。”
“是男人的字。”我大声说道。
“不，这是女人的字，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写的。你看，我们的调查还没开始。就已经知道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而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众不同。我已经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了。如果你没意见，我们马上就动身去沃金看那位倒霉的外交官和照他口述、代他写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赶上了滑铁卢车站的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便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南树丛中。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的孤零零的大宅第。从车站步行到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名片后，被领进了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很壮实的人很热情地招呼我们。他是个快四十岁的人了，但脸颊红润，目光欢快，让人感觉出他还是个天真无邪的顽童。
“很高兴你们能来，”他边和我们握手边说，“珀西盼了你们一早上。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会放过任何希望的！他的父母要我来接待你们，因为他们一提这事就很伤心。”
“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吃了一惊，低头看了下后，就大笑了起来。
“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缩写‘JH’了吧！”他说道，“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费尔普斯快和我妹妹安妮结婚了，我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会在费尔普斯的房间里看到我妹妹的，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两个月了。我们现在就去他房里吧，费尔普斯急着要见你们。”
费尔普斯的房间和会客室在同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像居室，又像卧室，到处都摆着鲜花。一位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了进来。一个女人在他身旁坐着，她见我们进来，便赶紧站起身。
“我要回避吗，费尔普斯？”她问。
费尔普斯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费尔普斯亲热地说道，“你留着胡须，我差点认你不出了。我想你一定也认不出我了。这位，我想，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简单地给他们做了介绍后，和福尔摩斯一起坐下了。那个壮实的中年人走了出去，但他妹妹因为手被费尔普斯拉着，只好留了下来。她是一个很令人注目的女人，身材略微有些矮胖，显得不很匀称，但她有非常漂亮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与她那艳丽的容貌相比，她未婚夫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憔悴和虚弱。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费尔普斯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老实跟你们说吧，我是一个幸福而有成就的人，而且，就快要结婚了，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把我的前程给毁了。
“华生可能跟你说了。我在外交部工作，因为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就提升到机要部门任职。我舅父是本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的一些重要任务，我总完成得很出色，我是凭才智赢得他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
“大约十个星期前，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把一件新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我。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遗憾的是，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言。因此，重要的是，不能再泄露任何消息。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一切代价来打探这些文件的内容。如果不是非常需要抄一份副本，我是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的。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舅舅。’
“‘你就把协定锁到你的保险柜里吧。我先叮嘱你一下，你必须到别人都下班走了再抄写，以免被别人偷看。你抄好后再把原件和副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上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当时就你们两人在场吗？”
“是的。”
“是在一个大房间里吗？”
“房间有三十英尺见方。”
“你们是在房中间谈的话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大吗？”
“我舅父说话的声音一向很小，而我几乎没说话。”
“好了，”福尔摩斯眯上双眼说，“你继续讲吧！”
“我完全遵照他的叮嘱行事，耐心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有个叫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点公事没办完。于是我让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而我自己先去吃晚餐了。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忙从保险柜里拿出文件，想尽快抄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回沃金，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把这份协定拿出来一看，就觉得它确实很重要，舅父并没有夸张。不用细看，我就知道内容是有关我们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的。这份协定同时还预定了一旦在地中海的法国海军跟意大利海军相比占完全优势时，我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名。我大概翻了一下后，就坐下来抄写。
“这是份用法文写成的文件，很长。有二十六项条文。我用最快的速度抄，可到九点只抄了九条，我当时想，看来是赶不上十一点的火车了。由于劳累了一整天再加上晚饭没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昏沉，很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一下脑袋。楼下有个看门人，他整夜都守在小门房里，按惯例，他应该给每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煮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令人奇怪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她是个身材高大、长相丑陋的老婆婆，腰里系着围裙。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打杂。我便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更困了，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圈，活动活动了一下双腿。可咖啡迟迟没有送来。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便打开门，想下楼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办公室出来就是条笔直的走廊，光线很暗，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是一条转弯的楼梯，楼梯下面的过道旁就是看门人的小门房。楼梯中间有个小平台，小平台右边另有一条楼梯通向侧门的走廊。这个侧门是专供仆役用的，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来上班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简图。”
“请继续说吧，你说的我都记清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您注意，下面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所在了。我走下楼梯，看见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烧开溢到地板上了。我提开壶，熄灭了酒精灯，正想伸手去把那个睡着了的看门人摇醒，忽然他头顶铃声大作，他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迷迷糊糊地望着我说道。
“‘我是来看咖啡煮好了没有的。’
“‘对不起，我煮着煮着就睡着了。’他看了看我，又抬头看了看仍在颤动着的门铃，感到非常惊奇。
“‘先生，既然您在这儿，那么，是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刚才的电铃是从您办公室按的。’
“我的心猛地一惊，这么说，有人到我办公室去了。可我那份至关重要的协定就放在桌了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可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办公室也没有人。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样，只是我抄写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偷走了，桌上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搓着双手。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案子已经很有兴趣了。他低声问道：“请问，当时你怎么办呢？”
“我马上想到小偷一定是从侧门上下楼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门，那我肯定能碰到他。”
“他会不会一直藏在办公室或走廊里呢？你不是说走廊的光线很暗吗？”
“这绝不可能。无论办公室还是走廊，都没有藏身的地方，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谢谢，请接着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的样子，知道出大事了，就跟着我一起上了楼。我们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的侧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下楼时附近的钟敲了三下，时间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边说边把这个时间记在了衬衫袖口。
“那晚天很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一个行人都没有，但街尽头的白厅路却还和往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急得帽子都没戴，就沿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边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警察。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不停地说，‘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你看见有人从这里走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我只看见过去一个人，她是一个高高的老婆婆，披着条佩兹利披巾。’
“‘哦，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说，‘没别的人过去吗？’
“‘没别的人了。’
“‘这么说，小偷肯定是从左手边的拐角逃走了。’看门人扯着我的袖子说。
“但我不相信他，我以为他是想把我引开。于是，我问警察：‘请问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但没特别留意她往哪边走了。不过，她好像走得很急。’
“‘她走多长时间了？’
“‘嗯，没走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到五分钟。’
“‘别浪费时间了，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大声叫道，‘请相信我，这事绝不是我老婆干的。我们还是去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他说着，就向另一头跑。
“我马上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哪里？’我问他。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但你别太武断行事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或许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就照他的意见去做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急忙往那边跑。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行色匆匆地想在这细雨之夜早点回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我们只好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发现。通往办公室的走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如果有人走过，很容易在上面留下脚印。我们检查得很仔细，但半个脚印都没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都下雨吗？”
“雨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九点钟左右进的办公室，她穿着沾了泥的靴子，怎么会没留下脚印呢？”
“很高兴你能这么问。当时我也这么想。原来这个打杂的女工有个习惯，总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把布拖鞋换上。”
“我明白了，所以，尽管那晚下了雨，但她没留下脚印，是吗？这一连串的细节很重要。你们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接着仔细检查了一遍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没有暗门，两扇窗户离地面有三十英尺高，而且插销也从里面插上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天花板是用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只能从惟一的房门逃跑。”
“壁炉是怎样的？”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在我写字台的右边。按铃得到我写字台的右边去按。但罪犯为什么要按铃呢？这真奇怪。”
